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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黄达强
当面对经济决策时，大脑杏仁基底外侧核受损群体可能无法像其他群体一样在决策过程中受周围环境和学习效应的影响，作出所谓的“理性决策”，而是更有可能出现“情感冲动式的决策”。
在当今社会中，周围的世界变得愈加新奇复杂，而我们也几乎每天都会面临形形色色的决策，无论是各种重大项目工程的招标取舍，还是在瞬息万变的股市中做空做多，甚至小到日常生活里柴米油盐的选择，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环境下的经济决策。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作为决策的主体，人都是理性的，决策者会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准则作出决断。尽管这一理论能够解决很大一部分问题，然而，当一些并非完全自私的，甚至是利他现象出现时，理性人假设便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最新的研究表明，人们在面对经济行为的决策时，不仅会进行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分析，也同样会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在实验经济学的信任博弈实验（trust
game）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公平、互惠及利他现象的存在。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通过实验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结合，试图发现产生这种现象的本质。
杰克·范·霍克等人2013年1月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的文章试图通过对大脑杏仁核的相关研究，剖析人们在信任博弈实验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背后的神经基础。早期对于啮齿类动物的研究已经表明，人们在作决策时，杏仁核中的两个子区——杏仁基底外侧核（Basolateral Amygdala，BLA）与中央内侧杏仁核（Central Medial Amygdala，CMA）分别影响着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和情感冲动。而对于人类杏仁核的研究结果也显示，BLA和CMA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对于外界环境的感知和学习过程，BLA受损的个体可能对于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不甚敏感。因此，研究人员猜测，当面对经济决策时，该类群体可能无法像其他群体一样在决策过程中受周围环境和学习效应的影响，作出所谓的“理性决策”，而是更有可能出现“情感冲动式的决策”。为证实这一理论，研究人员在南非选取了不同的样本群体进行考察。实验组样本为类脂蛋白沉积症（Urbach-Wiethe Disease，UWD）患者，这种疾病将导致杏仁核的BLA角质化，即BLA受损群体，并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确认其BLA受损而CMA完好；控制组的样本则为健康人，参与实验的被试在智力、社会地位、收入等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
该研究所采用的基本范式为信任博弈实验，两两配对，两个人分别代表投资人与代理人，他们均拥有一定的初始禀赋S，投资人可以在初始禀赋中选择一定的额度X（0≤X≤S）给代理人；由于投资收益等原因，代理人将会获得3X的额度；而后，代理人在这一额度内选择返还给投资人一定的额度Y（0≤Y≤3X）。这样，投资人最终的收益为S-X+Y，而代理人的收益为S+3X-Y。在理性人的假设下，这一博弈的纳什均衡为投资人选择不投资，而代理人也不返还。然而，在大量现实的经济学实验中，无论是投资者抑或是代理人，往往都会选择给予对方一定的额度。本文所述的研究结果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实验组被试（即BLA受损群体）的投资额大大高于对照组被试的投资额，几乎是后者的两倍。这表明，BLA受损被试在信任实验中表现得更为慷慨。
随后，研究人员设计了另一个风险测度的实验，发现当面对的代理人换成具有固定回报概率的电脑程序，让被试处于一个非社会化的场景，或者说仅仅是纯策略环境时，BLA受损群体的投资额就会大大降低，表现得与健康群体没有显著差异。这一实验排除了BLA受损群体风险偏好异常的可能性，表明在剔除社会环境的状况下，BLA受损对于个体的风险偏好并无影响，即否认了BLA的慷慨表现是因风险偏好缺失这一质疑。另外，研究人员还通过实验与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测度了两种被试群体对于代理人回报额的期望，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并无显著差异。这说明，BLA受损并未使得这一群体对于社会的认识更为“简单、幼稚”，并未影响其对他人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任的判断，因此，也就否定了BLA区域对于信任度的影响。事实上，实验组被试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完全利他，而是一种“病态”的利他倾向。那些BLA受损的群体，在面对投资决策时，几乎都会不由自主地带着一种自己都无法言明的想法作出选择，最终在行为博弈实验中表现得更为慷慨。结合对动物以及人类杏仁核的相关研究，BLA受损使得其主导的调控工具性行为减弱，相应的理性成本—收益分析也得到抑制，在缺乏BLA参与决策的情况下，CMA影响下的情感冲动更多地主导了决策行为，进而致使投资决策中出现这一“病态”的利他行为。
这一研究就行为经济学理论中对于“理性人”假设的批判提供了强有力的生物学证据，对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了补充。尽管该实验本身尚存在诸多瑕疵，如样本群体过少以及对变量的选取略显单薄使得实验结果的说服力稍显不足等，但这一研究思路使得经济学界更加关注经济行为本身的生物学基础及自然属性，而不再仅仅停留在理论假设层面，为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