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显示 收起
医药是“三医联动”中的关键一环，能否降低药品价格，减小药品支出在医疗服务支出中的比重，对医改能否成功至关重要。在今年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对药品政策调整“有话要说”。
强仿，该出手时就出手
“谈及药品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专利药价格昂贵，如何让更多的患者能用上这些专利药？我的建议是强仿，该出手时就出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说。
临床上疗效较好的高特效药多为进口专利药品，如艾滋病和肝炎特效药半数以上是进口专利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特效药销售额2/3是专利药，抗癌药市场则绝大部分是进口专利药。由于价格昂贵，出于财政负担和平衡收支的考虑，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极少纳入专利药品，百姓不得不自费购买这些昂贵的药品。邵一鸣说，近年来，国际上关于药品强仿的法律不断完善，产生了“公共健康高于药品专利”的《修改TRIPS协议议定书》，使世贸组织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和中等收入国家，可通过实施强制许可成功解决药品可及性，应对威胁国民健康的公共卫生危机。泰国、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甚至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多次运用药品强仿条款化解公共卫生危机，缓解了高昂药费给医保造成的沉重负担。例如，2006年年底至2007年年初，泰国政府先后对3种药物发布强制许可，每年节省10.35亿泰铢~16.65亿泰铢，获得药物的患者人数上升12倍；2007年~2012年，巴西政府对治疗艾滋病药物颁布强制许可，节省2.37亿美元。
“过去由于对强仿重视不够，对西方国家贸易制裁存在顾虑，我国的强仿进程一拖再拖。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已修订专利法为强仿扫清了法律障碍，启动强仿呼之欲出。”邵一鸣建议，首先采用分类实施的原则，对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传染病如艾滋病、肝炎和结核病等专利药采取强仿为主的策略，对危及生命的重大疾病如恶性肿瘤采用强仿与自愿仿制相结合的策略，对给人民健康和医疗负担带来沉重压力的慢性病，如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采用自愿仿制和技术转让合作生产为主的策略。同时，还可通过多边和双边机制，协调和推动中国仿制药品和中国药企走出国门，支援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则建议，对仿制药的质量要求和监管应逐渐与国际接轨，制定科学的药品审批审评管理规范，产出高质量的仿制药，在解决我国人民群众治疗需求的同时，做大做强民族制药工业。
用政府之“手”解决廉价药短缺
针对近10多年来一些廉价老药时常发生短缺的现象，全国人大代表、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主任束晓梅建议，在国家药品管理部门增加相应的职能和专门的机构，将短缺药品的管理作为药品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充分运用政府这只“手”进行调控。
据介绍，一些廉价老药出现短缺的关键在于利润低，药品生产、流通企业不愿生产或销售。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仇冰玉介绍，这些药物常出现短缺还因为近年来生产要素成本上涨，新版GMP认证投入、质量标准提高，药品生产成本大幅上涨等因素，也受到基本药物“最低价中标”模式的影响。因此，药品短缺问题完全由市场调节是难以解决的，必须靠政府的干预。
束晓梅建议，国家药品管理部门应开展短缺药品的申报、调查、登记和信息反馈，督促药品生产企业恢复短缺药品的生产，组织流通企业对短缺药品的调拨和配送。同时，完善药品定价、招标政策，建议采取“限高和保低”相结合的定价原则，形成药品价格双向调节机制，对价格低的临床药物及“孤儿药”进行价格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