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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关于转基因技术的争论再次成为了热点。这部分是由于电视主持人崔永元反对转基因技术引起的。崔永元不仅在网络上发出了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声音，他还赴美国拍摄了一部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纪录片;而且，在今年召开的政协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份提案，要求禁止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并立即终止种子企业的转基因项目。
崔永元错了。
这不仅仅是因为崔永元在辩论中使用了奇闻轶事式的“证据”(例如所谓的“不明病原体”)而不是符合科学标准的证据，也因为他并没有理解转基因技术的实质：在本质上，转基因技术是传统的农作物育种技术的延续，只不过更加精确、效率更高。
在发明农业之后的漫长时间里，人类偶然发现了改良农作物为人类服务的秘密，那就是淘汰不“好”的农作物，保留“好”的农作物的种子加以种植，如此反复。人类按照这个经验法则培育出了今天我们食用的农作物。
19世纪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发现，这个经验法则其实就是人类充当了进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的力量;和达尔文同时代的奥地利人孟德尔为遗传学奠定了基础。这些发现改善了农作物育种的效率，但是仍然不够高效。直到20世纪人类在分子层次上破解了生命的秘密，即所有的生命都拥有以DNA为载体的“生命蓝图”、而基因是这份蓝图上的功能单元，科学家才具备了高效地改良农作物的能力。
如果改良农作物就像一场目标是拿到一手好牌的纸牌游戏，传统的方法基本就是凭借运气抽到好牌(好的基因)积攒起来，而转基因方法允许你直接从一堆牌里挑出好牌拿到手里。两者的相同点是拿到了好牌(所以转基因技术是传统的农作物育种技术的延续)，不同点是转基因方法拿到好牌的效率非常高。以往需要耗费农作物育种专家毕生精力才能达到的目标，如今凭借转基因方法可能只需几年。
所以，从“拿到一手好牌”的结果的角度去看，传统育种技术和转基因技术并没有多少差异。也正是因为如此，认为转基因技术必然不安全的想法是错误的。传统育种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至少是一样的，只要善加利用，转基因技术因为更精确，也就可能比传统育种技术更加安全。正如由包括2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众多科学家签署的一份科学家支持农业生物技术的声明指出的，通过这类生物技术向生物中加入新的基因并不必然比更传统的方法带来新的风险或者更大的风险。这是国际科学界公认的结论。
而在效率方面，转基因技术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尤其是中国目前面临着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以及气候变暖带来的不确定性，转基因技术在促进粮食保障方面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而且它已经起到了。例如，具有抗虫特性的转基因棉花已经大幅度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这不仅节省了资源，也减少了农民因为喷洒农药而中毒的情况。
考虑到中国面临的这些压力和不确定性，再加上转基因技术的国际竞争已经十分激烈，放弃转基因技术是极为不明智的举动。然而，从国外“进口”的反对转基因技术的思潮已经对其产生了阻碍作用。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去年以来，全国许多地区的科学的支持者自发组织起来，举办了多次转基因大米品尝活动。
这种品尝活动并不是为了“证明”转基因大米的安全性，因为他们品尝的转基因大米是已经获得了国家颁发的安全证书的品种，其安全性早已经得到了验证。这类活动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从草根层次上支持科学技术的进步，看上去这已经取得了一些效果和影响力。
但是这远远不够。为了防止公众对转基因技术产生误解，为了促进国家发展转基因技术的既定政策，需要有更多的人以科学而负责的方式向公众解释转基因技术。科普作家方舟子长期以来致力于消除人们对于转基因的误解，最近，国内的一些生物学家也开始站出来批驳反对转基因的论点，这是一个良好的迹象。
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学家站出来向公众解释转基因技术。从短期来看，这可能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人们对转基因已经有了一定的误解和成见;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样做不仅对科学自身的发展有益，也有益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发展。正如农业部长韩长赋在今年两会的记者会上指出，“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出路就是必须走科技创新之路，这里面也包括我们要在转基因这项高新技术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要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为了确保中国能够拿到这样一手好牌，现在是中国的科学界发出支持转基因技术的更大的声音的时候了。(作者伍忆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