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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Science发表的多项研究指出，世界各地的动物因栖息地丧失和全球气候异常而消失或减少，它们不仅包括长臂猿、猩猩以及各种狐狸、熊和犀牛这些备受关注的大型物种，还包括甲虫、蝴蝶、蜘蛛和蠕虫等一些不起眼的无脊椎动物，并且当前的灭绝速度令人咋舌——至少是人类出现之前的1000倍。由此，《今日美国报》网站发表题为《地球正处于第六次大灭绝中》的报道称，人类正处于地球生物第六次大灭绝中。
第六次大灭绝是相对于此前地球史上出现的5大生物集群灭绝事件而言的，根据化石记录，地球上曾发生过至少20次明显的生物灭绝事件，其中有5次大的集群灭绝事件，即奥陶纪末期、泥盆纪末期、二叠纪末期、三叠纪末期和白垩纪末期的生物大规模绝灭。可以说，如果这个概念成立，将意味着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已经上升到与外星撞击地球、剧烈火山活动、气候变冷或变暖、海进或海退等最强大的“宇宙蛮力”同一级别的程度。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表示，有多方证据显示地球目前的确处于物种快速消失的阶段，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说法是否成立尚无法定论，也是在给人类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敲响警钟。
警钟敲响
2013年10月，安娜莉·内维茨在《分散、适应与回忆》一书中写道，在过去4年里，蜜蜂蜂群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变化。在养蜂人无助的注视之下，这些群居昆虫原本所具有的机器一般的效率退化成为无法解释的混乱：工蜂飞走后再也不会回巢，幼蜂在蜂巢中漫无目的地走动，蜂蜜生产完全停止，蜂卵因为得不到照料而死去。自从2007年以来，这种被称为“蜂群崩溃综合征”（Colony Collapse Disorder，简称CCD）的现象每年冬天都会使蜂群数量减少大约30%。
“虽然已经快10年了（CCD第一次报道是在2006年冬天），我们还不知道CCD的具体原因。多数科学家认为是多个因素引起的，其中多数都是人为因素，如人为移动引发的感染新的寄生虫或病原、土地的失去、喷洒农药等引发的营养方面的问题等等。”密歇根州立大学副教授黄智勇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如果蜜蜂灭绝，多数的蔬菜水果（蜂媒植物）就都没有收成了，“只能靠谷物（风媒植物）过活了”。
有专家进一步指出，一旦蜜蜂灭绝，将引发物种灭绝的多米诺效应，因为从苹果到花椰菜的各类农作物都依赖蜜蜂为其授粉。仅在美国，一年因蜜蜂减少传粉造成的损失便近150亿美元。蜜蜂突然成群消失的谜团困扰科学界多年，答案至今仍扑朔迷离。有人引述美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预言，指蜜蜂一旦消失，人类也就只剩下大约四年的存活时间。
蜜蜂的不安也许只是给人类提个醒，还有更多的物种面临灭绝和数量上的大幅减少。在过去35年间，全球人口数量大幅增长（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估计，截至2013年1月4日，全世界约有70.57亿人，而35年前的1980年这一数字约为44.35亿人，增幅59%），但无脊椎动物的数量同期（近35年间）减少了45%。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CITES公约中国科学机构）常务副主任蒋志刚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事实上，在最近的一次中学生夏令营上，我刚刚跟他们讲到这件事情，第六次大灭绝正在向人类发出警告”。
“人类没有超越地球生态系统，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地球其他物种。物种不正常的快速灭绝已经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若局面得不到扭转，人类很难独善其身。”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顾问孙全辉对《中国科学报》记者如是说。
自从人类出现，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由于人类只注意到生物源的实用价值而对其肆意开发，而忽视了生物多样性间接和潜在的价值，使地球生命维持系统遭到了人类无情的蚕食。自1500年至200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就列出了784个已灭绝物种。不过，有很多实际灭绝的物种都没有记录，一些科学家估计，现今物种灭绝的速度是地球演化年代平均灭绝速度的100倍。
生存问题已从人类的范畴扩展到地球上相互依存的所有物种，许多人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我们能留给下一代什么？是尽可能丰富的世界，还是一个生物种类日渐贫乏的地球？
矛盾依然突出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一直致力于保护生态环境，推进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立法建设。她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目前在动物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的工作中，仍有重重困难，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突出。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自然保护区内本不允许耕种、偷猎，但这种现象却在多数保护区内非常普遍。”解焱说，他们每次都能从保护区内清理出大量捕捉有蹄类动物的套子，而最可气的是，明明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保护区的主管部门对此并没有足够的重视，甚至睁只眼闭只眼，默许类似的事情发生。
解焱告诉记者，多数时候执法人员或者环保官员都不愿意因为环境问题去“得罪”人，致使保护区内实际上处于无序监管的状态。“当前对环保部门官员、工作人员的评价机制亟须多元化。”她说，“只有当‘保护区内种群数量是否有所提升’‘物种是否保持丰富’等作为官员是否合格的评判标准之一的时候，政府保护自然环境的决心才能释放出强大的动力。”
不过，让解焱感到无奈的是，当前社会发展阶段下，各国仍然以经济建设为重，纷纷设立更高的经济增长目标，而对环境、资源、物种的保护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蒋志刚告诉记者，全国各地的矿物开采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仍然很大。“有矿还是要开，各地方政府很积极，业主也很积极。”
此外，修路是另外一大威胁。在“村村通”目标的指引下，交通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规划路网，“只要不通公路的地方，都规划上一条公路。”蒋志刚说，曾经的“死亡之海”罗布泊都通上铁路了，“遍布的路网确实给人的交通带来了方便，但对动物栖息地是一种破坏，给它们的日常活动带来障碍。”
“现在就是一部分人讲保护，一部分人讲发展。讲保护的还强调可持续发展，讲发展的只管发展，好像环保不是他们的责任。”蒋志刚说，近年来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但“保护给自然环境带来的贡献，永远赶不上破坏的脚步”。
“人类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现代化？一味发展经济，空气、水、土地的质量却一直在下降，物种在消失。”解焱说。
人类角色
英国生物学家珍·古道尔在她的《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中写道：“如果想要与其他物种继续共享地球，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的物种需要我们人类施以援手。”“唯有帮助，它们才能被拯救。不，唯有帮助，我们才能都被拯救！”
蒋志刚告诉记者，我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顶层设计上拥有改善的决心，但在具体的落地方面，仍待进一步的探索。
“比如划生态红线，具体怎么做还需进一步实践。”蒋志刚说，有的地方到处是“红线”，划了和没划一样；有的地方干脆直接把某个区域用“红线”圈起来，这也有问题：里面的人怎么办？
“生态红线落到地面上是最重要的。现在还是在理论研究阶段，很难落实。”蒋志刚说。
受访专家认为，并非发展与保护不可兼得，但前提是是否人人都有保护意识、是否愿意承担保护责任。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目前正在积极推动联合国把动物友好型发展方式纳入世界各国的基本政策，提高公众的动物保护意识，推动更多人践行动物友好型的生活方式。”孙全辉说，“我们坚信，保护动物就是帮助人类。”
北京大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在读珍·古道尔《希望》一书后写道：“与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物和谐相处是人类的必修课，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是不合格的学生。人类努力帮助濒临灭绝的动物种群恢复，既是亡羊补牢，也让我们心存希望。然而，人类自律自己的消费和扩张，给野生动物留有一席生存空间，仍然是自然保护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