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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都记住了APEC蓝。雾霾大，风吹一下就能消散；水体污染了，随着流动，或者把住源头，注意治理，几年十几年也能变好，国内外都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可是一但土壤被污染了，那就是天长地久的，可不是那么简单能恢复的。”在11日举行的土壤与生态环境安全论坛上，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的一席话，向人们敲起了警钟。
今年是第68届联合国大会确定的“国际土壤年”。为了让全社会深刻认识土壤在我国农业发展、粮食安全、基本生态系统功能方面的重要性，中科院、中国科协、农业部和环保部联合举办了土壤与生态环境安全——“国际土壤年在中国”战略与决策高层论坛。
土壤安全已影响国家安全
“土壤作为大部分污染物的主要消纳地，其环境质量受到显著影响。”在论坛上，李干杰说，去年4月，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发布公报，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
从事土壤研究60多年的中科院院士、中国土壤学会原理事长赵其国在论坛上说，我国在土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土壤资源减失，退化加速；肥力失衡，耕地需加培育；污染加速，区域污染突显。他特别指出，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重大地球化学灾害和污染隐患突出，土壤地球化学状况恶化趋势加速。无论是直接的土壤污染，还是由土壤污染导致的大气、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最终都将对动物和人造成危害。
“土壤安全问题已严重制约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水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进而影响到国家安全和国际履约能力。”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尚勇强调，如何围绕土壤安全，协调发挥土壤的生产功能、环境保护功能、生态支撑功能，既是土壤科学的国际前沿课题，也是我国紧迫的现实需求。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在论坛上特别引用了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耕地的一段话，我们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绝不能有闪失。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我国耕地质量整体偏低
作为农业部副部长的张桃林在论坛上是从农业发展的角度谈论土壤问题的。
他首先向与会者介绍了我国农业的新常态：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需关系已由20世纪90年代的“总量平衡、丰年有余”转变为目前的“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短缺、长期性偏紧”的格局。虽然我国目前粮食产量已登上6000亿公斤的台阶，但预计到2020年，粮食需求量将超过7200亿公斤。
一方面是我国的粮食产量需要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却是我国耕地由于过度开发和消耗导致的质量下降。张桃林说，我国耕地质量整体偏低，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为50%左右，远低于欧美等国70%—80%的水平。中低产田占2/3，坡耕地约占40%，土壤养分失衡比较普遍。而且一些地区土壤退化问题严重，部分耕地因受到中重度污染已不宜耕种粮食作物。
张桃林认为，要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以“持续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和“一控两减三基本”（农业用水量和水质安全控制，化肥和农药减量使用，秸秆、畜禽粪污、农膜基本循环利用）为目标，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生态保育型农业。
土壤监测需要更科学
张桃林提出，我国在农业资源环境监测评估方法上还需进一步完善。
他以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为例说，2014年环保部等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结果表明，全国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达19.4%，其中重度污染点位占1.1%；而1999年国土资源部完成的我国中东部主要农耕生产区的调查结果表明，12.1%的土壤存在潜在的重金属污染生态风险；农业部2001年以来对一些重点区域耕地土壤先后进行了4次调查，结果则是总超标率为10.2%。“之所以出现上述差异，究其原因，第一是由于调查的目的、方法、采样点的布局选择和采样密度有差异，第二则是由于评价指标体系尚不健全”。
张桃林说，由于我国现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主要以土壤重金属全量为依据，没有充分考虑对污染危害起关键作用的土壤重金属生物有效性及其主要影响因子，因而评价结果往往不能准确反映土壤和农产品重金属污染的客观现实，所以“土壤重金属超标而农产品不超标”与“土壤重金属不超标而农产品超标”的现象时有发生。
中科院副院长张亚平在论坛上也强调了要科学治土：要建立我国主要生态脆弱区土壤生态功能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方法，开展土壤生态功能综合提升的技术示范与推广。在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及安全利用上，要制定土壤环境质量基准与标准，研制高效修复制剂及修复设备，构建污染土壤修复与安全利用集成技术模式，建设一批国家级综合治理示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