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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禁烧令和关于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政策不断出台，但似乎并没取得预期的效果。接下来，如何“堵”，如何“疏”，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
“您现在有时间吗？”
“我现在还在庄稼地里，不过说话还算方便。”
此时已是晚上八点十七分，和《中国科学报》记者对话的是河南省某县的地方官员张东。他不是农民，却胜似农民。
秋收大幕已拉开，农民忙着收割庄稼，而以张东为代表的地方官员也没闲着。他们没在办公室里办公，而是和农民们“同甘共苦”，蹲在庄稼地旁边的大条幅下，头顶着“利用秸秆光荣 焚烧秸秆可耻”的标语，时不时向远方眺望。
近年来，随着农作物产量的增长，我国农作物秸秆数量不断上升。数据显示，预计到2020年我国主要农作物秸秆理论资源量将达到4.8亿吨，年增长率约1.1%。
理论上而言，秸秆的利用价值非常大，但农民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眼中，农作物收获后就要很快处理掉秸秆，而烧掉是最省事、最省钱的办法。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的禁烧令和关于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政策不断出台，但似乎并没取得预期的效果。接下来，如何“堵”，如何“疏”，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
年年禁 年年烧
张东和部分官员在庄稼地头已经待了一个多星期了，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防止农民燃烧秸秆。“最晚的时候凌晨才能回家。”张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上面有规定，怕污染环境，不让农民们燃烧秸秆。”
多年来，由于收割后的秸秆难以处理，很多农户选择在田间一烧了之。秸秆焚烧后引起的烟尘遮天蔽日，黑烟滚滚的景象让人心有余悸。
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环境保护部、能源局等部门，分别出台了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禁止焚烧秸秆、促进生物质发电等文件。2014年9月30日，发展改革委、农业部和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方案（2014-2015年）》。
此外，地方各级政府也在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力求农田不冒烟；而农民则千方百计地烧掉秸秆。结果是秸秆禁烧工作年年抓，而秸秆焚烧现象年年发生。
于是，在张东周围就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天苍苍，地茫茫，禁烧战斗已打响；镇村干部上战场，家家户户去宣讲；口干舌苦嗓子痒，秸秆禁烧记心上；夜夜巡逻到天亮，吃住都在田边上；四面八方要瞭望，田间不能现火光；伴星星，晒太阳，皮肤黑来胡子长；吃不饱，睡不香，个个五官走了样；精神时刻都紧张，纪律处分没商量；火光如被拍照上，一月工资全罚光；大爷大娘你别慌，兄弟姐妹请体谅；虽然着急要栽秧，秸秆运到田埂上；费时费力给补偿，秸秆禁烧树榜样；你有难处我帮忙，只要不烧都好讲。
与此同时，环境保护部、中科院定期向社会发布卫星遥感信息，不少地方通报秸秆禁烧情况，一些焚烧秸秆的责任人受到了处罚等。
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周宏春研究组调研报告显示，在2014年秋季，卫星监测到的着火点比以往年份更多一些，仅9月29日至10月5日7天，11个省份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火点74个。居前4位的省份为山东、河南、辽宁、河北，每公顷耕地上火点数分别为23、22、6、6个。
禁烧效果缘何不好
当时有媒体报道，河南省环保厅组织7个督导组，对全省秸秆禁烧情况进行了巡查督查，发现着火点7893个。发现的共性问题有：一是火点多，过火面积大。部分市、县的公路两侧狼烟四起，火光冲天，气味呛人，土地因烧秸秆而一片焦黑；个别地方过火范围长达数十公里。二是地方政府没有切实履行好协调监管职责。三是对秸秆禁烧的宣传不够，农村看不到夏季秸秆禁烧的宣传场景和标语。
在我国，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是个大难题。从李鹏到朱镕基，再到温家宝，三任总理，发了若干个批示要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发文力争到2015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生态农业专家、弘毅生态农业模式发起人蒋高明在2013年调查发现，当时利用率还不到40%。
虽然秸秆用途很多，包括还田用作肥料，青贮用作饲料，做蘑菇基料；造气、造粒或生产燃料棒用作燃料；以及用作编制手工艺品、人造板和电厂原料等，“但在农民力所能及范围内又能获益的用途并不多，也缺乏对农民有吸引力的商业模式。”周宏春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一些地区尚未形成规模化种植；受收割机类型、地块大小和地势起伏等条件影响，一般要留出8~10公分高的麦茬。农民在把小麦、玉米等作物抢收到家后，还要再把秸秆捆扎搬离田间，既没有时间也有些力不从心；而留在田里的麦茬又必须除掉，否则不能种下一茬。“不烧怎么办”是农民的无奈选择。
以前常说“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蒋高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劳动成本提高，现在老百姓十里都不愿运草。
同时，由于秸秆收购季节性很强，如果缺乏技术和资金支撑，企业利用秸秆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张东表示，“企业收购的价格比较低，农民不愿意卖，但还田的成本还偏高。”
研究发现，秸秆粉碎还田，撒腐蚀剂、旋耕和增水作业的成本在每亩130元左右。
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平看来，目前各种利用方式的政策支持情况有所不同，其中，推动能源化利用的政策虽然最多，但并不完善。例如，财政部颁布的《秸秆能源化利用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只是对秸秆能源化利用项目中属于并网发电的部分进行扶持，对非发电部分的补贴并未提及。
如何堵 如何疏
随着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秸秆的传统利用方式正在发生转变。
在蒋高明看来，秸秆直接还田是个好思路，“但成本增大了，农民接受不了，就地焚烧，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通过养牛‘过腹还田’变成有机肥再改善土地质量最科学”。
“我们1.2亿公顷农田除生产5亿吨粮食外，还产生约7亿吨秸秆。这实际上就是个巨大的‘粮食仓’‘化肥厂’和‘能源库’。7亿吨秸秆可换回1亿吨牛肉，1千克肉相当于5斤粮的热量，扣除养殖过程中的成本损耗，相当于增加3亿吨粮食。有机质还田还能够养地固碳，杜绝焚烧又保护了生态环境。”蒋高明解释道。
而对于饱受诟病的补贴政策，专家一致认为，应调整补贴对象和补贴环节。《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出台的补贴政策主要是项目制，并非每年都有。项目补贴对象是公司，没有覆盖产业链。而且，对项目的关注又集中在前期。
“从解决问题入手，需要将补贴分解到产业链各环节，如对开展秸秆还田的专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购买生物秸秆腐蚀剂等行为进行补贴；加大对改装秸秆粉碎机、购买全喂入式收割机，以及可旋耕的大马力拖拉机等农用机械进行补贴等。”周宏春说。
国际绿色经济协会执行会长邓继海则指出，从市场层面讲，为什么我国秸秆的综合利用总是不能脱离补贴，总是不能形成产业规模和集群化效应，也不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原因就在于只关注综合利用，而不是将其作为产业来推动。”邓继海认为，秸秆产业化与综合利用，其根本区别在于综合利用只是循环利用，产业化一定是符合市场价值的。
对此，国际绿色经济协会日前成立了我国首个秸秆产业化联盟，提出打造中国秸秆产业化托拉斯发展模式。邓继海介绍说，联盟提出的产业化核心理念，就是要使秸秆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绿色经济的一个重要类别。
“通过政策激励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发展，通过加大执法力度倒逼秸秆焚烧行为的改变，将处罚的‘堵’和给出路的‘疏’有机结合，只有农民有了主动性和积极性，我国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周宏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