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物芯片
北京国家工程中心主任 程京
访问者：本报记者 姜炯
《科学与健康》：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访问了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中心，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程京：在胡锦涛总书记来我们中心视察的时候，我们就
遗传性耳聋问题向总书记作了汇报。统计学数据表明，先天性疾病中，耳聋和唐氏综合征的数量并驾齐驱。现在产前检查中有“唐筛”一项，但没有“聋筛”。我们呼吁尽快落实政府
采购，让利于民。因为目前的模式要经过很多中间商，价格抬高，而且推广速度也太慢。因为孩子的出生是不等人的，这就意味着每年有4万个聋儿会生下来。在场的刘淇书记随即指示我们马上拟一个报告上来，如果全国推行有难度，就从北京市开始筛查试点，我们也马上拟文并送达了北京市政府。
一个残疾人背后还有更重大的社会隐患。对于新婚夫妇，一旦
新生儿是残疾人，心理的打击是巨大的。即使可以再生一个，他们也会担心还是残疾人。因此，家庭往往会解体，他们谋求重组家庭，以期生育健康的孩子。夏家辉院士给温家宝总理的信中就专门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话想告诉社会，比如一对聋人夫妇结合生下的孩子不一定是聋人，一对健康夫妇生下来的孩子也许是先天性耳聋。但是我们没有十分得力的途径。
《科学与健康》：能否介绍一下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中心承担“863”项目的情况？
程京：“863”重点项目“生物芯片仪器和试剂”是国家通过科技部的支持，定向研发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同时在国际上处于先进甚至领先水平的技术或产品。为此， “863”计划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都对我们的生物芯片开发给予了支持，算起来已经有10年时间了。
回顾10年来的研发成绩，无论从医疗器械认证许可、专利证书、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的取得情况，还是国内外的销售情况，我们都向国家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仅专利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112项国际专利，但是只看专利的数量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专利中，有70多项实现了产业转化，转化率达到60%以上，远远超过国际上20%的平均值。
去年到今年，是生物芯片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简称SFDA）获得注册证书的一个大年。此前，我们的仪器已经拿到了注册证书。但是没有芯片，仪器是无法使用的。截至今年，我们已经有“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17种分枝杆菌菌种鉴定”、“
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检测”和“系统性自身免疫疾病检测”四个芯片产品获得了SFDA注册，部分也获得了欧盟的CE证书。
这些产品在技术上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国际上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都没有在我们之前开发出获得官方认可的同类产品，我们的产品可以说是独一无二。此外，我们在科研芯片的自主研发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比如基因层次的“HLA基因分型检测”，蛋白层次的“转录因子活性检测”，以及细胞层次的“细胞迁移实时定量监测”等等。2007年，我们的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这也是生物芯片领域首次获得该奖。
除了内在的科技水平，外观工业设计我们也十分重视。2009~2010年，我们以仪器为主的一批产品，获得了中国工业设计的最高奖——红星奖；今年，又首次获得国际工业设计的最高奖——红点奖。
我们有理由说，从今年开始，中国的
临床诊断用基因芯片水平从国际先进水平，跃升到国际领先水平。这里所说的领先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领先，还有市场投放上的领先。此前的高技术产品，总是在发达国家先投放，然后历时多年才会进入中国。而从我们开始，这个局面得到了扭转，这是我们国家追求了多年的梦想。
《科学与健康》：在中国，基因检测还是个新兴事物，从中国国情出发，其临床意义和社会意义有多大？
程京：在中国，基因检测对于很多亟待解决的卫生问题意义重大。比如，我国用药的规范性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虽然实行了药物处方制度，但是民众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总能通过一些途径买到处方药。特别是一些抗生素，这也从一个侧面助长了我国抗生素的过度使用。
没有一个人愿意伤害自己的身体，只有宣传力度的不够，才导致“不知者无畏”。动辄使用价格昂贵的高端抗生素，一旦造成耐药，最后的结果是他将再无抗生素可用。而解决之道是，通过基因检测这样的手段，确定他的感染源
微生物对哪些药物敏感，对哪些药物耐受，这样既节省了药费，又能为将来可能出现的耐药留出空间，因为届时还可以选用高一档次的药物。如果明确地将这些知识告知患者，我想没有一个患者愿意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其中的症结在于宣传不足：无论是政府层面的宣传、临床层面的宣传，还是媒体层面上的宣传，力度都是不够的。
患者的随意用药、医师的随意开药，造成的不仅仅是金钱上的问题。医师为患者开高档广谱抗生素，并不一定都是为了提高药品收入和获取回扣，也许他只是想让患者早点康复，但一旦造成广谱耐药，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出现广谱耐药的患者所携带微生物传染开来，整个社会将危在旦夕，因为届时我们将面临无药可用的局面。我们的民众千万不要以为有用不尽的药物，因为微生物基因变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人类研发相应抗生素的速度，所以要非常珍惜我们现有可以使用的药物。
大众在医学方面的知识十分有限，他们都是听医院的。但是谁去监管医院的行为呢？我们期待政府出台一套严格的审查制度，比如对处方和病案的抽查：重点了解医生是否询问患者之前服用过什么药物，是否进行相应的耐药检测，高端抗生素的处方依据是什么……配合审查制度的，还应该有一套奖惩制度。一旦发现医生随意用药，甚至应该吊销其执业证书。
《科学与健康》：对于基因诊断，有些专家认为是目前最可靠的诊断手段，但也有专家说基因诊断技术真正达到可靠水平，至少还要几十年。对于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你怎么看？
程京：我们的基因诊断技术，能保证最快、最准地检测已知与疾病相关联的突变位点，能保证通过这些检测所作出的诊断报告可信。但是众所周知，人类的认知是无穷尽的，对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与疾病有怎样关联的基因位点，我们无法保证其不会导致人们患病。以我们的遗传性耳聋检测为例，我们检测能覆盖的是同时检测4个基因中的9个基因突变位点。如果说还存在其他我们没有认识到的致病基因及其位点，我们在现阶段就无能为力了。如果患者因这样的未知基因而致聋，只能说我们的科研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开展下去，我们对新的基因突变认识之后，再把它们加入我们的检测。
对于基因诊断，既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患者花了那么多的钱，但是一针打下去，还是因为未知基因而致聋，情感上就很难接受，因此提前了解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就很重要。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不过是近10年的事情，现在我们正在开始普及相应的教育。如果说哪个国家比我们发展水平超前很多，也不尽然。关键是宣传的力度，我们与国外比相差很多。传播的途径一定要拓宽，比如我们国家自己制作或译自“发现频道”的最新科技产品的科普片，不要只在中央电视台十套播出，应该在经济频道、公共频道也播一播，应该在黄金时段也播一播。政府还应该制作一些宣传光盘，在社区分发一下。
《科学与健康》：但是基因诊断对于我国国民的消费水平，是不是比较昂贵？
程京：有人认为基因诊断的价格昂贵，这只是暂时现象。因为基因诊断是新兴事物，相对于传统诊断，它的量是小的。随着使用量的提高，价格自然就会降下来。降低医疗成本，不能仅仅计算一次检测的成本。我们在没有耳聋之前作一次检测，或者在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作一次检测，目前花费也就是1000元以内。但是如果对自身基因不了解，从而生下了先天耳聋的孩子，或者给药物致聋的人使用了相关药物，其结果只有一个——终生丧失听觉。听觉一旦失去，就是永久不可逆的。这样的残疾人，植入一个人工耳蜗要花费10万元至20万元，而国家对于一个残疾人的负担还远远不止于此。有一个报告表明，我国平均为一个残疾人一生付出的各项花费为70万元左右。
很多事情需要各方的合力才能推行，比如输血的检测。长久以来，我们对于血液只有抗体检测而没有核酸检测。而作为一个刚刚感染诸如
艾滋病、
乙肝、
丙肝、梅毒等疾病的患者，其血液中的抗体也许尚未生成，如果在这个阶段采血，就会将其视作健康血液。而这种血液一旦为用血者输入，其必然会感染。血液的核酸
检验，通过人大提案已经呼吁了3年。今年卫生部组织专家论证，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血液的核酸检测。没人会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如果告诉他，作过核酸检测的血液比只作过抗体检测的血液昂贵，但至少能规避其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的风险，我想没有人会吝惜那一点钱。
作者：
201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