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因病住院8个月后首次公开发表署名文章，批评美国大力发展乙醇燃料的政策是与发展中国家争夺粮食。卡斯特罗的文章使布什能源新政中利用玉米生产乙醇这一替代能源的举措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原因是美国总统布什在1月23日发表国情咨文时提出，到2017年，美国生物燃油等替代燃料的产量将达到350亿加仑，是现行目标的近5倍的能源新战略。
美国是地道的“汽车王国”，汽车消耗了2/3的石油，石油是美国的机体的“血液”应该说是毫不夸张。布什从去年国情咨文的明确“能源自立”目标的“先进能源计划”再到今年“10年内缩减20％”的“加强能源安全的计划”，反复关注的始终是世人忧心、持续关切的能源安全问题。甚至有的学者将能源安全问题形容为人类的“阿喀琉斯之踵”。
人类的“阿喀琉斯之踵”
能源是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动力基础，涉及到战略资源、领土主权、国家安全、环境变化及经济持续发展。19世纪中叶，石油资源的发现开创了能源利用的新时代。由于石油具有燃烧值高、灰分少、便于运输和使用的特点，上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超过煤炭；60年代石油就占据了世界能源消费的首位；1973年更是达到了53％。这是继柴草和煤炭转变后，能源结构演变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一场具有时代意义的能源革命，对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全球每天消耗石油约8400万桶，石油、天然气约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70％。所以世界第四大石油公司戴维斯公司第二任掌门人格雷格说：“所有根本性的变革，从工业革命到今天的信息革命，其基础皆是能源。如果没有能源，电脑又能干什么？现在整个世界依靠石油才能运转，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掌握了命脉。”
有鉴如此，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主席丹尼尔·耶金(DanielYergin)认为，20世纪战争史在一定意义上是能源资源的争夺史。他所著的《石油风云》一书生动地描述了二十世纪的石油发展史，认为二十世纪战争多为能源的争夺而引发的，而战争的胜负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交战双方最终对能源的占有。丹尼尔·耶金指出，当内燃机取代了马匹和以煤为燃料的火车机车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使石油成了国家权力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论是远东和欧洲，石油都是影响战争过程的关键因素。日本偷袭珍珠港就是为了攫取东印度的石油资源而保护其侧翼；希特勒入侵苏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目的就是为了夺取高加索的油田；战争后期德国和日本的燃料库都已耗尽，而美国在石油方面的优势则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而标志着古老欧洲帝国强权结束的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也是为了石油。“石油权力”贯穿着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把迄今为止处于国际政治边缘的国家推上财大气粗的地位，在以石油作为经济增长基础的工业化国家中掀起了深刻的信心危机。石油也是20世纪90年代冷战后时代的第一个危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核心。因此，石油作为一种商品不仅与国家战略、全球政治和实力，而且还与国家安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由此，能源安全，实际上是石油安全问题也就随之浮出水面。
实际上，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能源安全问题就开始出现。早在1913年，英国海军开始用石油取代煤炭作为动力时，时任海军上将的邱吉尔就提出了“绝不能仅仅依赖一种石油、一种工艺、一个国家和一个油田”这一迄今仍未过时的能源多样化原则。伴随着人类社会对能源需求的增加，能源安全逐渐与政治、经济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两次世界大战中，能源跃升为影响战争结局、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法国总理克莱蒙梭曾说，“一滴石油相当于我们战士的一滴鲜血”。可见，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在那时便已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在经济全球化日趋深化的今天，能源已不单纯是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而已成为带有全球性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军事问题，它关系各国的经济命脉和民生大计、世界和平与稳定、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
石油，之所以被人们冠以“黑色黄金”的美称，是因为它与生俱来的能源特性—不可再生、不可或缺，而关乎国计民生。因而除了不断增长的需求外，在当前的情况下解决石油安全必须面对以下现实：世界上的大多数经济体均主要是以烃基的能源消费结构；矿物燃料通常位于地理上难以达到、地质上难以开发的地区；尚缺乏足够多的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及装备来满足迅速革新的需要；世界上大概2/3的油汽储藏在限制准入或完全对外资关闭的国家，其中这些国家的国有石油公司拥有世界已探明储量的50％；另外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不断加大控制力度的例子也屡见不鲜：进一步限止资源的商业化、复审合同甚至直接没收资产、石油国有化、中断供给、对石油产品补助、参加控制能源供应的集体谈判等等。
我们还要看到，石油安全系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一是消费者的安全—石油的稳定供应；二是生产者的安全—石油的合理价格；三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共同安全—石油运输通道的畅通。不管是战争时期抑或和平时期，由上述三个要素构成的石油安全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世界上的如印度等新兴国家对石油的渴求及参与国际石油业的竞购、对要害地点遭受恐怖袭击的恐惧以及对毁灭性飓风的害怕，这些总是牵动世界的神经并引起了国际油价的涨落，石油安全在各个国家的战略地位也因此显得越发突出。
地缘政治包括恐怖主义袭击、内乱、地区冲突和自然灾难等因素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油价攀升。“9·11”恐怖主义袭击表明地缘政治并没有消亡；反恐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中东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反而加剧了中东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冲突，油价成了伊朗核问题去年贯穿全年的忠实跟随者；委内瑞拉石油工人的大罢工或国有化措施、尼日利亚的种族内乱、甚至2004年“伊万”和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均将油价先后吹上了每桶50美元和70美元的大关。
据美国能源情报署(EIA)预计，到2025年，全球石油需求量将达到每天1.21亿桶。不过，20年内近50％的需求增长是无法满足的。正如法国道达尔石油勘探主管所言：“每天1.2亿桶这样的数字永远、永远都不可能达到。”首先，没有那么多的石油。过去10年，全球每年大约消耗240亿桶石油，但全球每年新发现的石油平均不足100亿桶。其次，即便有这么多石油，成本因素也会使人望而却步。《2005年世界能源展望》估计，要将石油提供给消费者，需要投资17万亿美元，比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高出50％。第三，不存在这样的基础设施：能够交付这么多石油而又不会导致价格飙升失控。事实上，全球已没有闲置的开采和炼油产能。因此去年6月，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警告称，35至50年后，全球“可开采石油”可能枯竭，爆发“各种资源战”的风险由此上升。也正是如此，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指出，“当今世界没有其它一个更引人注目的关切能超过需要一个安全、可以承受、清洁能源供应的了。”
能源“新”梦
随着石油成为地球上最重要的商品、现代文明的动力，石油等能源产品从未像今天这样炙手可热，成为众多利益的纠结体；一些国家政府、能源大亨、国际炒家以此为筹码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长袖善舞，演绎出一幕幕兼并收购、制裁反制裁的政治经济大戏。高油价也促成了各国对石油重要性的重新认识。迫于石油安全压力，从去年以来主要
进口国都把能源安全特别是石油安全提到首要位置。各国高度一致的看法是：没有石油安全，就没有经济发展乃至民生大计。用低价换来越来越稀贵的石油资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2006开年伊始，能源议题便跻身一些国家领导人日程表的重要位置：去年1月5日法国总统希拉克提出要对已上升为“世纪重大事件”的“石油后时期”做准备，即重新开发第四代民用核反应堆以加强法国的能源安全。
接着，2006年1月3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推出《先进能源计划》，明确“能源自立”目标。具体内容包括：把联邦政府在替代能源和清洁能源方面的研究投资增加22％，比如不用玉米，而用杂草或木片制乙醇、建设新的核能发电厂、增加使用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等等，还包括研发清洁燃煤技术，开发用于家居、办公和汽车的替代能源，最终目标是争取到2025年替代75％从中东进口的石油。
日本更是不甘示弱。2006年5月29日，日本政府出台了《新国家能源战略》，提出到2030年将石油依赖率从目前的50％减少到40％或者更低，把原油自主开发比例由目前的15％提高到40％。战略报告同时强调，日本要在与中国、印度的能源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
能源安全问题在去年7月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上首次列入“头号议题”。八国首脑认为，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发展伙伴关系，积极就能源需求和供应安全等问题开展对话，对保障全球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建立透明、有效和遵循竞争原则的国际能源市场，应成为全球能源安全战略的基础。峰会通过的《保护全球能源安全的共同行动计划》指出：能源安全保证的条件是分担风险。解决能源安全的方法是：建立石油信息库、提高全球能源市场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此外，在2006年3月24日举行的为期两天的欧盟首脑会议上，各国首脑一致同意建立共同能源政策。继3月出台《新能源政策》和《能源绿皮书》后，10月的欧盟非正式首脑会议又通过了《能源效率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前减少总能源消耗的20％的宏伟目标。
正是在世界各国纷纷寻找、开发、利用新能源之际，美国总统布什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充满期待地指出：“实现使我们能够减少对石油依赖的技术突破已指日可待。这些技术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管理环境，并有助于我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
“让车喝酒”
布什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促进替代能源的发展，其中主要就是增加以玉米为原料的乙醇的生产。燃料乙醇是以玉米、小麦、薯类等含淀粉质植物及糖蜜为原料，经发酵、蒸馏提制而成。发展燃料乙醇替代部分石油已成为布什能源的核心。为推广燃料乙醇，美国制定了积极的经济激励政策，每加仑燃料乙醇可得到51美分的税收返还。早在2001年，美国只有19个州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现在已经扩大到41个州。从2001年到2006年，美国的乙醇生产量也从17亿加仑增长到48亿加仑。据美国国会2005年通过的能源法案，今年美国国内出售的乙醇混和燃料至少要达到40亿加仑，2012年这一数字要达到75亿加仑，布什今年国情咨文再次将目标提高近5倍。
应该看到的是，自从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以来，开发应用燃料乙醇已成新的国际潮流。巴西从1975年开始实施“燃料乙醇计划”，以甘蔗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目前已形成1000多万吨的产能，替代了1/3的车用燃料。2006年巴西生产燃料乙醇175亿升，
出口30亿升。经过近10年的努力，巴西从当时90％的石油消费依赖进口到现在已实现了能源自给，并成为能源输出国。巴西乙醇出口创汇额最近两年来增长迅速，从2005年的7.65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6亿美元。随着巴西、美国等国家积极推广使用生物乙醇燃料，“让车喝酒”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三四十个国家的“时尚”选择。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正在更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广乙醇燃料。
欧盟在去年春天公布的2030年欧盟生物燃料实施计划称，到2030年欧洲将有27％至48％的汽车使用生物燃油。最近，欧洲委员会再次提议要保持欧盟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提出保证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其整体能源结构中从当前的8％提升到20％的目标，生物燃料将至少达到10％。加拿大为支持发展生物燃料，燃料乙醇享受免税政策，并作为温室气体减排计划的重要举措，要求今后10年每年在汽油中调合燃料乙醇约1亿加仑。印度已有12个州和地区指令调合5％燃料乙醇。据悉德国目前已经具备能力将汽车用油总量的1/5置换为生物燃料，而这个到2035年有望达到35％。
中国现在已有4个燃料乙醇生产企业，4家企业产能合计132万吨，成为仅次于巴西和美国的全球第三大燃料乙醇生产国。目前，中国政府部门已制订了“变性燃料乙醇”和“车用乙醇汽油”两个国家标准，用以规范乙醇汽油市场。中国采取国际通行做法对燃料乙醇给予财政补贴和产业政策扶持，每生产一吨燃料乙醇，国家给予2000元左右的补贴，仅2005年国家提供的补贴就高达20多亿元。
乙醇破解美国能源安全之困？
布什之所以在今年力推燃料乙醇替代汽油，也是燃料乙醇目前的自身优势使然。首先，燃料乙醇是一种生物转化的太阳能，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是目前惟一进入市场、应用最广泛、具有较为成熟的技术、可替代石油燃料的大宗可再生生物能源。其次是有利于立竿见影地大幅度节省石油的消耗。有人算了一笔帐，如按照燃料乙醇和汽油1∶9的混配比例，每使用1020万吨经过混配的车用乙醇汽油，就相当于节省了102万吨汽油，而要提炼出这些汽油至少需要300万吨原油。最后是燃料乙醇可作汽油的品质改善剂。MTBE作为汽油添加剂时的价格就非常高，而燃料乙醇在很多指标上已经达到MTBE的要求，将燃料乙醇取代MTBE添加进汽油，实际上增加了汽油清洁、绿化的环境功能。
当然，也有不少人批评布什的能源政策有失偏颇。美国一学者更是语出惊人：乙醇有可能导致全世界饥荒！因为根据美国农业部关于谷物生产乙醇的研究报告，平均每蒲式耳谷物可提取2.5加仑乙醇计算，2006年美国玉米总产为105.35亿蒲式耳，全部玉米生产燃料乙醇的话，可生产263.3亿加仑。换句话说，即使把目前所有的美国玉米全部加工成燃料乙醇，也仅相当于2017当年燃料乙醇计划使用量的75％多一点。然而，美国人的汽车威力远不止如此，美国每年消费1700亿加仑汽油和柴油燃料，即便利用美国全部的谷物耕地生产乙醇，也只能满足每年15％的总需求。而现在世界上有8亿人驾驶汽车，另外却有20亿人正在想办法解决吃饭问题。再加上全球40％的玉米产自美国，出口市场上70％的玉米源自美国，美国在世界粮食经济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据美国农业部统计，美国目前生产的乙醇每年消耗的玉米已经占到美国玉米总产量的20％，而这个比例在2000年仅为6％。这意味着那些本来可以用来出口的玉米随着布什计划的推行、乙醇生产的扩产而不断减少。这就意味着随着一些国家正将粮食“喂”给机器，汽车轮子有可能碾碎穷人的饭碗，我们的冰箱和汽车油箱正在发生一场战争！
而更为现实的是，由于美国大力推广用玉米发展乙醇，造成了玉米价格的节节攀升，并已影响到周边国家的玉米供应，引起了习惯以玉米为主食的墨西哥农民的抗议。而饲料用玉米的不足也把猪肉、牛肉、奶制品等食物价格推高，这就让美国民众为此付出更多的成本。随着玉米价格飙升，有人怀疑布什的“10年内缩减20％”的计划是否会“迫使美国国民从较贵的汽油转到更昂贵的乙醇”？据美国农业部首席经济师的统计，生产乙醇的成本为每加仑2.5美元，这还是在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如果不把补贴算在内，生产乙醇的成本将达到每加仑3.5美元，甚至更高。因此乙醇的生产成本比汽油至少高一倍、可能甚至更多。其经济效益就值得商榷。
更严重的是，使用乙醇燃料是否又会在生产过程中造成更大的污染呢？随着亚洲和拉丁美洲对生物燃料生产的增加，现已驱动了一场“热带农业革命”。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报告，巴西的Cerrado地区在过去的15年中有1000万公顷的林地已经变成了大豆种植园。砍伐森林或通过排干和焚烧湿地来开辟种植地已经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促进了全球变暖以及全球环境面临严重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使用乙醇燃料固然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或清洁一方天空，但对整个地球来说可能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
当然，将玉米用于乙醇燃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2月20日，美国工程专家宣布成功以玉米棒芯为初始原料制成一种“碳砖”，巧妙利用其内部纳米孔，可轻松把相当于纳米孔自身总体积180倍的天然气储存在内，而内部存储压力却只有普通天然气存储罐的1/7，存储密度及压力指标均创下了新纪录，这无疑将极大地推动生物燃料的开发应用。这或许可以让人们吁口气。还要看到的是，虽然能源业的需求会促使农民种更多的玉米而少种小麦和棉花，但事实上美国还有3500万英亩的土地闲置，这些土地都可以用于种植粮食。所以美国生物柴油商会高级总监乔伊预测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这不是种更多作物给能源行业而更少给食物的问题，而将是一个同时增长的趋势。”更何况对于美国来说，假如美国可以不从波斯湾进口石油，这样，美国的贸易赤字每年可减少1000亿美元，美元也可以不再通过中东的石油生产国再流去为恐怖主义和激进的伊斯兰教的传播提供资金，并可以大幅度减少美国在波斯湾部署军事力量的必要了。这些兵力的部署每年要花费600亿美元，这就将海湾石油的实际成本抬高到了每桶大约200美元。而且这还没有算上伊拉克战争及援助中东盟友以色列等的费用。如从这个意义上看，使用乙醇燃料的效益就不言自明了，而且布什似乎正在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美国的能源安全之“结”！
不知是巧合还是直觉，早在70多年前，当《纽约时报》记者问亨利·福特：“什么是汽车燃料的未来？”福特斩钉截铁地说：“是乙醇！”直到现在，亨利·福特所指的那个“未来”仍是我们的“未来时”。现在美国总统布什再次坚定地选择了乙醇，是否真如布什所言的人类“减少对石油依赖的技术突破已指日可待”？早在1908年，美国人就设计并制造出了使用纯乙醇的汽车，在汽油中混合乙醇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生物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又是否直到现在才成为正在发生的历史？人类正拭目以待！
作者：
2007-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