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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8时前后，武昌南湖地区，天气晴好。蔡阿姨离开位于文治街的某处住宅小区，步行去附近的中百超市买菜。这是她每天生活中的必经步骤。“我原打算早点买完菜回家，把家里的被子拿出来晒晒。”蔡阿姨回忆说。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让这一寻常的生活安排陡然生变。
上午9点钟左右，当蔡阿姨付完款离开超市的时候，她发现“天空中已经看不到太阳了”。一种深黄色的雾状气体，在这座城市的空气中蔓延。
从超市到住宅小区，步行又过了20分钟。“天色变化很快，而且越来越暗。”蔡阿姨清晰记得，等回到小区的时候，“除了几个保安在执勤，往日热闹的小区广场，已经看不到什么人了。”
事后，蔡阿姨才知晓，6月11日这一天，一场罕见的灰霾天气突袭武汉，这座素来多雨的城市，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久久未能散去。事实上，同样的遭遇不止于武汉，来自湖北省环保厅的消息显示，当日十堰、襄阳等湖北境内多个地区，出现极端灰霾天气。
而更早时候，6月9日，江苏、安徽等多个地区，出现与湖北“症状”类似的空气污染现象。素来山清水秀的江南地区，遭遇了一次大范围的灰霾侵袭。
从目前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看，极端天气的成因，均指向近期在江南地区百余个秸秆焚烧点。“秸秆焚烧污染是个老问题。”长期从事秸秆回收利用研究的华中农业大学生物质与生物能源研究中心主任彭良才告诉记者，过往也有因秸秆焚烧烟雾导致高速路追尾和航班延误等事故，“但像此次导致大范围的灰霾天气则为罕见”。
本报记者了解到，尽管秸秆等生物质能源的再利用早有尝试，但受限于转换效率偏低，以及秸秆等原材料供需矛盾，为数不少的生物质能源项目呈现的尴尬现状是——回收企业因收购成本较高，难以获得足够的秸秆原材料；作为秸秆提供方的农户，则因收购价格偏低，宁愿一烧了之。
6月12日午后，武汉市区的灰霾逐渐散去。但对于秸秆处理难题的追问，并未就此终结。
灰霾武汉
“今起我市将告别阵雨的困扰，晴热天气将再度来袭，提请市民朋友们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这是一则由武汉市气象局于6月11日上午8时44分发布的早间气象预报。
但很快，武汉市民发现天气的变化，明显出乎预料。当日9时前后，武汉各城区市民，明显感觉到天色突然变暗。
事实上，变化早有征兆。武汉市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显示，6月11日7时起，武汉城区各监测点PM10的小时浓度均呈迅速上升状况。在普通的武汉市民看来，那天呈现在视觉中的，是一种深黄色的雾状气体。
有别于一般的雾霾天气，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物质被焚烧的味道，并伴有明显的刺鼻气味——这一度在市民中引起恐慌。
与之相伴，有关武汉青山一处化工厂氯气泄漏、武钢一处锅炉爆炸等传言，开始通过手机短信、网络悄然传播。一股恐慌情绪快速在公众中蔓延，这迅速引起了武汉市政府、湖北省政府高层的关注，这一天也正值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会期。
很快，武钢集团在第一时间对外辟谣，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分局也对外表示：“青山警方今天上午未接到任何与气体泄漏相关的报警，请大家不要盲目相信一些没有根据的说法。”
与此同时，武汉市气象局率先对外发布天气情况称：“今天上午武汉市大气状态稳定，风速较小，湿度大，出现了逆温现象，不利于近地面层的烟雾扩散，颗粒物累积，形成遮阳层，阳光在污染物中多次折射和反射，导致天空呈现土黄色，形成了武汉的雾霾天气。”
这是武汉官方对此次空气污染事件最早的解释，但并未明确指出污染源和具体成因。这依旧未能完全打消市民心中的疑虑——这种带有明显焚烧的刺鼻气味究竟来自何方？
从6月11日中午开始，本报记者在武汉市区看到已经有大量的市民佩戴口罩出行，而在市区内部分药店的医用口罩，也出现抢购现象，部分脱销。
当日下午，湖北省教育厅发布关于中小学幼儿园在雾霾天气暂停学生户外活动的紧急通知，要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户外体育课和学生户外集体活动。
直至当日下午下班时分，天色越来越暗。刚刚点亮的路灯下，灰霾气体依旧清晰可见。
当晚，武汉市民再次等到官方消息，发布机构是湖北省环保厅，这意味着此次空气污染已不局限于武汉。
湖北省环保厅对外表示，据分析，此次空气污染从鄂西北丹江口开始，自北向南沿汉江流域可吸入颗粒物小时均值，空气自动站实时监测数据发生突变，具体突变时间湖北省北方大部地区为11日凌晨2点前后，南部大部地区为11日上午8点前后。湖北境内十堰、襄阳等多个地区均受影响。
根据湖北环保部门了解的情况，湖北省周边部分省份从前天起出现多处夏季农作物秸杆燃烧火点，“初步可以判断，此次污染是出自于外地秸杆焚烧所致。”
这是湖北省政府第一次公布明确的污染源头——秸秆焚烧。事实上，自6月9日开始，江苏、安徽等多个省份，均出现因秸秆焚烧引致的空气重度污染。
秸秆处置困境
灰霾江南数省，“秸秆焚烧”成为众矢之的。
本报记者查阅国家环保部的一份“6月11日全国秸秆焚烧分布遥感监测结果”显示，当日共监测安徽、河北、河南、江苏、辽宁、内蒙古、山东、山西、天津等省（市）的秸秆焚烧火点503个（不包括云覆盖下的火点信息)。
事实上，各地政府对秸秆焚烧均有相应的监管规定，如不得在高速路、机场附近焚烧，每次焚烧数量限制等，但收效甚微。“焚烧点范围广，且分散，这给监管工作带来难度。”华中农业大学生物质与生物能源研究中心主任彭良才认为，建立一个合理的机制，让秸秆得到有效的再利用，才是解决秸秆焚烧污染问题的方向。
但在现实操作层面，却是知易行难。从事秸秆回收转化有机肥业务的安徽军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先科，在秸秆回收领域经验颇多。他表示，由于要赶下一季的播种，每年的秸秆收割被集中到5月中旬到6月底，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由于时间集中，那段时间雇人特别困难。”据王先科介绍，平时同样工作量一个人工一天40元，秸秆收割期会涨至150元至180元：“仅人工费用成本，就增加4倍。”
此外，秸秆收购价格偏低，也导致农户缺少积极性。据了解，以棉花秸秆为例。一亩棉花大约可产300公斤棉花秸秆，按照目前每吨秸秆200元到300元的收购价，一亩棉花秸秆收购价尚不足100元。“如果加上人工成本和运费，基本不赚钱。还得劳神费力，权衡之下，不少农民干脆一烧了之。”王先科对本报分析说。
而在市场的另一端，为数众多的生物质能源企业，往往难以支撑高昂的原材料收购成本，而处在微利、甚至亏损的境地。
全面转型生物质能源企业的上市公司，武汉凯迪电力董事长陈义龙曾公开表示，生物质能源产业前景广阔，但在国内其商业化还要10到15年。
而本报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安徽省首个秸秆发电项目——大唐安庆市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安庆电厂”）已于今年4月悄然停产。6月13日，大唐安庆电厂办公室主任张卫华在电话中对本报证实，该项目基本停工。
据安徽当地媒体披露，随着运费和人工费上涨，一吨秸秆的回收成本已经从2008年的200元涨至目前的400元，回收成本偏高，直接导致了燃料短缺。据悉，大唐安庆电厂满负荷运行一年需30万吨秸秆，但一般只能收到一半左右。
本报记者了解到，受限于秸秆回收成本过高，大唐安庆电厂自2008年投产开始，已是年年亏损。而本报查阅北京产权交易所信息显示，今年3月，该项目的控股方——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已开始将大唐安庆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66.67%的股权公开挂牌出售。
大唐安庆电厂在业界绝非孤例。据悉，秸秆发电单位千瓦投资成本，高出常规煤电1倍多，过高的运营成本，导致秸秆发电项目普遍盈利受限。
“现阶段，秸秆回收等新能源项目，尚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运营。政府应按照环保项目给予补贴支持。”彭良才认为。而据本报了解，按照国家发改委对于秸秆直燃发电项目，每千瓦时0.1元补贴标准，大量的秸秆发电企业依旧杯水车薪。
另一个被寄予希望的化解秸秆处理问题的路径是技术领域的突破。“随着秸秆再利用研究的推进和转化效率的提高，政府的补贴和企业的负担都会降下来。”但彭良才明确对本报表示，现阶段，国家对于秸秆的回收利用方面的科研投入重视不足。
“‘973’计划（指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里面没有一项关于秸秆再利用的项目。”彭良才告诉本报，“我们申报了多个相关项目，但都没有批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