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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向来以完善的医疗保健制度闻名，这既得益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的医保改革，也离不开不断被完善和提升的配套医疗供给体系。
早在1984年以前，新加坡政府就意识到照搬英国全民卫生服务模式的弊端，按照当时的医疗供给体系，不但无法满足战后婴儿潮日益扩张的医疗需求，以及民众对服务质量不断上升的期望，而且大量财政补贴和偿付逐渐演变成沉重负担，财政上难以为继。而在政治上，这种不论收入、财富，只按病症付费的做法亦备受质疑。
因此，自医疗储蓄（Medisave）理念确立之初，新加坡着力避开全民国家福利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在制度设计上，除保证每个公民均能获得可负担的优质基本医疗服务外，还推动个人为自我和家庭的健康承担最大责任。
分层保障
“通过防病措施和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手段，保证人口的健康、强健，改善医疗体系的成本效益”，是新加坡施行医疗储蓄计划的宗旨。围绕这个主旨，新加坡逐步建立起层次分明的医疗保障体系。
先是始于1984年3月的医疗储蓄制度，这项强制性的全国储蓄计划被视为新加坡医保体系的基石。凡有工作的新加坡公民，包括私营业主，须将月收入的6%~8%存入设在公积金局的个人医疗储蓄账户，每月所缴费用雇主和个人各占一半。
这项计划主要是为解决雇员本人及其家属的住院费、部分高额的门诊检查费和治疗费的支付，个人自付比例为15%~20%。例如，对于高血压、抑郁症、老年痴呆症等十大法定慢性疾病，门诊患者在30新元起付线基础上只需自付15%，其余部分由储蓄账户直接支付。而针对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政府对起付线、共付比例、封顶线等均有严格限定。这样一来，个人就会自我约束，不会无病求医、小病大治。反过来，这种自我约束又会抑制医院的大处方和药价虚高，构成良性循环。
鉴于支付和保障能力取决于账户资金的多寡，加之严格的提取和支付额度限制，医疗储蓄计划往往无法解决低收入人群和其他弱势人群在遭遇重病、顽疾时的支付问题。1990年7月，健保双全（MediShield）计划应运而生。该项计划每年从会员的医疗储蓄账户存款扣除一定费用作为保费，并提供每年高达2万新元、终生不超过8万新元的医疗费，确保会员有能力支付高昂的医疗开销。在此之上，公积金局又于1994年推出保费和索赔额均较高的增值健保双全计划，以满足部分民众较高的偿付需求。
此外，为扶持小部分低收入、缺乏足够储蓄又无家庭支持的老年弱势人群，1993年，新加坡医疗保障制度最后一道防线——Medifund基金正式确立，最初的2亿新元启动资金由政府一次性注入，之后每年从预算盈余拨出1亿新元或更多进行扩充，形成资金池后，对资金池进行管理和投资，并规定只能运用该基金的利息进行赔付，而不得动用本金。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医保体系对“大病”并无明确界定，它仅从保障群体的支付层次和易患病种出发，考虑医疗筹资与分配问题，并以此作为依据协调政府、公积金组织、私人保险公司与个人四者间的偿付角色。
供给重构
从医疗供给上看，新加坡曾经历重新规划资源布局、病房等级津贴等探索，这为实践“人人享有基本医疗”的政府承诺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初级医疗卫生领域，政府将繁杂的普通门诊让与私人诊所，重点突出公共卫生机构在接种免疫、卫生教育、疾病普查防治等方面的作用；而在二级和三级医疗领域，则通过资金分配、设备购置、病房安排、科研促进等倾斜手段，牢固确立公立医院的主导地位，保证其救治重病与专科病患的资源优势。
在新加坡，约4/5的病房床位集中在8个公立医院和5个专科治疗中心，床位数从180~3110个不等，相较而言，每家私立医院只有25~500个床位。如果患者选择入住私立医院，则无政府补贴，如入住公立医院，可自行挑选不同等级的病房。依据病房条件从差到好，政府对应给予由高到低的津贴，如对于C级（8~12张床位、无空调）和B1级（4张床位、有空调）病房的床位，政府分别承担80%和20%的费用。就病床而言，患者所选择的病房越舒适，自付比例越高。但无论是何种病床，患者所享受的医疗服务都是同等的，从中可见特需医疗由个人负责的基本思路。
另一方面，私人医疗保健机构的壮大和公立医疗资源的内部整合，也让公共卫生系统的配置得到进一步优化。改革前，公立医院住院量约占新加坡总住院量的89.2%，卫生供给可谓是人员素质好、设备优的少数公立医院的天下，公众的医治也主要集中到大型公立医院的肩上，然而，这种沿袭英式的医疗卫生体制却导致医院员工、患者和国家三不满意的结果。
为除旧弊，新加坡政府以提升医院效率及患者满意度为导向，采取了一系列体制改革。以1988年的医院改制（RestructuredHospitals）为例，公立医院和政府专科诊所仍归国家所有，但经营权从国家转向改制后的董事会，医院在主政方针、人事决定权上高度灵活；通过引进商业会计制度，增强医院在财务上的成本核算意识，同时，在医疗定价等方面体现政府政策，为私营医院建立比对标准，给医疗市场起到示范作用。
新加坡政府还注意公、私立医院的比例关系和医疗资源的相互协调，鼓励私立医院适度发展，并允许患者自由择医，这有力地促进了公私医院之间的竞争，从外部逼迫公共医务部门改善服务效率与质量，寻求自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