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１２日下午，香港特区政府前行政长官董建华辞职获准，原政务司司长曾荫权走上前台，即时代理行政长官职务。这是各地报章彼时竞相报道的头条。曾荫权也开始由一位“没有大学学历的高级公务员”更多地走到聚光灯下。而据有关媒体报道，与他香港首位“华人财神爷”（财政司司长）的形象迥异，曾荫权在他还是寂寂无名的青年时期曾经有过一段“药代”生涯。
１９６４年预科毕业之后，曾荫权虽被香港大学建筑系录取，但身为家中长子，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打工养家。他加入当时的辉瑞药行做药品推销员（即我们所称的“药代”），专门到医院及诊所推销
西药。他在日后的文章《忆苦思甜》中这样形容当年的辛酸：“拿着各式各样的药物，逐家医院拍门，向医生费尽唇舌推销产品，日晒雨淋，殊不好受，汗水不知流过几多，冷眼千百回。”相较于曾荫权此刻的显赫地位，很容易，人们就能将曾的这段经历解读为“早年的自卑发奋”。
读过这样的一段表述，对“药代”的印象可以用这样的几个词替代：门槛较低，地位不高，艰辛磨砺。但我们似乎不得不承认其中包含着这样的隐喻：在医药行业里，对于选择“药代”这样一个总是冲刺在企业最前线的职位，与其说是依靠专业水准来维系，不如说更多地是依赖了利益的驱动。
当医药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或是产品同质化倾向日益严重的时候，企业需要对市场有越来越强大的掌控能力，药代作为
医药企业第一线的尖兵和企业终端的“销售能力”，其作用日益重要。与此同时，一批“药代”经过多年的艰辛磨炼，日渐成熟，作为职业经理人，走上了更高的平台，逐渐成为了医药企业中市场、销售等领域的精英、砥柱，是医药行业中绝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然而，“药代”有自己的困惑。在商业社会中，市场以逐利为终极目的，而业绩是衡量“药代”价值最直接的标准。坚守自己的准则还是顺应短期的需求？在这样的“名利场”中，一夜暴富的传奇并不匮乏，而碌碌无为最终放弃的故事更是时常听到。这就好像当你做好长跑的姿态后，一个短跑者突然飞快冲入跑道，然后不见了，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被这个短跑者干扰？如何权衡？怎样选择最适宜的度？
在医药行业，“药代”职位的人才流动率公认是最高的，这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也是造成“药代”普遍缺乏企业忠诚度的直接原因。而这绝不是《天下无贼》中一句冯式幽默：“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可以一笑带过的。“药代”对组织的认同是模糊和飘忽的，因为当前途问题开始浮现之后，他们往往只能——信自己。或者说即使是最优秀的“药代”也往往会选择忠实于自己的职业，而不是组织。显然，医药企业文化与“药代”价值的交融，是一个长期的命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更希望能看到一批坚实的“药代常青树”。
在“药代”这个行当里，机会未必均等，但至少还有机会；很多时候充满泪水和血汗，充满着各种失败挫折，但至少还有希望。对所有的人，这也是颠扑不破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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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经济报2005年 第41期
作者：
郭望 2005-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