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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难相信，那些公司就因为专利把药价定得这么高。如果你的专利不是为了给需要的人治病，那发明它有什么意义呢？”哈米尔德问道，“难道只是因为一个病毒，就可以严重地损害一些贫穷国家的整体经济吗？”
约瑟夫·哈米尔德(YusufHamied)是印度最大医药公司西普拉(Cipla)公司的主席，他一生和跨国医药巨头抗争，完美复制了许多最重要的药物，并将它们以极低的价格售出。
9月12日，哈米尔德来到上海，与上海的一家医药企业在艾滋病(专题 访谈 咨询)方面寻求合作。
真正可怕的不是艾滋病
现年70岁的哈米尔德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他说：“在非洲大陆上，有近3000万人患有艾滋病，其中300万是儿童。在非洲，有一些国家1／3的人口携带有艾滋病病毒，400万人需要立刻得到治疗，但只有5万人正在接受必须的治疗。”
为什么不能得到治疗，原因在哪里？“真正可怕的不是艾滋病，而是因为没钱治疗而死去。”哈米尔德说。
1991年，印度政府提议由西普拉公司生产当时已知的惟一一种对抗艾滋病的药物：齐多夫定。西普拉公司由哈米尔德的父亲在1935年设立，当时因为战争的缘故，使得印度药物无法从欧洲输入，所以设立西普拉的宗旨是以本土的方式，解决印度当地的健康问题。
“我们接受了这项挑战，并且在1993年将齐多夫定以相当于每天2美元的价格推向印度市场，当时普遍的国际价格为每天10美元。尽管如此，2美元／天的价格仍然超出了大部分印度人的承受范围，很多人无力承担。”
抗衡高价
1997年，HARRT(高活性抗病毒疗法)医学报告宣称，一种由三种药物组成的鸡尾酒疗法可以有效地抑制HIV病毒。在那个时候，这些药物分别由不同的跨国公司生产，其总价大约需要每人每年1万至1．5万美元。
“这样的价格难以让人承受，尤其是对那些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人们来说更是如此，而那里正是艾滋病肆虐猖獗之地。”哈米尔德说，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接受一项全新的挑战，就是把价格降下来。
在考虑众多因素之后，西普拉公司认为，最好的鸡尾酒疗法的组合为司他夫定、奈韦拉平和拉米夫定，这三种当时仍带有问号的药物分别由三家不同的公司生产，他们无权将其合成在一种药片之中。
但是在印度，由于当时不受药物专利保护，西普拉可以合法地将其合成在一起。原因是，1972年印度通过一条法律规定只要制造流程不同，即使这些药物仍具有国际的专利，还是准许复制它们。于是，西普拉的产品Triomune问世了。价格为每人每年800美元，而当时普遍的国际价格超过1万美元。
2001年2月，西普拉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宣布其一线的鸡尾酒疗法药物Tiromune的价格降到了每人每天1美元以下。通过此次降价，一夜之间，很多人可以用非常实惠的价格使用所有的药物。
尊重专利，但拒绝垄断
由于发达国家对于药物专利保护的游说，印度政府已经宣布了一项法令，对跨国医药公司的药物专利进行保护。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的Trips协议，迫使每个国家都需签署保障新上市药物具有20年专利。
“我们尊重专利，我们愿意为此付出专利使用费，但我们拒绝垄断。”哈米尔德说，“我们能够生产出一天不到1美元的药物，但跨国公司的价格却是我们的几十倍，我承认新药研发需要高昂的研发费用，但它们真的有那么多吗？我表示怀疑。”哈米尔德进一步强调，“这些巨头在专利期到期后，花大价钱去游说，以延长其专利。”
不过，多哈宣言(the Doha De claration)使得哈米尔德获得了一丝转机，宣言中允许处于健康危机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不理会专利权的规范，购买他们负担得起的药物。跨国医药公司被迫调整了他们的价格。（摘自《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