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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观文:半个多世纪的制药情缘

来源:网络
摘要:俞观文,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原副会长、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年近78周岁。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称他为“俞总”——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医药工业公司的副经理、总工程师,但业内更多的人尊称他为“俞老”。尊称他为“俞老”,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的年龄,更重要的是他在我国化学制药行业的地位,他对化学制药工业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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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观文,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原副会长、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年近78周岁。

    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称他为“俞总”——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医药工业公司的副经理、总工程师,但业内更多的人尊称他为“俞老”。尊称他为“俞老”,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的年龄,更重要的是他在我国化学制药行业的地位,他对化学制药工业的热爱。

    他算了算,从1953年大学毕业到1995年退休,他在化学制药工业领域里工作了42年;从退休后继续到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任职至今,已工作了12年。

    “累计起来,我在化学制药行业里工作了54年,超过了半个世纪。”说这话时,俞观文面带微笑,喟叹中带着骄傲。

    从“三门干部”到行业专家

 

    浙江诸暨,越国古都,西施故里。1930年11月,俞观文出生在当地一个地主家庭。殷实的家庭经济条件使俞观文顺利地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在诸暨上完小学和初中后,1946年他顺利地考入了杭州高级中学。三年后,俞观文进入了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学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进入大学的学生。

    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由于国家建设急需人才,在1952年和1953年两年间,全国理工科大学学生提前一年毕业。俞观文恰好赶上了这个时候。1953年4月,俞观文提前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1952年院系调整,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被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被分配到轻工业部刚成立不久的医药管理局,参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从此与医药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个时候,俞观文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全国医药经济规划和计划,后也从事过技术质量、经营管理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医药管理归口过多个部门,从卫生部到轻工业部,再从轻工业部到化工部、燃化部……以及1978年的国家医药管理局,俞观文也就在无意中成为我国医药管理变迁的见证人。

    1964年,国家进行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试点,试办了十二个托拉斯,成立了中国医药工业公司,俞观文由此进入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当时,这家行政性管理公司管辖着全国所有药厂,由于采用的是经济办法进行管理,做了大量工作,效果相当不错——“可惜被‘文化大革命’冲掉了”。

    “文化大革命”冲掉的不仅仅是一家公司。1968年末,俞观文被下放到化工部襄樊“五七”干校劳动。这一去就是五年。这五年是清苦的,但却给俞观文补了重要的一课。

    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正赶上原以生产制剂为主的湖北制药厂要成立一个原料药厂,需要大量业内人才,俞观文等大批下放干部被调到湖北制药厂工作。

    俞观文坦言,在没到襄樊去之前,他就是所谓的“三门干部”,即早年是从家门到学校门,后来是从学校门进了机关门。尽管平时的工作是医药宏观管理,做一些行业规划和计划,但是由于缺乏基层生产实践,他对药厂并不熟悉。在襄樊的五年给他补上了这一课。他还记得,刚到药厂时,他被分配到设计组,那时的他连图纸都看不懂,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在湖北制药厂工作的那几年里,他下过车间,参加过基建、试车、生产,这些使他逐渐熟悉了制药企业的每个环节。一段时间后,他被任命为湖北制药厂的技术科长。

    1974年初,俞观文被借调回燃化工部,后正式调入化工部;1981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医药工业公司计划处副处长;1983年,由于业务突出,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的他被破格提拔为公司副经理。5年后,由于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58岁的俞观文从副经理职务上退下,任公司总工程师;1995年,他以教授级高工的身份退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从职场完美谢幕。

    化学制药工业的“活字典”

 

    “由于长期从事医药行业宏观规划和计划,我对整个行业发展历程,包括大型国有制药企业的发展变迁都很了解。”俞观文笑言。

    在业内,俞观文一直享有化学制药工业“活字典”的美誉。他有着惊人的数字记忆力,每年化学制药工业的生产数据都烂熟于心。他还亲历了新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发展过程,参与了《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的编写,曾在《中国医药报》发表了《中国医药工业五十年》。

    记者还记得第一次采访俞观文时的情景。那是在2004年初夏,采访主题是关于我国VC产业的未来走向。采访的时间不长,只有半个小时。但在这半个小时里,俞观文条理清晰地介绍了我国VC产业发展概况,从不同厂家的每年产量到同一厂家每年产量的变化,乃至国际市场价格,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临行前,俞观文特意递给记者一张纸条,上面详细列出了1998年到2003年间我国VC产量、出口量以及相关数据对比,令记者感慨万千。

    那一年,俞观文74岁。

 

    “主要是因为我一辈子从事全国医药工业管理工作,对这些数据比较熟悉。”俞观文这样回答。他说,在这些数据背后,有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包含着经验,也有很多教训——“记住这些数据不是证明我的记忆力好,而是为了实事求是,帮助自己把工作做得更好。”所以他将他这种踏实的工作作风归结到两个方面:一是浙江大学倡导的“求是”学风;二是他参加工作以后所处的工作环境。

    他在多个场合提到原化工部医药司司长龙在云:“龙在云要求我们对数据心中有数,张口就来,经常告诫我们‘心中无数决心大,要出大问题’,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空对空,要有数据支撑。”俞观文在他手底下工作了十四年。

    但是谁都知道,要想把那些枯燥的数据记下来,需要的不仅仅是外在的压力,更主要的是骨子里的认真和专注。

    俞观文的“地主家庭”虽然帮助俞观文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起跳,但在那个讲究出身、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里,这却成为俞观文无法克服的先天不足,但也造就了他不争名利、踏实认真的品格。

    “所以我对名利看得很淡,老老实实、专心于业务工作——毕竟一个人还是想做点事,来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俞观文说。

    上天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一定会在别的地方为你打开一扇窗。看开了,看淡了,人也就更专注了。俞观文长达几十年的心无旁骛使他享受到了另外一种成功的快乐。他不仅成为了中国化学制药工业领域的“活字典”,更成为医药行业的权威人物。1992年起,俞观文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俞观文被国家医药管理局聘请为5个特约研究员之一;1999年,国家经贸委医药司成立医药发展专家委员会,俞观文被聘为专家委员会的委员。2003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聘请多名行业专家成立“中国价格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俞观文是医药工业惟一入选者。

    对行业充满感情的老药人

 

    1995年俞观文退休,立刻成了香饽饽,多家医药企业向俞观文发出邀请,开出的条件是:担任企业顾问,每月月薪几千元,不用负责什么具体事务,一年只要到企业去几趟提提意见就可以。

    尽管是一名教授级高工,俞观文当时每月退休金不过400多元,加上各种津贴,月收入才1025元。毫无疑问,企业开出的条件相当优厚。但俞观文最终婉言谢绝企业,到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继续任职(俞观文在职时就担任该协会副会长),每月补贴仅506元。俞观文的想法很简单:“钱多少并不重要,我一辈子都是为行业做事,退休了还是希望为行业做点事。”

    从1995年至今,俞观文在协会一待就是12年。在这12年里,俞观文秉承着“协会为企业、行业服务”的原则,及时客观地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企业及行业的呼声,积极沟通,努力推进化学制药工业行业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国家对医药行业的管理分散在多个部门,行业发展缺乏宏观规划和政策支持。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广泛征求意见,由俞观文执笔写下《制药是战略性行业,需要国家政策支持》,并联合业内二十多家行业协会联名上书到国家相关部门。在文中,俞观文结合地震洪水灾害、“非典”疫情等突发性事件,用详尽的数据阐明了医药行业关系人民健康、社会稳定和谐、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需国家政策支持。该报告得到了曾培炎副总理的批示。

    随着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呼声四起,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解决相关问题,持续的药品降价和以降价为主要目的的药品招标集中采购,令医药企业无利可图,苦不堪言,不仅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给百姓用药安全带来隐患。忧心之余,俞观文先后撰写《对药品生产成本的思考》、《解决看病贵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药品招标要解决低价格取向:过度降价  后果严重》等文章和报告,并在2003年就呼吁关注廉价药问题,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

    十几年下来,他围绕着国内医药经济形势、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先后在国家各类医药刊物上发表文章200多篇。

    正是这种对行业长期的高度关注,使得俞观文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出极强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在原料药企业为出口量大增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针对我国原料药出口产品附加值低、污染严重等现状,冷静地写下了《原料药出口的近忧远虑》。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俞观文多次在会议、文章中呼吁制药企业注重环保问题、实施清洁生产,但业内反应平平。2007年,当多家原料药企业因环保问题被停排乃至停产,国家环保总局大幅度提高制药企业污水排放标准、并拟强制推行时,人们才恍然醒悟——俞观文的预见是何等的准确。

    “我还是为行业做了一些实事。”这是俞观文对自己一生工作的总结。

    今年协会换届将至,俞观文已经决定不再担任协会的任何职务,人们知道,他做出的这个决定不可更改——毕竟他已年近八旬,但是他还是为自己留了一个“尾巴”:“协会要是有事,我还可以过来。”

    望着这位近78岁高龄、将大半生交付给医药行业的老人,我们能说些什么?——我们只能尊敬地仰视,并且是心怀谦卑。

作者: 200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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