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石——这个名字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他的履历也只有简单的几行字：曾供职于德国MVGAG公司、孟山都远东公司、杜邦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2010年4月至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隆平高科（000998）”）总裁。
仔细查阅，就会发现刘石寥寥几个脚印背后是：为孟山都打开中国大门的第一人；把“先玉335”卖遍中国的人；从外资企业“开路先锋”变身内资企业“掌舵者”的人。
这位身材高大、标准的国字脸庞，多以正装形象出现的51岁男人进过监狱、读过大学、留过洋，这些过往经历使其举手投足间确实透着一股干练，也带着一丝德国式的严谨。
一位农业企业高级经理人这样评价刘石：“很干净，但是含金量十足。没几个人能做到。”
“我非常喜欢尝试新的东西，新的领域、新的事物、新的国家、新的地区。不一定非是发达地区，很多不发达地区也可以。只要我没去过的地方，我都希望尝试。”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让刘石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和其他各大洲的十多个国家。也许正是这一点，让其不断在农业领域，尝试不同的发展轨迹。
为孟山都开启中国门
长达十八年的故事，从一份香港《明报》开始。
1993年，跨国公司在中国大规模投资的开始之年；当年2月份的全国两会上，参会代表们发现“就餐不需要缴纳粮票了”……不过，这些变化似乎离刘石很远。这个德国MVGAG公司的中国区首席代表，正处于职业发展的迷茫期。一次偶然，刘石看到《明报》上的一则英文招聘启事，招聘公司名叫Mon-santo（孟山都）。
这家成立于1901年、最初以生产人造甜味剂（糖精）起家的公司，直到1990年才和曾经的跨国生化巨头杜邦、陶氏化学等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完全彻底的跨国生物技术巨头，也成为了世界主要粮食作物的转基因种子的专利持有者和控制者。
在当时计算着“中国有多大市场”的众多外资公司中，孟山都的开拓脚步可以用“迟缓”来形容。
英语不错、有些在中国做外贸的经验、了解农业领域——为了一个符合以上几条要求的雇员，孟山在香港找了两年。也许是找累了，刘石这个抱着“试试看”心态的外行人得到了这个职位，只不过，试用期长达一年。
谁也没想到，第一年，孟山都在中国市场的业绩就增长了40%。
边学边干的“外行人”刘石组建了团队，在内地成立了两家专门做转基因棉花种子的合资公司，将转基因抗虫棉引入到内地市场，并从此成为内地棉花种子市场的明星。孟山都，真正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
1992年到1994年的棉铃虫大爆发，直接导致中国的棉花总产量下降了大约43%。1992年至1996年，因超量使用农药而中毒的人员多达数万人次，由于土壤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棉田几乎无法再种。
在这种情况下，转基因杂交抗虫棉被引进了中国。刘石主导了全部谈判、推广工作，大获成功。2000年，一项对2500名种植者的调查显示，抗虫棉的产量平均高于常规棉花25%，平均每亩增收400元以上。这意味着，抗虫棉每年能给中国棉农提高16亿多元收入。
8年时间，“当时都不知道名称怎么翻译”的公司Monsanto，逐渐在国内农企中成为一个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号。刘石也学到了“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下如何卖种子”，并早早确立了“尽可能创造新的
营销模式”的个人风格，为他日后“种业营销之王”的称号打下了坚实的地基。
“先玉335”卖遍中国
2001年，《种子法》刚刚开始实施不久，种业市场真正开放不满一年。
因为一个朋友的推荐，刘石在这一年加入了先锋。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是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这是先锋公司在中国种业市场大发力的开始。
最初，先锋以合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刘石成功促成了先锋与登海种业（002041）、敦煌种业（600354）的“联姻”。此后，在刘石的带领下，“先玉335”的年销售额攀升到8亿元，两家合资公司每年的业绩复合增长率超过100%，毛利润率超过70%，净利润率超过50%。
登海种业在与先锋合作之前，几有覆船之危，其种子积存最多的年份，竟然高达6200万公斤！与先锋的合作，让登海种业“起死回生”。业内关于“‘先玉335’挽救了登海”的说法，并非言过其实。
这8年间，刘石从仅有5个人做到了拥有600人团队、遍布全国的400多个经销商网络，每年业务量都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使先锋在中国玉米种子行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6%左右，稳居第一地位。
在外资企业长时间的工作经历，使刘石对“营销”的概念有着更深入、更全面的感悟。
“这期间我比较自豪的两个成绩，一个是单粒播种的技术推广，这是对整个农业生产技术的一次提升。另一个是推广了‘价值营销’的理念。所谓价值营销，就是不断给客户、给农民、给经销商创造更多价值。”刘石说，“常听到讲‘育繁推一体化’（育繁推：育种、制种、推广），这少了一步。三分种、七分管，不是把种子推广销售出去了就算解决问题了，还需要提供技术服务。国外在育、繁、推上就比中国做得好，而‘服务’，中国根本就没有。”“思路求变”的理念，在刘石的工作经历中也早有脉络可寻。爱好旅行的刘石，自觉这与“喜欢接触新事物、喜欢思考”的性格密切相关。“尝试新的东西，有些时候会失败、会撞墙，但是性格决定你仍然要尝试，撞了以后，试验也许会带来一些成功经验，帮助你绕过这堵墙。”刘石说。
先锋中国的成功细节，很多在美国是没有先例的。“国情不同，简单复制在美国的一套是不可能的，必须摸索、创新。”
比如——联合生产厂家进行播种机改造。对将三粒播种改造为单粒播种的播种机，先锋公司给播种机生产厂补贴1000元/台，加上播种机厂让利500元/台。原价3200元的播种机变成单粒播种机的同时，售价降低到1700元/台……“快速消费品在营销方面做得非常经典。我在联合利华、宝洁和雀巢这些公司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也是我在先锋那些年里，招营销经理的时候从来不要农业口的人的原因。我跟猎头讲，农业口里的人不要找，局限于框框里的他们，没有新想法。”
为了打开思路，为了可能的只言片语带来的启发，刘石保持着和尽可能多的人聊天的习惯。“出差或考察，有时候会有两三辆不同的车，我会在这辆车上坐一段路，然后在那辆车上再坐一段路。”
隆平高科这一年
“先玉335”在中国的成功，不是“杜邦先锋”在中国的成功，而是“先锋中国”在中国的成功。
这，也许就是行业人士认为“刘石改变了中国种业发展的流向”的原因。另一面，也有不少人把他视为外资企业进占中国种业市场的“急先锋”。
情况在2010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2010年4月23日，隆平高科发布公告——刘石出任隆平高科总裁。那段时间，尽管是在指数出现恐慌性杀跌的行情下，隆平高科的股价依然在8个交易日中上涨了27%。
这是中央连续制定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的第七个年头，“生物育种”成为了“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这也是刘石走近“知天命”年纪的一年。此时的他，依然不知疲倦地做着“空中飞人”，每隔两三周就在北京的家和长沙的公司之间飞一个来回。
这个曾自称是“探路者（300005）”并且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中国农民有利的经理人，所关注与思考的层面，似乎也在悄悄变化着。
“孟山都是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在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创新的思维方式；先锋的精细化运作做得非常好，但是它的创新能力不如孟山都。隆平高科呢，在企业化、正规化方面来讲是国内种子企业里最强的。企业化方面，我觉得隆平高科现在走到了大约一半的程度。它好在不属于国内普遍存在的两大类企业——家族企业和国企中的一种。与外资企业相比，它的操作的空间会比较大，但平台会小一些。”
入主隆平高科一年来，在刘石的推动下，隆平高科围绕利马格兰集团的战略布局正在展开。“在全球玉米种子的早熟品种上，法国的利马格兰与德国的KWS公司的技术是最强的。”
全球第四大的种业公司利马格兰集团1998年进入中国，2007年其控股的Vilmorin香港公司出资2.66亿元人民币参股湖南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当时新大新威迈是隆平高科的第一大股东）。从而间接持有了隆平高科不足10%的股份。
但过去的几年，利马格兰在中国的业务，没有从隆平高科获得太多的市场支持，而隆平高科也没有得到利马格兰在玉米、小麦、蔬菜方面较强的技术支持。双方对于原有合作形式都不满意。
2010年5月，隆平高科以独占许可的方式获得玉米品种“利合16”的生产经营权，合同期限初定为两年。
国内上市公司与跨国种业巨头的合资合作事宜，是刘石擅长之事。这一回，他的角色由跨国公司的代表转换为本土公司的代表，项目的目的相同而方向相反，操作起来驾轻就熟。
2011年 2月，隆平高科与VilmorinHongKongLimited（VHK）签署了设立合资合同的框架性协议。双方将共同投资2亿元人民币在中国境内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将以杂交玉米种子的培育、生产和销售为主。
VHK是世界最大的种业集团之一，优势产品为杂交玉米种、小麦种和油脂类种子。
玉米在我国是仅次于水稻的重要粮食作物，毛利率较其他粮种毛利率高。
玉米种业又是竞争最激烈的。目前国内的种子企业中有90%的种子企业在做玉米经营，大型种子企业的市场份额只占30%左右。
在刘石进入隆平高科之前的10年，隆平高科的业务一直以杂交水稻为核心。2010年10月中国种子协会的排名显示，隆平高科、辽宁东亚、中国种子集团、北京德农和登海种业等公司排名前五位。而在这些企业中，隆平高科在玉米品种上实力最弱。
意识到自身这一弱点的隆平高科，曾意图通过兼并山西屯玉的分公司“北京屯玉”来获得山西屯玉拥有的玉米品种“浚单20”（国内知名玉米品种之一）在黄淮海地区的经营权。
2010年11月，隆平高科与山西屯玉“试婚”不顺。隆平高科终止了对屯玉的收购。
土生土长的隆平高科开始追求更快地“职业化”和“国际化”，运营思路上也更富侵略性。“自己滚动发展太慢，今后还要开展收购行为。”刘石强调。
在北京这个4月下旬举行的农业高峰论坛上，刘石表示：“今天我不想谈应用于农业的生物技术的前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对农业经济的一些宏观层面的思考……”
这个自认为“是个理想主义者”的经理人、这个被妻子戏称为“孤独的思考者”的空中飞人、这个能够并且已经在中国种业市场发展进程中刻下了自己名字的“外行人”——看起来似乎对思考与农业相关的经济体制问题有了更大的兴趣。
只是，投资者会更喜欢一个“种业营销巨人”，还是一个“农业经济思考者”？
作者：
20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