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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以上的民营医院是东庄人开的，但是他们的服务质量却堪忧。
2006年10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1000强镇统计名单成为许多论坛上的热门话题。当昆山玉门、东莞虎门和萧山宁围的网友们为哪里最富而争论不休时，一些福建莆田人对这个榜单颇为不屑：如果把真实财富亮出来，哪个镇能超过我们秀屿区的东庄镇？
对很多人来说，莆田东庄无疑是个陌生的地名。但两组数据可以凸显东庄镇的优势：全国至少80％以上的民营医院是东庄人创办的；莆田秀屿区在全国各省市从事医疗行业的企业共有1万家（东庄镇占93％），资产总数达360亿元，年营业额3050亿元，员工总数63万人；在外医药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500家（东庄镇占80％），资产总数25亿元，年营业额50亿元，员工总数5万人。也就是说，东庄镇人所办的民营医院及相关企业创造的产值，超过了中国中西部个别省的生产总值。
1998年，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对当时猖獗一时的性病游医展开过长时间的调查。他发现，当时中国多数治性病的游医们来自同一个地方：莆田东庄镇。1999年7月，国内多家媒体都曾报道过莆田东庄镇，当地的富裕和外出游医的猖獗令人震惊。而这些性病游医们表现出的强势更令人震惊：除了寄匿名信威胁和嘲笑媒体之外，甚至公开扬言要“炸毁报社大楼”。1998年底，卫生部纠风办曾专门向各省、市、自治区发文，通报这些人的劣迹。
但让王海和媒体同行们没有想到的是，短短数年之后，昔日性病游医不但没有因为曝光而利益受损，反而已掌管了中国大多数民营医院。
暴富
少数暴富的民营医院老板们在春节期间，会带着原配夫人、秘书或“二奶”拜见父母双亲，“春节时，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和大老婆、两个小老婆凑成一桌打麻将，倒也其乐融融。”
闷声大发财的东庄老板们
外地人初到莆田东庄镇，几乎都会被东庄镇的豪宅所震惊。摩的司机林金春是莆田人，长年在秀屿与莆田之间往返，他总结的一个规律是：从莆田市区到秀屿东庄，进入秀屿境内后，越接近东庄镇，豪宅就越多，进了东庄之后，则是遍地豪宅。
但最让外地人震惊东庄之富的，还是东庄人过春节时的盛况。届时，东庄在全国各地办医院、承包诊所的老板都衣锦还乡，利用这段时间亲友聚会，或同行之间总结经验、招聘人员、结识新生意伙伴等等。
那时候，全国数以百计的医疗器械厂家和药厂都会蜂拥而至莆田东庄。民营医院界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是，医疗器械企业，四个地方的展销活动是一定要去的，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莆田秀屿。
少数暴富的民营医院老板们在春节期间，会带着原配夫人、秘书或“二奶”拜见父母双亲，“春节时，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和大老婆、两个小老婆凑成一桌打麻将，倒也其乐融融。”一位给莆田人办的民营医院做广告策划的网友这样透露。
许多致富神话流传开来。有人告诉记者，东庄拥有10亿资产以上的有好几家，亿万富翁则更多。但是东庄的游医“鼻祖”、“精神领袖”陈德良告诉记者，“实际上东庄10亿元以上资产的老板，在我看来是没有的，家产超过5亿的也很难找，但是资产上亿的确实有不少。”
发迹
“到了1990年前后，当时社会上卖淫女之类的开始多起来，性病市场前景很好，当时的国有医院很少有人愿意去治这个病，也不敢打广告，老板们就投机倒把搞进去了。”
东庄游医“鼻祖”陈德良
东庄镇的富裕只是最近20年的事情。
在改革开放前，东庄一直是莆田地区贫穷的代名词。这个缺水、少地、土地盐碱化的滨海小镇，镇民们一直为生计而奔波。乡村医生陈德良的一张偏方，彻底改变了东庄人的命运。
陈德良1950年12月出生在莆田东庄镇，在五兄弟中排行老二。
和当初的许多性病游医比起来，陈德良还是有医学基础知识的。陈的祖父是当地中医，陈德良年少时就看过一些中医方面的书籍。
“文化大革命”后，不到20岁的陈德良，在当地当起了“土医生”。改革开放后，为贫穷所困扰、急着寻找出路的陈德良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凭着仅有的那点医疗知识，他走出东庄这个海滨小镇，到全国各地闯荡。上世纪80年代初，陈德良在广东拜师学艺期间，师父把一个治疗皮肤病的祖传秘方交给他，陈德良用这一秘方为不少皮肤病人治好了病，他一下子成了人们口口相传的“名医”。后来东庄的乡亲们发现，陈德良一天赚的钱比他们一个月赚的还要多。
“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们的卫生条件太差，卫生知识又不多，那个时候得疥疮的人非常多，许多人到医院治疗后又复发，但用了我的药水后很快就好了，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名声也大起来了。”陈德良这样告诉记者。
陈德良赚了大钱之后，并没有忘记他的穷乡亲和亲戚们，许多人前来拜师，他收了八个徒弟，基本上都与陈德良沾亲带故，其中之一就有詹国团。
壮大
面对媒体的曝光，性病游医们表现出的强势更令人震惊：除了寄匿名信威胁和嘲笑媒体之外，甚至公开扬言要“炸毁报社大楼”。但是七年过后，莆田游医的势力却越来越大。
性病游医走遍天下
从此以后，治疗皮肤病的秘方就不再属于他一个人了，八个徒弟各自又收了徒弟，皮肤病秘方就在东庄镇迅速而广泛地传开了。贫穷的东庄人终于找到了致富捷径。
陈德良始终认为，即使是当初东庄人开始行医时，他们也并不是像外人说的那样一点不懂。“当时莆田卫生协会曾办了个函授班，我的徒弟们都拿到课本之后还要考试，通过考试之后，莆田卫生协会会发给一本证书。”
但是，经过几年行医之后，东庄人发现，医疗界的另一新兴领域———性病市场越来越大，转做性病行业更加赚钱。陈德良告诉记者，“到了1990年前后，当时社会上卖淫女之类的开始多起来，性病市场前景很好，当时的国有医院很少有人愿意去治这个病，也不敢打广告，国家有这个漏洞，老板们就投机倒把搞进去了，说实话，当时确实有些乱收费的现象。”陈德良笑着坦率地说。
陈德良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民营经济，许多行业都存在不规范的现象，所以有些乱也可以理解。
到了1998年，福建莆田的游医们开始具备全国范围的“影响力”。
王海和许多媒体针对莆田游医而调查出来的实情，并没有陈德良对记者说的那么简单。当时的许多报道给莆田性病游医归结出以下几条：他们敢把没病的人说成有病；敢把一个疗程的病治上10个疗程；敢把十几元一瓶的药卖到200多元。无论是王海还是一些记者，常常亲身体验式暗访，原本十分健康的打假人或记者常常会被检查出性病。
1998年和1999年，是全国媒体和公众对莆田性病游医最为关注的年份。
1999年5月24日，太原《都市生活》周刊派出大批记者，对性病诊所集中的近十条街道进行了拉网调查，共统计到专治和兼治性病的大小诊所214家，其中，仅在火车站附近就有28家，服装城附近的双塔北路一条不足300米的巷子就有九家。加上全市的街巷，估计性病诊所至少在400家以上。性病诊所超过了米铺。
1999年5月14日，按照广告上刊登的地址，两位健康的记者来到山西机床厂医院暗访。一个穿白大褂的“大夫”用放大镜看了看“患处”，一脸严肃地问同行的另一个记者：“有没有乱搞男女关系？”然后在诊断书上写着：念珠菌龟头炎，要赶紧治疗。
接着，两名记者走进太原市康复医院，被一个老“大夫”诊断为“急性淋病”，并让女护士注射220元一针的“进口药”，记者再三推脱，最后被迫买了一盒价值65元的“特克淋梅”。该药被太原市药检所判定为三无假药。
在山西省皮肤病性病防治所，“大夫”又诊断记者患了“非淋菌性尿道炎”，“可能引起不育”。他说，治好这个病最少要半个月，要花几千元。
1999年6月1日，《都市生活》推出揭露性病诊所黑幕的第一篇报道后，便不断接到威胁电话。据当时的《都市生活》报道，6月2日上午，一名操南方口音、自称为私人诊所老板的男子找上门来，要记者“不要继续乱说，否则，小心哪天突然少了一只胳膊、一条腿。”
随着报道的进一步深入，这家媒体的记者接连遭到跟踪、抢劫和电话威胁，一个声音嘶哑的男子在电话中说：“我要炸掉你们的大楼！”6月8日，《都市生活》毫不退缩，刊出报社大楼的大幅彩色照片，并标出所在的详细位置。明目张胆的威胁引起了全国新闻同行的震惊。后来证实这些游医就来自莆田。
1999年7月9日，《南方周末》也刊发了莆田性病游医的详细报道，记者寿蓓蓓如今仍对当时采访中的一些细节记忆犹新，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一位卫生系统官员曾颇为愤怒地拿出一份文件，说卫生部纠风办曾针对莆田游医集团专门发文，措辞严厉：“福建省莆田市农民游医占国团（即为詹国团）、陈金秀诈骗团伙在全国各地以金钱铺路，承包经营国有、集体医疗卫生机构开办的性病、泌尿专科门诊，甚至承包整个医院或皮肤性病研究所，大肆进行诈骗钱财、坑害患者的非法活动，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国有、集体医疗卫生机构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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