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的天职是什么?卫生机构的宗旨是什么?可以仿照孔子对《诗》三百评价的用语：一言以蔽之，治未病也。
一、“治未病”的本旨是治“未病”
“治未病”理念虽然包含未病防发、已病防变、病愈防复等内容，但是推究其本旨，洵为其字面所示：“治未病”者，治“未病”也。
“治未病”一语出诸《素问》《灵枢》。《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认为“治未病”是“圣人”对待疾病的准则：“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强调“圣人”“治未病”，莫等疾病形成而治之。《灵枢·逆顺》则将“治未病”与上工联系在一起：“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认为“刺未盛”、“刺已衰”属于上工“其次”而又“其次”‘的作为，唯有“刺未生”，亦即 “治未病”，乃是上工所能达到的医学尽境。这是就语典的源头说明“治未病”的本旨宜为未病先防。
有关上工治“未病”的说法，在历史典籍中多有书证可寻。《鹗冠子·世贤))载魏文侯问扁鹊兄弟三人谁医技最高，扁鹊回答说：“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镌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间，而名出闻于诸侯。”长兄治无形之疴，人皆不晓，故名不出于家门；中兄愈初起之疾，人皆为常，故名不出于乡里；扁鹊疗深危之病，人皆称奇，故名闻于诸侯。声名传播之远近，与医疗水平之高下适成反比。而扁鹊此语的本意则是：除病于无形、毫毛、血脉的不同阶段，乃判断医工水平高下的准绳。此评既反映扁鹊大有水准的谦逊态度，也可视作对“治未病”论的恰当说解。
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也有类似的评价：“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未病”即“未有形”，“欲病”即“在毫毛”，“已病”即必须刺血脉、投峻药、剖肌肤的危重疾病。发现与疗治处于不同阶段的疾病，是区分医生水平高下的重要尺度。此与扁鹊之论，正属英雄所见略同。
我们还可以用人所熟知的成语“曲突徙薪”来旁证这一看法。《汉书·霍光传》记载一则寓言，说有个宾客发现主人家中的烟囱笔直，炉灶旁又堆着干柴，就向主人建议，把烟囱弯曲，搬走干柴，否则容易导致火灾。主人没有理睬，不久家中果然失火，幸亏邻居们把火扑灭，主人于是设宴慰劳救火的邻居。被火烧得焦头烂额的人坐在上座，其余按照救火的功劳大小依次入座，却不邀请建议他把烟囱弯曲、搬走干柴的人。有人对主人说：如果当初采纳宾客“曲突徙薪”的建议，就不会发生火灾，也不会出现“焦头烂额”之人，自然也就不用破费设宴。主人于是醒悟，把宾客请来。此故事移用到“治未病”上来，不就是要强调预防吗?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未病”的理想呢?这就是《素问》开宗明义的《上古天真论》所云：“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倓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外避邪风，内养正气，心境清静自适而无所营求，精气神三宝固守体内，疾病便不可侵犯。又说：“其知道者，法予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遵奉四时阴阳，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过度消耗体力，形神相合，就可能享有自然的寿数。
大凡对《内经》研究有素的学者皆深得“治未病”的本旨。唐代的王冰、北宋的林亿等是校注《素问》的高手。他们在完成校注工程后，都曾在所撰序文中由衷地赞叹过《素问》的巨大作用。王冰说：“君臣无天枉之期，夷夏有延龄之望。”林亿等说：“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圣之先务；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者，上主之深仁。”并认为“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和气可召，灾害不生，陶一世之民，同跻于寿域”。由此益见，圣人所治，上工所刺，其终极目的，就是要消弭疾病于未形，永葆康强至期颐。医学功能所企望达到的至上境界，医经所论“治未病”的核心思想，概存乎此。
二、“治未病”理念的文化内涵
“文化”，的概念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主要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本文所论概属后者。“治未病”理念源自于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至迟在殷周之际已经形成。周武王推翻了殷人的统治，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对夏桀、殷纣亡国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从中悟出“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由量变导致质变的规律，“夙夜罔或不勤”(《尚书·旅獒》)，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从公元前十一世纪直至前三世纪，周王朝绵延八百年之久，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为长久的王朝。
所谓忧患意识，不仅是认识到现实的或可能出现的忧患，更在于要想方设法去消除已经出现的忧患，防止可能出现的忧患。作为人类的一种意识，它既是能动的主体对被动的客体的真实反映，也是主体引导客体“改邪归正”，是人类智慧与魄力的集中体现。由于“忧患意识”之忧患是现实的，或可能成为现实的，因而它同无事生非的“杞人忧天”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忧患意识与“治未病”的关系，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说。
1．忧患意识强调居安思危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儒家经典著作《诗》《书》《易》中多有论述。《诗·豳风·鸱鹗》：“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说天气尚未阴雨之时，鸱鹗就开始筑巢，剥取桑树的根皮，缠绕它们的门户。成语“未雨绸缪”即由此而得。《尚书·大禹谟》中言：“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益指尧舜时的大臣伯益。作为三朝元老，伯益对大禹说：啊!要儆戒啊!我不断地告诫你，不要失去法度，不要游荡放纵，不要过度戏乐。言下之意，否则将有亡国之殃。伯益居安思危的忧患之情溢于言表。萌芽于殷周之际的《周易》是一部用著草占卦以断吉凶的卜筮书，同时也是一部饱含忧患意识的哲学著作。《周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此语正是全书内容的写照。
《易·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苞桑”指桑树的根，凡物系在桑树根上，自然牢固。《易·系辞下》借孔子的名义对此加以解释说：“子日：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日：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意为现在有倾危的事情出现，是由于自以为过去的安乐可以长期安乐，无所畏慎，才招来今日的倾危；现在有灭亡的灾难发生，是由于自以为过去的存在能够永远存在，无所恐惧，才导致今日的灭亡；现在有祸乱产生，是由于自以为过去的太平总会延续到底，无所忧虑，才遭受今日的祸乱。因此君子安定时须时刻不忘危险，生存时须时刻不忘灭亡，太平时须时刻不忘祸乱，始终担心将要灭亡，牢固地把自己的安危系连在桑树的根菱上。
中医“治未病”何尝不是如此?现在病魔缠身，是由于自以为过去的健康可以长期健康，无所畏慎，才招来今日的重病。因此未病时须时刻谨防病邪的侵袭。《老子·七十一章》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仅就疾病角度而言，老子教导我们，“上知”之人“病病”，认真对待可能出现的疾病，就可以“不病”，永葆健康。相反，如果不“病病”，不认真对待可能出现的疾病，那就不能“不病”，自然是“下知”者的作为。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加以探讨：从忧患的时间来说，真正的忧患，并不在忧患时，而恰恰在其对立面安乐时；就忧患的本体而言，真正的忧患，并不在忧患者中，而恰恰在其对立面安乐者中。安于所安之时，就是忧患笼罩之际；乐于所乐之人，便成忧患缠绕之体。《诗经·小雅·小曼》所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也是这个意思：未临深渊、履薄冰时，要如同已临深渊、履薄冰时般地战战兢兢；未临深渊、履薄冰者，要如同已临深渊、履薄冰者般地惴惴小心。
中医“治未病”又何尝不是如此?真正的忧患不在已病后，而恰恰在其对立面未病时；真正的忧患不在已病者中，而恰恰在其对立面未病者中。因此忧患存在于未病之时、未病之人。此时此人便需要具有忧患意识，战战兢兢地加以预防。一旦真的临深履薄，染疴沽恙，则应具有“既来之，则安之”的乐观精神，振作起临危不惧的意志，积极配合，以便良医充分施展化险为夷的方术。
忧患意识在《孟子》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告子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如果国内没有忠诚大臣的谏言，国外没有敌对国家的祸患，那么国家就必然灭亡，从中揭示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真理。有一种现象叫“鲶鱼效应”：如果要让沙丁鱼存活，以便带回港口，制作罐头，就在鱼舱中放上几条喜欢吃小鱼的鲶鱼。沙丁鱼在鲶鱼的追赶下，四处游动，便能活着返回港口。“鲶鱼效应”说明危机激发活力的道理，正印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真理的普遍意义。
居安思危则安，居安思安则危；未病思防则健，未病不防则病。这便是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与“治未病”理念的关系所在。
2．忧患意识注重防微杜渐
防微杜渐作为一种忧患意识，它的产生是建立在辨明吉凶、测定量质变化的基础之上的。
如前所述，《周易》是一部卜筮书，而卜筮的目的是明吉凶，诚如《系辞上》所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又说：“系
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因而其三百八十四爻不惮其烦地告知人们何者为凶，何者为吉，如何避凶，如何趋吉。《老子·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认为祸福、正奇、善妖这些矛盾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没有终极，体现了祸福依存、转化的辩证法思想。要求人们随时关注吉凶变化的信息，以趋吉避凶。
关于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问题，《老子》的学说可谓其滥觞。其《六十四章》云：“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明事物的发展总是沿着由小而大、由微而著、由量而质的规律变化的。《周易·坤卦·文言》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日：‘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说像弑君、弑父之类恶事，并非一朝一夕而成，如同由霜而冰一般，这是必然的趋势，所以说“盖言顺也”。而要防止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必须在其“一朝一夕”的“由来”即开始的阶段，就要“早辩”，及时察觉，这就是“见微知著”。明代张介宾在《类经附翼·医易义》中曾对此加以发挥说：“履霜坚冰至，贵在谨于微，此诚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也。”认为“履霜坚冰至”强调“谨于微”，施之于医，则为“治未病”，并把这一思想摆到“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的至上高度。
唯其如此，中国古代的哲人极其重视“见几”，及时发现事物转恶的苗头，以防微杜渐。《周易·系辞下》：“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从事物细微的变化中预见其先兆，即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防患于未然。《素问》之《阴阳应象大论》“善治者治皮毛”、《八正神明论》“上工救其萌芽”等等教导，与“见几”的思想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所同者皆为防微杜渐，所异者，一乃忧患意识，一属“治未病”理念。
《淮南子·说山训》：“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冶无患之患，故无患也。”一语中鹄地说明“治未病”理念与忧患意识的共通之处。
作者：
201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