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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家训》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蕴的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被誉为家教典范。作者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博览群书，无不该洽州¨，“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大家。他一生曾侍梁、北齐、周、隋多朝。自叙日“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叹息“三为亡国之人”。正由于“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身处中国社会由治而乱再趋于治的动荡时代，所以入隋以后，便本着“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宗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写成《颜氏家训》一书训诫子孙。全书二十篇，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还“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州础等。细读其书，发现其中谈及不少医学问题，许多见解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反映出他对中医药的认识和重视，体现了他的中医药学思想。
一、肯定医学，否定巫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思潮涌现。儒学流行，玄学兴起，佛教兴盛。儒道释三种思想并存，彼此影响，互相渗透，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和态度不尽相同，采取各自笃信的治疗方法和措施，或求助神仙方术，或拜佛保佑，仍不完全相信也不完全依靠刺灸汤药。张仲景所言“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降志屈节，钦望巫祝”的社会风气依然存在。而颜之推则能在纷繁复杂的思潮中保持清醒的认识，从实际出发，充分肯定中医药作用价值，而不是把治疗疾病的办法和希望寄托在巫觋、鬼神和法事上。书中多次提及脉诊、针灸等诊法疗法的运用，并肯定其显著疗效。他认为一个人生病时，“安得不用针艾救之哉?”书中记录一女子自幼丧母，伤心不已，后见其母遗物，以至“精神伤怛，不能饮食”，她家人“将以问医，医诊脉云：‘肠断矣’!因而便吐血，数Et而亡”，说明脉诊应用和预后的准确。书中记载齐朝的孝昭帝，在娄太后病重时，延请当时“大善医术”的“徐之才为灸两穴……后即痊愈州，说明他对灸法的显著疗效十分赞赏。而对于巫觋，则明确表示不相信和坚决反对，决不因此浪费钱财。他说：“吾家巫觋祷请，绝于言议；符书章醮，亦无祈焉，并汝曹所见也。勿为妖妄之费”。这与司马迁的“信医不信巫”的观点完全一致。此外他还告诫子孙，“医方之事，取妙极难，不劝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药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为胜事，皇甫谧、殷仲堪则其人也。”认为若能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了解一些药性，懂得配制药物，在居家过日子中就能够应急，挽救生命。这充分说明他意识到中医药的实用价值，“在一向重道轻器的历史时期，他对于……皇甫谧殷仲堪的医学，都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是难能而可贵的。"
二、推行孝道，以医尽孝
自从汉代推行以孝治天下以来，孝道便成为历代封建伦理道德的主流，一直倍受统治者及士大夫推崇。颜之推主张“孝为百行之首”，而“医者， 亲之存亡所系”，以医尽孝，为双亲解除疾痛，则是践行孝道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齐梁之间，不明医术者，不得为孝子州。“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可见，南北朝时期医与孝的关系特别密切。因此，尊医求药，孝敬双亲，以医尽孝是当时的一种时尚，也成为《颜氏家训》提倡和称颂的一个重要思想。颜之推认为当双亲有疾患时，子女应亲自拜医求药，解除他们的痛苦。“父母笃疾，医虽贱虽少，则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虽然医生社会地位低贱，年轻，资历尚浅，但不容轻视怠慢，而应该尊重恭敬，行礼拜见，哀求其怜悯，使父母早Et摆脱疾病的折磨。即使是世子也不例外，不可傲忽。“梁孝元在江州，尝有不豫，世子方等亲拜中兵参军李猷焉。”齐朝孝昭帝，在娄太后病重时，恭请当时名医徐之才为其母“灸两穴……后即痊愈州。三、倡导养生，重视生命颜之推生活的时代，阶级矛盾尖锐，民族矛盾复杂，社会动荡不安，战乱兵祸频仍，个人亦宦海浮沉，饱经忧患。因此他倍感生命之宝贵，告戒子孙要趋利避害，珍惜生命、养护生命。于是在书中单列《养生》一篇，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投射出他独特的中医养生观和对生命的态度。
1．重视生命本体，提出“虑祸”养生理念
人们讲养生，往往只注意保养身体，而忽视外来祸患。一旦祸及患至，性命不保，谈何延年益寿?所以颜之推首次明确提出养生新理念——“虑祸”。要养生，必须“虑祸”，即避免灾祸保全生命。“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因为身体是养生的前提和先决条件。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无“身”岂能奢谈“养”?“单豹养于内而丧外，张毅养于外而丧内，……嵇康著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饵之徵，而以贪溺取祸。”即：单豹很重视养生，却被外来饿虎侵食；张毅重视防备外来侵害，却死于内热病；嵇康著有《养生论》，但由于傲慢无礼而惨遭杀害；石崇希望服食长寿，只因积财贪污被杀死。这些人都是因祸害而丧生，使养生之业前功尽弃，后人当引以为戒。所以他认为“谦虚充损，可以免害。”少贪欲，静身心，避人祸，保全身体，方为养生基础。然而虽说“人生难得，无虚过也”，但是他并非贪生怕死，更没有盲目强调虑祸保命，苟且偷生，仍以国家利益为重。他说：“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反对的是“贪i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小人利己之行为，赞扬的{是“行诚孝”、“履仁义”、“全家”、“济国”的大丈夫义举，体现出家国利益为重，舍身取义的儒家思想。
2．从实际出发，摒弃虚妄缥缈的养生之术
颜之推虽然认为“神仙之事，未可全诬”，对道家炼丹求仙之说未断然全盘否定，但亦明确指出：“人生居世，触途牵絷：幼幼少之日，既有供养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资须，公私驱役……”人生不同阶段，均有难以摆脱的世俗牵挂，故“而望遁迹山林，超然尘滓，千万不遇一尔”。况且学习此术需要“金玉之费，炉器所须”、“非贫士所办”，世之俗人难以办到。结果是“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华山之下，白骨如莽……纵使得仙，终当有死，不能出世”。他认为此术劳神伤财，收效甚微，不切实际，不应“专精于此”。颜之推养生而不信神仙轻举之说，符合医家调养之理，从而否定了葛洪、嵇康等提倡炼丹服食、神仙养生、长生不老之说。
3．提出行之有效的养生原则和方法
第一，“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喧，禁忌食饮，将饵药物，遂其所禀，不为夭折者……”，即是爱惜保养精神，调节养护气息，起居有规律，衣着冷暖适宜，饮食有节制，吃些滋补药品，保住元气，享尽天年。强调慎守元气，防止耗散，调养元气是养生的关键。且要顺应四时气候变化及有规律的饮食起居，以养生调摄。这种思想源自于《素问·上古天真论》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和《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第二，赞同合理服食槐实、黄精、枸杞、白术、杏仁等常见药物，既可增强体质，亦可以延年益寿，“邺中朝士……得益者甚多”，并以实例说明这些药物的功效。然而药物不可滥服，应精选而用，“凡欲饵药，陶隐居((大清方》中总录其备，但须精审，不可轻脱”，否则适得其反，并以王爱州“服用松脂不得节度，肠塞而死”为例，指出世间“为药所误者甚多”，来告诫后人，服药养生要谨慎合理。第三，乐于采用简便易学的方法以祛病强身。如叩齿法，他说：“吾尝患齿，摇动欲落，饮食热冷，皆苦疼痛。见《抱朴子》牢齿之法，早朝叩齿三百下为良；行之数日，即便平愈，今恒持之。”亲自实践，从中受益，认为方法简便，效果明显，值得推广。
4．劳逸结合，健身益智
颜之推充分肯定适当的文体娱乐活动对身体的调节保健作用，也是实用的养生方法。他认为音乐“暗暗雅致，有深味哉……足以畅神情也”；下棋“有时疲倦，则傥而为之，尤胜饱食昏睡，兀然端坐耳”；“弹琴亦近世雅戏，消愁释愦，时可为之”。这些“杂艺”，包括书法、绘画、弧矢，均可以使人活动肢体，放松身．D。只要不沉湎其中，适可有度，则可以调节情志，强健体魄，这样劳逸结合，健身益智，相得益彰。
四、记录药物，说明功用
书中还记载了槐实、黄精、枸杞、白术、杏仁、车前、松脂、巴豆等药物的功效。“庾肩吾常服槐实，年七十余，目看细字，须发犹黑。”证明槐实有润肝养血明目、乌发养颜、防老延年的功用，与陶弘景《名医别录))所记“久服明目，益气，头不白”一致。“邺中朝士，有单服杏仁、枸杞、黄精、术、车前得益者甚多”，说明黄精、枸杞、白术具有补中益气、延年轻身作用，为上品无毒之药。“近有大贵，……而尝于苫块之中，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过。一贵人居丧期间，为表示哀伤，以巴豆涂脸，不料弄巧成拙，皮肤被腐蚀，满脸伤痕。说明巴豆味辛性热大毒，会刺激和腐蚀皮肤，损毁容颜，应慎用。
颜之推以学问广博著称，“是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颜氏家训》体现出来的中医药学思想，不仅反映出他对中医药的正确认识和广博的学识，也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南北朝时期中医药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