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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人都知道“避瘟散”，而这个“避瘟散”又是和“长春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虽然在北京甚至在全国名气很大，却是很便宜，几个铜板就买一盒，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与欢迎。旧时代民生凋敝，医疗卫生条件很差，老百姓有病也看不起，也买不起诸如“同仁堂”这种大字号的名药，如“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等。“避瘟散”的配方里有檀香、木香、白芷、姜黄、朱砂、冰片、薄荷香、甘松等，高档一级的还要加上麝香。这些药分别具有行气止痛、芳香开窍、清心醒脑、辟秽解毒、祛湿排脓、安神散暑之功效。“避瘟散”包装袋明白地写着主治范围：“感受瘟邪、霍乱吐泻、晕车晕船、嘈杂恶心、饮酒过度、山岗瘴气、感受煤气、瘟疫杂症、偏正头痛、口舌生疮、风火牙疼、咽喉肿痛、蝎蜇虫咬。”这样，小药走进了大众的生活中。
由于避瘟散的功能适用不少普通常见杂病，用法上又可闻、可冲服，携带方便，有恙冲服，无病作闻药来解闷防疾。特别是它的祛暑避秽作用经过不断改进与完善已大大优于日本的防暑药“宝丹”，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占领了北京和华北的大部分市场。那时有钱人闻各种高档鼻烟，而部分失意官僚、破落王公子弟、穷苦旗人市民和小店员们则闻“避瘟散”，也引为时尚。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由萧条走入危机，除日本外纷纷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政治干涉和经济侵略，在客观上使中国得以休养生息，民族工业得到了一定发展。可是历经连年战乱，不断出现的灾荒、饥饿、贫困、病痛、瘟疫却成为了中国人民心头始终挥之不去的梦魇。尤其瘟疫的不断大爆发，使千百万中国人失去了健康甚至生命。
霍乱，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不少地区都称之为“虎烈拉”，是一种烈性肠道传染病。因为当时的统治阶级不管人民死活，加之当时的卫生条件极差，人一旦罹患此病便九死一生，人们谈“虎”色变。20年代中至30年代初，华北地区每年都有“虎烈拉”疫情出现。因为缺医少药，每年各地都因闹“虎烈拉”死不少人。情急之下，人们就拿来“避瘟散”救急。没想到几小盒药面冲服后竟发生了神奇的疗效，有的人病况缓解，有的人病体痊愈。先前人们习惯将“避瘟散”当作闻药用，没想到冲服可以救命！这个消息迅速在民间传开了，北方山东、河南、山西、河北、东北几省“避瘟散”销量大增。一盒小药赚不了几个钱，可架不住量大。长春堂也就在此时开始大规模扩大厂房和招兵买马，准备大干一场了。长巷下头条51号到57号院落，包括出北口把角开于鲜鱼口街的门面房，多半都是在那一时期置买下的。
及至民国32年，华北数省和平津一带爆发了大规模霍乱疫情，报纸和广播电台纷纷登出防疫和治疗的中医配方，北京城各处城门定点晚启早闭，进入北京的火车在丰台车站进行消毒，有症状的旅客就地被阻断与隔离。此疫情甚至惊动了南京国民政府。
长春堂“避瘟散”能治“虎烈拉”的名声早已深入人心，此时各地订单及催货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北京城里各家经销点代销点及长巷下头条本铺的存货全部脱销。先父正是在这一年春去的长春堂，去后先在包装，没有多久就顶到一线。据他回忆，当时夜以继日地赶制“避瘟散”，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觉，那时年轻也不觉得累。之后不久买卖已经发展到200人左右，还雇了30多名临时工负责糊口袋纸盒、择药、装药、搬运、装卸车等相对粗重一点的活。当时吃的方面很好，全是米和面，每天鸡鸭鱼肉管够，夜班时有饺子馄饨，光粥就五六种，什么粳米粥、莲子粥、紫米粥，还大量提供汽水和酸梅汤。这种大干持续了小半年，一直供不应求。除了邮寄外埠，每天都有各省老客在长春堂售品所（门市部）门外等药装箱。本来在包装“避瘟散”上是有一套规范的，其中最重要的程序就是药品全部生产加工完毕后要装入细瓷缸中密封一年（发货多急也要半年以上），一年压一年，而此时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出一批走一批。至于说先将药装入八棱小锡盒里，再放进印有孙三明老道头像的纸袋中，那就更是不可能完成的程序了。
这一年的长春堂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生产数量、生产规模、净赚利润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长春堂”的名声和资本迅速隆起。据有人统计，20年代初长春堂避瘟散只卖三四万盒，四五年后卖到十五六万盒，而到30年代以后每年都卖到250万盒以上，1933年竟卖到400万盒上下。其生意不仅做到华北、华中和华东与西北的一部分，连印尼、泰国、缅甸等国家和地区都开始畅销起小小的“避瘟散”。
从这时开始“长春堂”才真正跻身于北京城“老字号”、“大买卖”的行列之中。其爆发的速度令人咋舌。这里，“天时”固然是第一位的因素，而像对传统闻药不断地完善与改进，最后创出了当家药“避瘟散”；和国外名牌、特别是敢和日本的同类商品“宝丹”等竞争抢占市场；对当时缺医少药的社会及市场情况的充分了解；各型各类广告起的巨大宣传作用；东伙同心合力共创名牌的信心与干劲等因素决定了长春堂的崛起、扬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