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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半个世纪以来一直相信疾病从根本上是可治的西方人而言，令人震颤的是不可治愈的致命疾病的复苏。它们看上去可能仅仅像腥红热、白喉或旧时的结核一样虚弱无力，但随后就会变得大为不同，那时推动它们的细菌已不再是同样的细菌了。它们至少使受害者同样痛苦与衰弱，对心理、生理和财政同样具有破坏性。
虽然它们造成了巨大的浩劫，但这些再生的杀手并不代表过人类的最后威胁。它们倾 向于留在正在消失的传染病中，然后演变成一场挡不住的灾难。它们也许是另一些疾病的征兆，此我们可能没有什么防御之术。
半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对细菌的战争，现在各种迹象表明战斗已经陷入了有气无力的僵局——就像一场固定阵地的消耗战，双方都在奋力支撑，以备在战壕牛进行下一次战斗。细菌就在外面，就要进攻我们，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消灭敌人。我们必须净化自己，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我们已经看到在细菌超出控制猖獗起来时，我们自夸的“精锐部队”——抗生素，并未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用军事术语来说，它们还导致了大量的“间接损失”——它们残杀了大量的“平民”，那些保持我们正常功能与健康的友好菌群。这种破坏使我们更易受到有害菌的感染。另外，那些细菌“敌人”同样唤起它们巨大的潜能来适应新的环境，它们发展出强大的防御能力卷土重来；我们又研制出新的“魔术弹”来回击，更像滥用一气的炸弹一样，把它们到处发射；细菌再次改变并赶上我们，我们又创造出新的抗生素，而细菌又已改变……如此循环不已。
1981年，在《不死的细菌》一书中，马克·拉普描述了抗生素的发明及其巨大许诺所产生的后果：
“很不幸，我们与自然界玩了一个恶作剧，我们控制住这些化学物，以一种方式使它们更加完美，以致改变了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微生物的结构。我们现在增生了以前自然界中从未存在过的微生物有机体。我们选择了它们。我们发现，在过去微生物导致的人类的疾病只有10%，而现在能导致的疾病已达20%和30%。我们已用抗生素改变了整个自然界的面貌。”
拉普的描述在当时显得有些夸张，现在看来却是恰如其分。今天我们知道拉普是多么正确。如果医学家和医生们当初没有将细菌视为危险的敌人予以根除，而是当成不守规矩、需要细心管理的盟友,也许今天就没有必要花大力气对付恐怖的中毒性休克综合症。当然，我们不能使时间逆转。我们毫无选择，只能承认现实，只能继续面对。
我们将抗生素当做医疗武器或“特种部队”的错误见解，并不是导致近几十年我们免疫系统衰弱的惟一原因。工业污染和家庭垃圾也难逃干系，还有饲养不当的动物，因为在许多国家药品已经成为动物的“例行食物”。结论是一样的：作为一种生物，我们现在对于各种疾病的抵御越来越脆弱，尤其是“传统的”流行病，如霍乱、伤寒、炭疽、腺鼠疫和肺炎，它们从藏身之处出现，就像它们往常一样势不可挡。例如，拉丁美洲和印度在1991到1994年之间都爆发了严重的霍乱。
超级病毒惊人的扩散表明，现代交通能在几小时内把一种疾病飞速从印度尼西亚带到印第安那州。这意味着像埃博拉或拉沙热这样不可治愈的可怕的出血热疾病，能自由地在大陆间飞来飞去，侵袭毫无防备的人们。1989年一种埃博拉热病毒到达了美国弗吉尼亚的莱斯顿，距首都华盛顿大约只有10公里。它从菲律宾起飞，取道阿姆斯特丹和纽约。极为幸运的是，那埃博拉特殊变种的致命力量被禁锢在携带它的猴子身上：染上此疾的少数几个人在经过充满痛苦的恐怖日子后幸存了下来。
那毕竟是一次意外的幸运。但是这些正在出现的威胁确实会致人死命，这并不只是免疫系统衰弱的问题。这些由病毒引起的疾病，我们只有两种基本方法防御它们：我们自身结构的弹性和接种疫苗进行预防。还有第三种办法——利用以前受害者的血清。就非洲病毒而言，如果它们中有一个在任何国家爆发成瘟疫，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血清来周转。
更糟的是，对于一些怀有敌意的病毒，我们没有任何固有的内在堡垒，也没有牛痘疫苗，同样也没有确实可行的治疗方法。它绝对清晰地显示出，一种不治之症是如何在免疫系统已被其他感染彻底摧毁的人群中扩散的。它可以寄居在任何个体中，无论这个人多么健康、富有和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