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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培本，号心源，患腹肿，医作湿热实症治，用中满分消汤去参萸二姜，余素知其肾亏，曰“此病实中有虚，须兼顾本。”并检示以各方书。不听，既而愈，更以余为谩言矣。余与旁人言，必复发，既而果然。医不知变，仍治以前法，仅加白术、山药等健睥药。余曰“殆矣。”适侄婿曹融甫来？名医曹智涵之子也。余谓侄曰“盍邀诸。”曹诊毕，用金匮肾气丸加减焉，而易以汤。侄辈素惧附桂之热者，不敢饮。病日笃，遂卒。卒时见种种心肾不交象，余曰“药既对病，虽附子、肉桂之大热，石膏、龙胆之大寒，麻黄、细辛之外窜，大黄、芒硝之下夺，俱足以生人；苟不对症，即小小感冒，风温而治以卒温之荆防，风寒而治以辛凉之前蒡，亦足以轻病转重，倘怵于大热大寒而不同，古宋何必有此药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