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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脱髓鞘性周围神经病分为急性炎性脱髓鞘神经病（AIDP）或称格林-巴利综合征（GBS）和慢性炎性脱髓鞘性周围神经病 （CIDP）。GBS是由细胞/体液免疫介导的炎性脱髓鞘性神经病，在我国经历防治研究几个历史阶段。
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我国南方江苏省和北方的华北、东北地区农村于秋夏季发病较高，引起神经科同道的注意，当时的诊断是符合国际经典临床表现的。患者发病前有前驱症状，如上呼吸道或消化道感染、腹泻等，5～7天至2～3周后发病。特点为四肢不同程度对称瘫，下运动神经元瘫痪，不伴锥体束征，脑脊液可见蛋白-细胞分离，电生理可见神经传导速度减慢或传导阻滞，有些重症病例伴有呼吸麻痹，病死率相当高。尸检病理所见为经典型炎性脱髓鞘性周围神经病。
进入90年代，有关GBS研究处于深入阶段，开始了GBS变异型的研究，建立了实验变态反应性神经炎（EAN）模型，并进行了发病机制研究。华北地区报道了10例以儿童为主的重症GBS尸检病例，其中3例为经典型急性炎性脱髓鞘性神经病，有6例以轴索为主要病理改变，另1例为脱髓鞘与轴索变化并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此组病例有谓GBS亚型者，也有谓中国北方儿童麻痹综合征者。由此在我国引发了GBS研究高潮，开展了流行病学、神经电生理、神经病理、神经免疫和免疫病理等研究。通过对上述6例轴索性病变的超微结构等深入研究，证实其为急性运动轴索性神经病（AMAN）。尽管GBS的轴索性病理改变早有报道，但本组研究对其发病机制给予进一步阐明，并最终达到共识，即AMAN仍然属于Asbury诊断标准中的运动性变异型。这些深入研究过程也使我国GBS研究得到了提高并取得经验。通过应用PO和硫脂抗体建立的动物EAN模型，研究了病理形态和免疫机制。也用雷公藤多甙和单体（T4）进行实验治疗且取得了进展。在病因发病机制方面不仅证实空肠弯曲菌（CJ）与GBS运动型特别是AMAN发病有相关性，而且也分离出多种菌株分型并探讨了其与发病的相关性。在治疗方面，对病程迁延病例通过应用甲基强的松龙冲击治疗、血浆置换、免疫球蛋白和其它免疫抑制剂、对重症伴呼吸肌麻痹患者加强监护、抗感染、加强营养支持等综合治疗，取得良好疗效并降低了死亡率。总之，通过临床诊治实践，以及临床神经病理、神经电生理和神经免疫研究的开展，使神经科同道对GBS 诊治取得了经验，也使我国的GBS临床研究提高了一步。
本期刊出的GBS文章，反映了目前我国GBS的研究现状，也提出了今后研究值得注意的问题：
1. GBS患者血和CSF幽门螺杆菌（HP）抗体测定显示正相关，提示HP可能为GBS发病诱因之一。虽然近年研究表明CJ与GBS AMAN有相关关系，病因和发病机制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但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因此，仍然认为GBS是免疫介导的炎性脱髓鞘性神经病综合征。病因未明，仍属多种因素诸如病毒性呼吸道感染、腹泻、肠道感染、农药中毒、妊娠、外伤、手术、肿瘤等致病，因此注意探索发病诱因、病因，对临床防与治均有重要意义。
2. GBS患者血浆肿瘤坏死因子α、白介素(IL)-2检测和T细胞协同刺激分子在GBS血和CSF和周围神经表达均得到阳性结果。细胞因子（CK）、IL、T细胞受体和T细胞协同刺激分子是近年细胞/体液免疫研究的重要发展，对阐明发病病理生理机制，对临床和治疗都有指导意义。因此，加强针对性强、对诊断和治疗有意义的细胞因子和分子病理学研究一定会促进GBS研究进一步深入。
3. 在治疗方面，静脉注射大剂量丙种球蛋白和采用雷公藤多甙治疗GBS研究取得有意义结果并提出讨论和意见。激素治疗虽然仍有争议，但至今仍不失为早期可用的治疗方法，特别是对迁延型病例大剂量强的松龙冲击治疗，已取得良好疗效。血浆交换、丙种球蛋白及其它免疫抑制剂、中药雷公藤多甙等治疗均为依不同情况可选用的有效治疗方法。加强临床观察配合适当实验室检测指标（细胞因子、细胞介素、T细胞受体及其协同刺激分子），可对GBS治疗提供有指导意义的参考。当然在临床治疗和研究中，对重症伴呼吸肌麻痹患者在ICU监护下采取综合治疗（包括抗感染、营养支持和护理等）仍然是抢救乃至降低死亡率的重要途径。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加强康复治疗促进功能恢复，求得痊愈，依然不可忽视。
4. 当前在GBS或称AIDP临床实验以及治疗研究报道方面，如上所述已取得进展。但对另一大组免疫介导的炎性脱髓鞘病（CIDP）研究报道甚少，无论在临床诊治研究还是在发病机制、实验研究方面均显不足，应注意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5. 虽然EAN实验模型和临床免疫病理证明GBS由细胞/体液免疫介导发病，但其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仍未十分清楚。诸多致病诱因如感染、外源性毒物、外伤、肿瘤等环境因素，以及遗传因素、遗传易感性均参与GBS发病。本期刊登的GBS患者HLA基因分型检测，虽然未能得出相关结论，无疑还是很有意义的探索。尤其对各种GBS变异型和病程迁延的CIDP可能存在遗传易感性，值得深入研究。特别是21世纪随着分子生物学、分子病理学技术的应用，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在各种疾病病因和发病机制方面有关影响研究的不断进展，相信在GBS研究方面通过加强临床与基础相结合的防治研究定会取得更大成绩。■
作者简介：郭玉璞（1929-），男，吉林省九台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1984年曾在澳大利亚悉尼西澳大学皇家佩思医院神经病理科和悉尼大学神经病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临床神经病学和神经病理学。通讯地址：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北京 100730。联系电话：（010）65296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