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港鼠疫促进我国疾病控制体系初步建立

　　急性传染病的暴发流行是突发事件，对社会的冲击是明显的。晚清时期，岭南和东南沿海以及东北等地严重的霍乱、鼠疫流行此伏彼起。面对这些一旦发生便十分容易迅速蔓延的烈性传染病，针对患者个体的临床治疗远远不足以遏止疫情。当时的港英、澳葡当局和上海、厦门等处租界将现代卫生防疫手段运用于防疫工作。尤其是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严重鼠疫流行，由于其伤亡之惨烈和对国际国内经济贸易影响之大，客观上起到促使国家和民众正视瘟疫问题，介绍和演示当时西方先进的防疫检疫制度，推动我国疾病控制体系建设的作用。

　　1894年“自春徂夏，省中死者共11万余人”（《申报》1894年7月15日“粤疫续述”），其中“有出门拜客，染疫而亡者；有为人诊病，染疫并祸及家人者；有染疫回家，妻及子女亦相继而亡者；有为亲人料理丧事，染疫而亡者；有出外购物染疫者；有赴局办公染疫者；有‘城内保甲总局自陈厚斋观察以疫逝，局中兵役继为毙命者’；有贼入疫家染疫而亡者；有在城内八旗驻地、省中文武大小衙门传染者；有在面馆、妓院传染者；有参加集会庙会，染疫暴亡者。”以致“染病之家纷纷迁徙以避，故省中屋宇多半旷闲，无人居住，而市面生意因之冷淡异常，凡酒店茶楼尤形寂寞，无敢过屠门而大嚼者，贸易中人无不仰屋兴嗟也。”（《申报》1894年7月9日“穗石薰风”）

　　面对这场人间灾难，港英当局在疫情暴发之初，即动用一系列的现代防疫手段，直扑疫情。广州方面官方和民众经历着从“舁神逐疫”到“去秽逐疫”的态度和行为转变。1894年穗港鼠疫对两地的社会经济造成的直接影响是巨大的，然而在鼠疫爆发后，驻厦门、福州、上海、澳门等主要口岸的各国领事和海关纷纷会同地方官自行制定防疫检疫章程和采取检疫措施，严防鼠疫传入。而防疫检疫章程和各种检疫防疫措施的相继出台，也间接地促进了我国现代疾病控制体系和现代城市公共卫生体系的初步建立。

　　一、制定防疫章程
　　1894年香港鼠疫暴发流行伊始，香港洁净局即制定治疫章程（《申报》1894年5月22日“香港治疫章程”），作为应对此次鼠疫的行动纲领。《防疫章程》共计12款：第1款是对患疫者所作的规定，即患者必须在指定的地方就医；第2款是对死者所作的规定，即死者必须在指定地点埋葬；第3款是对旁人的义务所作的规定，即旁人必须举报鼠疫患者或可疑患者；第4款是规定患者前往指定地点就医，必须由专人负责运送，别人不得擅动；第5款是规定死者尸体的埋葬，必须由专人负责，别人不得擅动；第6款规定对可疑患疫之家，由洁净局派人逐户搜查。若发现屋宇不洁，则由洁净局派专人洒扫，消毒；若发现屋内有死者，则由专人移葬；若发现患者，则由专人送往规定地点就医；第7款则对患者的衣物作出规定，即必须由专人负责搬运和清洗患者衣物，别人不得擅动；第8款对患者应焚毁之物及焚毁地点由洁净局规定；第9款对患者房屋如何处理作出规定。即必须洗涤干净，并洒以药水。若一屋之内，死3人及以上者，必须全家搬出，所有家私杂物，一律由专人负责洗净；第10款对一时不能洗涤洁净的房屋作出规定，即将人和物搬往规定的地点，然后照例清洗，关闭，若无洁净局专命，任何人不能入住；第11款对公厕的消毒做出规定，即任何厕所每天必须用配给的解秽药水洗洒二次，厕所必须配有生灰，便后以之消毒；第12款规定成立三人委员会，全权负责处理防疫事宜，并确定办公地点，配备帮办，各司其职。其逐户探查及迁移患疫之人、移葬尸骸、办理埋葬之事以及洗扫屋宇事务均有专人负责。
　　不久又增加了强制性条款：患疫之屋及附近之屋之屋主及住客必须在48小时内搬出，否则将由专人执行，其费用由屋客或屋主负责，同时还将处以200元以下的罚金；不论曾否经过清洁消毒，只要有医生认为此屋不宜居住，即行关闭，住客住户必须24小时内迁出，费用由业主负责。（《申报》1894年6月6日“疫信照登”）
　　澳门比邻广东、香港，为防鼠疫传入，也制定了详细的防疫章程（1894年6月1日《申报》“澳门防疫”）。主要内容有：日常供应淡水的船只允许照常航行停泊；华人社区的沟渠每日须洗净；屠宰场及附近每日用咸水冲洗；查验省港来船旅客；水师参与防疫事宜；夹板并桅船或摇桨之各船只上有人染疫，立即由动力船拖出；对于水上居民有患疫者，应立即举报。随后又增加了补充条款（1894年6月10日《申报》“澳门防疫”）：补充条例较前规定更为细致具体，规定各类船只分别在指定的地点靠岸；如无特殊情况，晚间任何船只不得与岸上人往来；白天由关闸路径来澳者，必须经官医验视后才准进入，晚间无论何人俱严禁由关闸陆路入澳；特殊地段禁止通行；水师、警员在岸边巡视，以防船只在规定以外的地点登岸和人员擅自入境。养生局负责向各入关处派驻医官严密守查；监督街道房屋的清洁；所属各离岛也照款办理。澳门尽管毗邻穗港，由于防疫措施得当，1894年并未流行鼠疫，后来也未见严重流行。

　　二、实行海港检疫，隔离疫区来船
　　1894年穗港鼠疫暴发后，上海、厦门、澳门等口岸规定广州、香港等疫区来船，必须停泊口岸外，一切人等不准登岸，岸上人亦不准上船。要等检疫医生上船检查后，若确无染疫者，方准登岸；若有染疫病人，必须悬挂黄旗，船上人员到指定的医院隔离治疗，行李货物则到指定地点用硫磺薰烟消毒。“香港疫疠大作，死亡相继，触目伤心，本埠工部局西人深恐船舶往来，或将疫气带至，因预筹一切，保护居民，意美法良，可谓无微不至矣！不佞曾于礼拜日报首畅陈诸说，以效刍蕘。不料港中疫气更甚于前，死亡者日多一日，于是工部局董更商诸葡国值年首领事设为防疫章程。大略谓船之自广东、香港及南方各处来者，一律令停泊下海浦外六里。备医生上船稽察。如行李货物中带有疫气，急令携至浦东，薰以硫磺烟，始准各自携去，船中须并无疫气，始准进傍码头。又度地浦东，创建医院二所。一疗西人之患疫者，一疗华人之患疫者。院中延集西医华医，如华人不愿就西医，则可由华医疗治。以上二者，俱已照请江海关道黄观察出示晓谕，一体遵行。”（《申报》1894年6月8日“续防患未然说”）
　　驻厦门的西国领事则援用过去菲律宾的防疫章程，会同厦门地方官照章施行：“漳泉两府之人在香港贸易者甚多。近因香港疫疠甚行，人皆慄慄危惧，大半携同眷属，由香港回厦门。驻厦西国领事官为未雨绸缪计，查取昔时小吕宋患疫章程。照会道宪，传知税务司，一体照章办理。防患未然，此之谓与。”《申报》1894年6月25日“厦门防疫”）
　　1894年的穗港鼠疫促成了我国海港检疫制度的建立。“考上海吴淞禁港机关之建立，始于前清光绪20年，其时腺配斯忒盛行于香港、广州等处。上海租界领事团与税务司会同建议，在杨树浦大花园设立临时检疫所，专验船只之从‘有疫口岸’驶来者。”宁波海港检疫亦始于光绪20年，其时广州、香港鼠疫流行，由浙海关办理检疫事务。此后，厦门、汕头、天津、秦皇岛、营口、汉口、烟台等地，亦先后制定检疫章程，建立检疫机构，开展海港检疫。

　　三、通过媒体逐日公布疫情
　　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之际，当时的媒体《申报》，几乎每日向公众报道详细疫情。犹如当今的卫生部门，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流行时，通过媒体向公众公布传染病的每日新增病人数、死亡人数、留院治疗人数和死亡总病例的疫情数据。
　　据《申报》有关香港鼠疫死亡总病例的统计，得出1894年香港鼠疫共死亡2378人，与港英政府公布的数字和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极为相近。通过传媒逐日向民众公布疫情的做法，有助于民众及时了解疫情的流行情况，消弭民众的恐慌情绪，也有利于民众了解政府防疫措施取得的成效，更好地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

　　四、举报疫区来人
　　香港1894年《治疫章程》第3款规定旁人有举报鼠疫患者或可疑患者的义务。当时的上海租界当局亦饬令巡捕、密探查探从广东香港来的旅客是否有染疫者，要求随时禀报，以作预防：“迩来粤东香港等处疫症盛行，沪上西官晓谕居民预防传染，本馆已迭纪之矣。兹闻法捕房克捕头亦饬包探，凡有旅客自广东香港乘轮而至者，有无身患疫症，立即查明禀复，亦思患预防之意也。”（《申报》1894年6月5日“饬探查疫”）。鼓励民众举报疫区来人，有利于防止疫情扩散和控制病源。

　　五、控制从疫区运回遗体
　　禁止从疫区运回遗体，对已经运到的棺木严加控制，迅速处理。例如，《申报》1894年10月11日“留心防疫”报道：从疫区广州运抵上海的棺木，要求速葬其棺。对经上海转往别埠的，还要知会该埠海关通知家属即行掩埋。

　　六、预设验病所，建立医院，配备检疫医生，验查可疑病例
　　港口检疫要行之有效，必须配备相应的隔离设施和医疗力量。当时的上海口岸谋划得比较周全。“上海工部局董与值年首领事会议，度地下海浦距上海窵远之处建一医院，备二西医布置一切，倘日后疫气传至，则将病人送往医治。院中有病房、有医生，房有服役人。住房井井有条，务令与病人相宜。刻已将次告竣矣。至浦东所创医院，则专治西人之患疫者。又备二西医在浦东司查疫之事。凡轮船之来自香港等处者，行李货物中如有疫气，则携至此处，烧硫磺薰之，防患未然。不诚得未雨绸缪之意哉！”（《申报》1894年6月13日“上海防疫”）

    七、惩罚违章者
　　1894年《香港治疫章程》公布不久，即增加了惩罚违章者的补充条款，对违章者，进行惩罚。如《申报》1894年6月12日“香港疫电”记载：“凡有病人匿而不报者，须重办以儆其余。有一出店人犯此，官判令罚洋银75元。”为严防疫情传入，上海也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上海英总领事官则与德总领事官会同出示：凡英德西国各船船主，须遵照辟疫章程办理，违则或罚银或入狱当苦工。”（《申报》1894年6月9日“港电报疫”）。

　　八、研制鼠疫疫苗，试行预防接种
　　19世纪80年代，西方医学已经成功开展免疫研究。1895年，哈夫克伊纳（W.Haffkine）用主动免疫法预防鼠疫，1898年詹纳（W.Jenner）采用减毒疫苗预防天花，1897年佛罗伦萨的勒斯蒂格（A.Lustig）和加莱奥蒂（G.Galeotti）用死疫苗预防鼠疫。香港洁净局用西方试制的疫苗为许多防疫工作人员试行免疫接种，认为效果不理想，于是拟改为自行研制，“至于洁局料理洗屋者，其中种疫者有532名，后有5人染疫，死者2名，经验悉疫浆无力，乃废而不用，现拟明年在港自制疫浆云。”（《中国日报》1904年4月19日“本港”）

　　1894年的穗港鼠疫不仅客观上促成了中国口岸城市防疫检疫制度的建立，也推动了我国疾病控制体系的建设，并在防疫治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防治经验和一整套初具规模的传染病控制体系，在应对宣统年间的东北鼠疫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借鉴作用。“赖督抚宪仰体上天好生之德，力行朝廷防疫新政，聘请中外名医，于省城及各商埠紧要地方设立防疫总局，总司一切机关。又于各处分设检疫所、诊疫所、隔离所、疑似病院、庇寒所，给以医药衣食，其有疫毙及久停尸棺，督饬分别深埋焚化，街衢住户由巡警及消毒兵役按段稽查，务令洁净，以消毒气。办理方法，较之东西各国，实不多让。”

　　瘟疫对社会经济和日常活动的负面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但仅就瘟疫而言，随着疫情的平息，市道和社会运作总会恢复。另一方面，当人们能够以积极的态度直面瘟疫时，瘟疫对社会的正面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清末穗港鼠疫促进了士大夫和民众的防疫观念从“舁神逐疫”到“去秽逐疫”的根本性转化，随着防疫观念转变，人们逐渐认识到“卫生”对于防疫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城市公共卫生的全方位建设。因此，把1894年的穗港鼠疫视作我国疾病控制体系的建立和城市公共卫生建设的触发点，称广东（包括港澳）为现代卫生防疫科学传入中国之孔道，当不为过。(本研究受到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