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廉士：分析经验的方法决定着医学发展的道路

     在人类古文化发展长河中，相隔万里，道路阻绝，信息完全不通的东西双方竟在一段时间内出现过相同的文化现象，使历史学家困惑不解。公元前五、六世纪之间，东西方的哲人同时都在探索宇宙的本质：中国的老子断言“道”是宇宙的本源；希腊哲人见解不一，有的认为“水为万物之母”(泰勒斯)，有的认为“火”是万始之基(赫拉克利特)，有的断言万物由“以太(气)之火”(巴门尼德)、空气(阿那克西米尼)生出。此外，还有“数论”(毕达哥拉斯)、“原子论”(德谟克利特)、“种子论”(阿那克萨哥拉)等，不一而足；有意思的是，孔子(551B．c～479B．C)、苏格拉底(Socrates 496B．C一399B．C)两位奠定东西方文化基石的巨人，在时间上失之也不过交臂之间。也差不多在同时，东西方都着手构建属于今后两大文明的医学体系。

    1运用“思辨”。所见略同
    大约从荷马时代(Homer ca．9thcent B．C．)起到苏格拉底的时代之前，古希腊处于历史学家称之为 “科学”与“思辨理性”时期，它的特点是“科学”与“哲学”“密切结合”，形成了古希腊思想的第一阶段…。这个时期，古希腊人“从观察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变化以及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产生了最初的哲学思辨，他们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用这种思想反过来研究人，因此建立了以后永远不能被遗忘的哲学思想”-2J。荷马以来，医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尤其是到了公元前5、6世纪，治病经验日益丰富，医学家于是采用当时与科学“密切结合”的“哲学”方式—“思辨”，“反过来研究人”，由此形成医学理论对人体和疾病进行分析和解释。

    中医理论在构建上与古希腊的这个时期非常相似。古代中国哲学也是通过“观察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变化以及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即所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如物眦”，构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并且也是通过这种“思辨”方式“反过来研究人”—“内考五藏六府，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变”，将哲学思辨的方法运用于医学领域，并以之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的《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框架建成的标志。

    由于古希腊在“科学”与“思辨理性”时期与《黄帝内经》一样采取“哲学思辨”的方式，其观察、分析和总结医学经验的角度相同，所得结果竟然十分相似，这是颇可惊异的。古希腊的恩培多克勒 (Empedocles 504B．C一443B．C)和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460B．C～355B．C)认为，人体和一切生物一样，由“四根”—火、水、气、土等四种元素组成，“这些物质是原始物质，并且是不可毁灭的；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万物都从这四种元素中产生……每一种元素有自己的特性，每时每刻都制约其他元素，或被它种元素所制约”，“这四种元素和谐就健康，混乱或不和谐就会发生疾病”；由此观之，古代中国之“五行”“生克乘侮”理论就像希腊“四根”的孪生兄弟，它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这五种元素的相互资生、相互制约，“和谐就健康”；如某一行太过或者不及，造成“混乱或不和谐”，人体就会产生疾病。

    在对脏腑功能的认识方面：古希腊人与古代中国人都是通过对人体进行整体观察，由外部呈现的征象去推测体内的变化，既从生理方面去推测病理，也从病理方面去考察生理，由此形成了关于脏腑功能的理论。如古希腊的恩培多克勒认为“呼吸不仅通过肺，而且通过皮肤”；柏拉图认为肝“是一面反映智慧精神的镜子，它可被苦所扰乱，或被甜所镇静 ……肝几乎是处在精神的地位而从属于智慧”；希波克拉底认为，“血液贮存在肝中……灵气由管道通到心”；克罗吞的阿尔克马翁(Alcmaeon 0f Croton ca．500B．C)“提出医学应该结合哲学理论，并且从而导致了同律观念，即所有构成人体的物质是完全和谐的。按照这种观念，健康就是一种完全和谐的状态，疾病只不过是和谐遭到破坏的表现，而治疗就是从混乱的状态返回到和谐。”这些看法与中医学的“肺主气，外合皮毛”；“肝藏血”、“肝藏魂”、“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主血”、“心藏神”；“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神乃绝”等理论，以及治疗疾病在于“补偏救弊，调平阴阳”的观点竟是这样不谋而合，如出一辙。

    由此可见，观察角度相似所得结果略同，医学与 “哲学思辨”的结合能够揭示事物规律，说明疾病现象是不言而喻的。“思辨”作为中医的灵魂，已垂两千余年；然而，古希腊医学与“哲学思辨”的结合却并不长久，很快就被逻辑推理式的分析取而代之，这个改变使希腊医学走了另一条道路。

    2“经验加逻辑”与“经验加思辨”
    纪元前东西方都同样“表现出一种科学和一种哲学的最初的系统化”，但是仔细考察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是很不相同的。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进入了历史学家称为的苏格拉底时代，这正值希腊思想的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日益兴盛的逻辑学早已成为各门科学的基础或工具。“哲学或者被比作一个果园，或者被比作一个蛋，或者被比作一个动物，逻辑不变地是果园的围墙，蛋的壳，动物的骨和肉”。不仅哲学如此，其他学科亦如此。按照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B．C一322B．C)的观点，数学、物理学和神学同属于“思辨科学”，研究着“形而上”的问题，而研究宇宙本源则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学问，更需要逻辑推理作为基础和向导，这样在探索大千世界的“物理实在”时才不至迷失自己的所在。

    逻辑是以推理为基本形式，首先要求验证推理所凭借的前提，惟有前提准确无误，才可能推导出正确的结论。数学、物理学的前提是无可辩驳的定义，正好是逻辑推理的用武之地，故逻辑思维使古希腊在数学、物理学方面成就辉煌，产生了阿基米德 (Arehimedes 287B．C一212B．C)一类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有鉴于推理前提之难以确立，苏格拉底指出，真正的知识应该基于“普遍的定义”和“归纳的论证”之上，而思辨就是“逻辑地寻求概念的方法”。换言之，一切经验层面的知识首先要经过是否“符合逻辑”的检验才能确立。这正如K．R．波珀所说，“分析经验科学的方法，就是科学发现的逻辑”，通过对经验的分析建立理论，又通过经验验证理论，在古希腊数理成就的大环境下，对于有“推理癖”的古希腊人来说，医学与逻辑思维的结合既是时所必然，也是势所必然了。

    值得注意的是，经验世界一旦学会逻辑推理，思辨就变得多余，盖前者可作为具体工作的向导，后者却抽象笼统，难于在实践中把握运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伟大医生希波克拉底就是“一方面使医学摆脱迷信，一方面使医学摆脱哲学的思辨，而明智缜密地引导医学走向医学的直接而惟一的目的：治愈病人”。他将其“丰富的经验”和“在因果关系上有清晰而合乎逻辑的推理”相结合，使古希腊的医学从此走出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即使在希腊衰亡，经历了东方神秘主义和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之后，古希腊医学科学的研究途径和研究观念以及古希腊的科学精神仍能如凤凰涅槃一般再生于浴火之中。

    在古代中国，医学经验直接与“哲学思辨”结合，使医学一直寓于中国哲学之中，走了一条与古希腊完全不同的路。对比之下考其原因，似应与古代中国未能发展出有严谨推理的逻辑思维有关。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盖即指此；中国公元1世纪的《九章算术》一书已详列了方程勾股等内容，而两千年来竟未能发展成为数学理论应该是一个证明。

    中医理论中许多概念在构建之初就未经过“逻辑验证”，如“五行相生”就是一例。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就指出：“‘金生水’，当由金可融成液而来；水来于地下者曰泉，水来自天上者为‘云行雨施’之雨，这是中国很早便有的常识；‘金生水’的说法，简直是不通的说法。‘水生木’，是因木须水的浇灌；但若说 ‘土生木’，岂不更为合理吗?若五行说之出现，一开始即是为了解释自然现象，则这种解释，与春秋战国时代一般知识分子对自然现象所了解的程度，实有很大的距离。”所以，这种理论只是经验上的事实，不能成为推理上的起点，加以未能“仔细考虑到形式逻辑”，故对医事药理总是流入“医者意也”一类的解释，显得有些幼稚好笑。如“十灰散”能止血是 “黑为水之色，红即火之色，红见黑即止”；“五皮饮”有利尿、消除皮肤水肿的作用是由于使用了植物的皮，而得以“以皮行皮”；又如“王原叔内翰云：医药治病，或以意类取。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呕血用胭脂红花，似取其色；淋沥滞结，则以灯心、木通，似取其类”，盖因“意类相假，变化感通”云。

    当然，这类勉为其难的解释，并不是中医大道。自公元前1世纪《黄帝内经》问世以来，中医一直在寻求一种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的“分析经验”的方法，冀其能够超越逻辑思维，并能将日益增多的医学经验融入“哲学思辨”之中，对临床治病起到指导作用。直到公元3世纪，东汉的张机(仲景)以所撰《伤寒杂病论》一书才向世人展示了一种划时代的方法，后世称之为“辨证论治”。

    3希波克拉底与张仲景的道路
    医学的历史表明，医学一旦找到合适的方法，用以分析经验、总结经验，就可以使医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公元前4世纪，希波克拉底和他的学派“由自己的精密思想做指引，并由一种寻求对自然现象做合理解释的动力推进……把临床观察和精密的推理作为自己活动的领域，他们知道需要用假说去解释自然现象，并且对各种知识创造了熟练的研究方法和严密的分析方法”，领导古希腊医学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医学“主要是建立在临床经验和哲学推理(逻辑推理)的基础上，终能使医学提高到难以超过的高度。这是历史上最有意义的现象之一，并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说明通过实验、实际观察和正确的推理，可以得到极有价值的宝贵材料。”其后，亚里士多德“受希波克拉底著作的影响”，在解剖学、遗传学、精神病学和预防医学方面作了精深观察，从他那里甚至还可以找到比较解剖学的起源，这是运用逻辑推理，再“把原因和结果、力量与物质”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将之视为现代生物学研究方法的鼻祖。这个时期的希腊医学逻辑缜密，推理严谨，能提出假说验之实验，能于实验中发现新知，已经具备了现代实验医学的基本要素，故能经历千年漫漫长夜，于15世纪新西方的熹微晨光中再次照亮人类的心智。

    在中国，东汉·张机“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将《黄帝内经》那些由“哲学思辨”产生的抽象原理原则与经验结合起来，第一次成功地将基本理论运用于临床实践，使中医发展进入了以“辨证论治”为主导的新阶段，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大事件。清代·吴谦说：“《伤寒论》后汉张机所著，发明《内经》奥旨者也。并不引古经一语，皆出心裁，理无不赅，法无不备。盖古经皆有法无方，自此始有法有方。启万世之法程，诚医门之圣书。”最能代表中医界对此事的评价。近有学者认为，这个“万世法程”所采用的 “模式思维法”，它跨越了逻辑推理。其法“即是按一定的尺度标准，作为准绳，把临床病象与之对号”，所谓“有是证，用是药”，即是将证候与验案效方进行分条逐类，使得其较为容易“对号入座”；再进一步，在熟悉方药效力和“模式思维”的固有套路的基础之上，“发挥悟性，压缩思维程序”，直觉地、创造性地运用古方治疗疾病。这种方法称为“直觉思维”，它能 “尽善地把知识、经验和具体病情结合，启迪其经验 ——直觉的创造性思维”。然而，直觉只是在丰富的经验之上所产生的一种感觉，凭借的是悟性，由医生的学识、经验、悟性和创造性思维所决定，故不易掌握，这正是中医显得神秘的原因。另一方面，跨越逻辑思维使得“严密的分析方法”极度缺乏，其结果是难以发展出自己的形态医学，致使《内经》时期一度存在“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的解剖学永远处于胚胎阶段。

    4结语
    古希腊医学与中国医学都是世界医学史上的瑰宝，是人类创造的奇迹。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在幼稚时期竟然非常相似。然而，由于运用了不同的“分析经验的方法”，决定了它们此后不同的发展方向；古希腊医学在“逻辑”与“思辨”中选择了前者，中医却铸经验与“思辨”于一炉，并于其间找到一种运用直觉，超越逻辑的方法—辨证论治。苏格拉底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对自己的观点作出逻辑的论证，那么他能获得我们主张他们应当具备的任何知识吗?”在古希腊人在学校、法庭辩论和公共论坛的训练熏陶下，使得他们的思维是分析式的，他们在公元前4世纪就会逻辑地论证自己的观点，并能提出假说，设计实验，利用前沿科技手段，无限地将研究引向深入，是令人惊异的；古希腊医学能成为现代医学的源头，与它所选择的“分析经验的方法99——逻辑推理有其必然的联系。

    相比之下，中医“思辨”是综合式的，辨证论治运用的“模式思维”能超越逻辑思维，但就医学而言，它未能超越出经验的范围。正因如此，中医的经验是非淘汰性的和积累性的。从古至今，汗牛充栋，仅宋代《圣济总录》和《太平圣惠方》两书就载有效方3万多首，至今仍然有参考价值。如据前面所云：“模式思维”法以分门别类，穷一生之力，也难尽功!诚如 K．R．波珀所说：“科学的进展并不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知觉经验随时间而积累这一事实。它也不是由于我们正在越来越好地利用我们的感觉这个事实。不管我们多么勤奋地收集和挑选它们，科学不可能从未被解释的感觉经验中提炼出来。”这话可视为扬弃“哲学思辨”选择“逻辑推理”的古希腊医学的传人对经验医学的规劝。今天，中医现代化使中医有机会主动选择什么作为“分析经验的方法”，回溯求之，古希腊的选择难道不值得借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