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革林:需要拯救的，不仅仅是灸法

2004年2月25日，《中国中医药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戴劲松、廖君采写的文章《专家呼吁：救救中医灸学》；同年4月的《北京晚报》，分两次，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连续刊登了该报记者刘一达的专题报道《专家呼吁：抢救中国灸》。
　　然而，特别令人不解的是，这两篇报道发表之后——响应者廖廖无几，灸法继续无声无息地失落着、寂寞着；患者们为了治病，依然奔波在治疗费越来越高昂的大小医院之间；或者，干脆不到医院治疗，硬挺着疲惫而痛苦的身心——“不敢治病。”
　　确实，我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灸法已到了必须面对、必须拯救的时候了；否则，随着最后一批耄耋老中医和灸法大家的离去，就会来不及了……
　　其实，需要拯救的，不仅仅是灸法，更包括博大精深的中医，润泽民族性格的民俗和传统节日，传承了几千年的教育理念……
　　1957年，北京流行乙型脑炎，名医蒲辅周先生治好了167例脑炎，用了98个不同的方子。可惜的是，有些人从统计学的角度考虑，认为蒲先生治疗同一种病所用方子太多，没有推广的价值（也许蒲先生用一个方子把这些人的病治愈就好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同样的病，病人的个体性差异还是很大的）。
　　2003年SARS疫情爆发，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疗50名患者，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为3天，医护人员无一例感染。而同在广州的另一所西医院里，46名接受纯西医治疗的，有9名死亡；另外有71名病人在接受西医治疗的同时，接受中医治疗，仅1人死亡。
　　以望、闻、问、切为诊病技术，以灸法、针法、方药、推拿等为治病技术，以人的身心整体健康最终目的中医理论——毫无疑问，都是中华民族古圣先贤的智慧结晶——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把这些都给遗失了，则不仅会愧对先人和后人，造成的恶果，就是这些宝贝将成为历史文献中的传闻轶事——后来出生的人们，由于在昂贵的西医诊疗技术中长大，他们就有可能不再相信中华民族曾拥有过那么优秀的先进的医学；他们中的有识之士，也许会重新幻想着发明一种不用动手术、不用昂贵的诊病机器的“新医学”。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如果不采取措施也许就会发生的事实。
　　好在，经过近百年的反思，有些偏颇的作法正在得到纠正。在大的文化背景下，人民大学设立了国学院，北京大学开办了国学班，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经典诵读热”、“国学热”从民间兴起，已引起专家学者乃至有关政府部门的重视。为促进中医药的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制订了“百位名医”造就计划……
　　包括灸法在内的中医的全民复兴，仅有主管部门和专家学者的重视还远远不够，必须让普通群众也参与之、爱好之，如此，中医才有复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