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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探寻社会心理因素，个性特征和负性情绪与脑卒中的病因学联系。方法： 对86例脑卒中患者和85例正常人应用MMSE，LES，SSRS，EPQ，HAMD，HAMA及一般情况调查表进行对照调查。结果：与正常组对照，脑卒中组负性生活事件分更高（P<0.01），社会支持度更低（P<0.01）；在个性特征方面脑卒中组有更高的E分、N分，更多的外倾行为和情绪不稳定性格；负性情绪方面脑卒中组在焦虑/躯体化、认知障碍、阻滞、绝望、睡眠障碍和焦虑抑郁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负性生活事件多发，缺乏亲人和社会支持，不良个性特征和负性情绪可能是脑卒中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 】 脑卒中；社会心理因素；负性情绪
A Comparetive Study of Sociopsychologic Factors and Negative Emotion Between Cerebral Stroke Patients and Normal Persons.
TANG Jiang-ping，ZOU Wen-hua，WANG Mi-zhu
(Mental Illness Hospital of Changsha. Hunan. 410004 Xiangzhang Road 62)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etiological relation of sociopsychologic factors、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 and negative emotion with cerebral stroke. Methods:86 cerebral stroke patients and 85 normal person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MMSE、LES、SSRS、EPQ、HAMD、HAMA and generally investigated tables. Results: compared with normal group, cerebral stroke patients got higher scores in negative life events （P< 0.01）、lower scores in social supports （P< 0.01）；stroke group had higher scores in E、N score, more extraversion behavior and emotionally unstable personality；stroke group had clearly higher scores in somatization disorder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ognitive disorder，retardation，desperation，sleeping disorder，sum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P< 0.01）. Conclusions: more much negative life events，laking relatives and social supports，unhealthy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negative emotion may be rish factors of cerebral stroke and make patients condition worsening.
【Key words】Cerebral stroke； Sociopsychologic factors； Negative emotion
脑卒中是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疾病，也是一种多危险因素的疾病，随着我国社会的老龄化，脑卒中的发病率将越来越高。现代医学认为：疾病对人体的危害，包括躯体和心理的、脑卒中作为脑部的器质性损害，可以产生许多心理问题，包括各种情绪障碍，人格改变，智能衰退等。本文对脑卒中与正常人的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度、个性特征、焦虑、抑郁心境等方面进行对照研究、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特点，以期为脑卒中的综合防治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研究对象：脑卒中组为2003年3月-2005年3月在我院老年科病房的住院病人，符合中华医学会第二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第三次修订的《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的标准［1］，并经CT证实。病例组共86例，男65例，女21例，年龄39~82岁，平均64.55岁，有脑卒中遗传史8例（9.3%），其中出血性脑卒中33例，缺血性脑卒中53例。患者已度过急性期，神志清醒，配合调查，具有自评能力者，以简明智能状况检查表（MMSE）［2］测验，评分≥25分者入组。
对照组85例，均无器质性的心、脑、肺、肝、肾疾病和其它影响人格、情绪的疾病。年龄38~81岁，平均63.82岁，男59例，女26例，有脑卒中遗传史2例（2.33%），两组在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经济状况、遗传史等方面，经统计学检验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方法与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自拟）包括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经济状况、遗传史、既往病史等。
1.2.2 简明智能状况检查表（MMSE），用以测验筛选排除具有明显智力及认知功能障碍者，评分≥25分者为入组标准。
1.2.3 生活事件量表(LES)［3］用以测查环境遭遇等因素对疾病的影响程度，计算1年内实际经历的生活事件再予评分。
1.2.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3］分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
1.2.5 艾森克个性问卷［4］（EPQ）包括精神质（P）、内外倾（E）、神经质（N）和掩饰倾向（L）四个量表分。
1.2.6 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3］，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3］，测查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及各因子分和情绪障碍程度。所有资料采用SPSS-PC统计软件包在计算机上处理。
2 结果
2.1 脑卒中组与对照组生活事件量表见表1。表中可见脑卒中组负性生活事件明显高于正常组（P<0.01），正性生活事件无明显差异（P>0.05），其中家庭事件紧张值和社交事件紧张值非常显著高于正常组（P<0.01或<0.001）。
表1 生活事件量表各指标比较（略）
2.2 两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照见表2，脑卒中组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利用度均明显低于正常组（P<0.05或<0.01）
表2 两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分对照（略）
2.3 两组的EPQ各量表均分比较见表3，两组内一外倾（E）分和情绪稳定（N）分比较见表4。表3脑卒中组E、N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表4中可见脑卒中组外向性格和情绪不稳定者明显高于正常组（P<0.05或<0.01），而中间型性格明显低于正常组（P<0.05）。
表3 艾森克个性各分量表均分比较（略）
表4 两组内外向性（E）分和情绪稳定性（N）分的比较（略）
2.4 两组的HAMD，HAMA因素结构评分比较见表5，两组抑郁、焦虑程度比较见表6，表5可见脑卒中组的焦虑/躯体化，认知障碍、阻滞、睡眠障碍、绝望、躯体性焦虑，精神性焦虑及焦虑抑郁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表6显示脑卒中组的中、重度抑郁、焦虑患者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或（P<0.01）。
表5 两组病人HAMD，HAMA因子结构比较（略）
表6 两组HAMD、HAMA程度比较（略）
3 讨论
不同性格的人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对生活事件的应付方式也不同，这些差异可能影响生理反应，导致疾病发生、发展。本研究结果显示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在脑卒患者中远高于正常人，其中最多的家庭事件，占精神紧张值的83.05%。社会支持是应激与健康或疾病之间重要的中介因素，它一方面对应激起缓冲作用，保护个体的健康；另一方面在一般情况下维持个体的良好情绪体验，有利于健康。本文资料见脑卒中组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利用度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负性生活事件多发和缺少社会支持与脑卒中的发生有一定关系。生活事件本身不能直接致病，个人对生活事件的认知水平，不同应付方式及家庭、社会支持程度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5］。因此改变不良的认知模式和应激情绪反应方式，增加有益的社会活动和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可能有利于防止脑卒中的发生和有助于脑卒中的康复。
据Eysenk研究［6］，情绪稳定性与自主神经系统的先天灵活性有密切的联系。情绪不稳定的人，自主神经系统功能也不稳定，易激惹，对刺激的反应过于强烈。本文资料见脑卒中组E、N分明显高于正常组，说明脑卒中者有更多的外倾行为和情绪不稳定，这与国内有关研究结果一致［7］。在临床上我们应正确引导患者认识自己的个性缺陷，对不良性格加以矫正，从而有效地消除不利因素对机体的影响，降低脑卒中发生的危险。
本资料显示脑卒中组抑郁的发生率为56.98%，与文献报道结果相近［5,6］，表明脑血管病后抑郁是脑卒中患者较为常见的情感障碍，故临床应予重视。在临床症状分析中，发现脑卒中者抑郁程度较轻，但易激惹、焦虑、躯体化症状则明显较重，抑郁情绪晨轻夜重者较多，晨重夜轻者较少，表明脑血管病的抑郁具有脑动脉硬化精神障碍的某些特点，应归属于器质性抑郁障碍。
有人认为焦虑、抑郁等情绪可能是高血压的促发因素，还可引起植物神经系统功能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调节紊乱，严重时可致猝死或脑血管意外，本组资料显示脑卒中组精神性焦虑、躯体性焦虑均明显高于正常值（P<0.01），其重度焦虑7例，中度焦虑14例，轻度焦虑30例，肯定有焦虑症状的共51例（59.30%），可见焦虑是脑卒中常见的症状，这与国内报道观点一致［7］。
综上所述，抑郁、焦虑、紧张、恐惧等负性情绪可能引发或加重脑卒中的病情，负性生活事件多发，缺乏亲人和社会交往，有个性偏差和情绪不稳定等均是脑卒中发病危险因素，这与国内文献报道结果相符［8,9］。因此，在综合防治脑卒中时，除了控制其生物病因时，还应调整情绪，加强心理治疗。改变不良的认知模式和应激情绪反应方式，增加有益的社会活动和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这将起到预防和控制脑卒中的发生和促进康复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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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精神病医院，湖南 长沙 4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