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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孕期焦虑、抑郁情绪的发生情况及其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采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自评抑郁量表（SDS）以及自制的孕妇基本情况调查表，对269名孕32～34周孕妇进行测试，并与269名健康已婚未孕妇女比较。结果 269名孕妇状态焦虑情绪发生率为12.3%，特质焦虑情绪发生率为6.3%，抑郁情绪发生率为9.3%。孕期状态焦虑情绪评分和抑郁情绪评分均显著高于健康已婚未孕妇女（t=6.69、18.86，P＜0.01）。孕期与焦虑有关的主要危险因素有：户籍类型（OR=2.89,95%CI=1.95～3.86）、既往胎儿婴儿死亡（OR=4.88,95%CI=3.15～5.03）、担忧产后经济问题（OR=3.27,95%CI=2.05～3.71）、夫妻关系（OR=43.36,95%CI=38.26～47.53）、婆媳关系（OR=39.22,95%CI=35.61～41.39）、担忧分娩安全（OR=1.58,95%CI=1.26～1.90）和担忧孩子患遗传性疾病（OR=6.31,95%CI=5.11～7.22）；孕期与抑郁情绪有关的主要危险因素有：户籍类型（OR=2.76,95%CI=1.83～3.68）、夫妻关系（OR=39.38,95%CI=37.23～44.53）、担忧产后婴儿健康（OR=7.12,95%CI=5.99～8.33）、是否参加孕妇学校（OR=3.76,95%CI=2.58～4.83）和担忧产后经济问题（OR=3.52,95%CI=2.28～4.36）。结论 孕期焦虑、抑郁情绪是普遍存在的，在今后的孕期保健中，不仅要关注孕妇的生理状况，还应注意其心理状态，避免孕妇不良情绪的发生。
【关键词】 妊娠；焦虑；抑郁；危险因素；数据收集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DURATION OF PREGNANCY
LI XIANFEN, MIAO YUN, CHEN XI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of Shenzhen Yantian District, Shenzhen 51808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revalence and its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women during their duration of pregnancy. Methods By using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and a selfmade questionnaire of basic condition for women, 269 expectant mothers at their 32-34 weeks of pregnancy were surveyed, and the findings compared with the same number of healthy, married but nonfertile women. Results Of the 269 pregnant women, the prevalence of state anxiety, trait depression, and depression was 12.3%, 6.3%, and 9.3%, respectively. These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s (t=6.69,18.86;P＜0.01). The major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anxiety in that duration were censue register (OR=2.89,95%CI=1.95-3.86), a past history of foetus or infant death (OR=4.88,95%CI=3.15-5.03), worry about economic problems after childbirth (OR=3.27,95%CI=2.05-3.71), relation between wife and husband (OR=43.36,95%CI=38.26-47.53),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inlaw (OR=39.22,95%CI=35.61-41.39), anxious on safety of delivery (OR=1.58,95%CI=1.26-1.90) and worry about genetic disease of the baby (OR=6.31,95%CI=5.11-7.22). The major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depression were censue register (OR=2.76, 95%CI=1.83-3.68), couple relationship (OR=39.38,95%CI=37.23-44.53), worry about infant’s health after childbirth (OR=7.12,95%CI=5.99-8.33), whether or not attending pregnant women’s school (OR=3.76,95%CI=2.58-4.83) and worry about afterchildbirth economic problems (OR=3.52,95%CI=2.28-4.36). Conclusion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duration of pregnancy is general. The antenatal care, from now on, should focus not only the physiological condition of pregnant women, but als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ir mental status to avoid the development of harmful emotion.
［KEY WORDS］ pregnancy; anxiety; depression; risk factors; data collection
妊娠对妇女而言不仅是生理上的显著变化，还是一个强烈的心理应激反应过程，而焦虑与抑郁是心理应激最常见的反应，孕期焦虑与抑郁不利于胎儿和母体的健康，可引起多种妊娠并发症，对分娩结局产生不利影响，如早产、低出生体质量、产后出血、产程延长、剖宫产率和新生儿监护率增加等[1]。据报道，随着孕周增加，焦虑与抑郁情绪发生率也逐渐增高[23]。本文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和自评抑郁量表(SDS)[4]，对269名孕32～34周孕妇进行测试，并与健康已婚未孕妇女进行比较，旨在了解孕期焦虑与抑郁情绪的发生情况，为今后更好地完善孕期保健服务项目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1.1.1 孕妇组
2009年9月—2010年2月，选取在我院进行产前保健的孕妇269名，年龄21～33岁，平均年龄（25.39±0.36）岁。入组标准：①知情同意参加本研究；②妊娠在32～34周之间；③初中以上文化。排除标准：①有精神病史者；②有严重躯体疾病者；③近期有严重社会不良因素影响者；④拒绝合作者。
1.1.2 对照组
随机选取在本院保健科进行健康检查的已婚未孕妇女269名作为对照组，年龄20～32岁，平均（25.18±0.39）岁。入组标准：①对本研究知情同意；②无精神病史及严重躯体疾病；③近期无严重社会不良因素影响；④初中以上文化。
1.2 研究方法
1.2.1 孕妇妊娠期焦虑的评定
采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4]。问卷共40个项目，第1～20项为状态焦虑问卷(SAI)，用于描述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如紧张、恐惧、忧虑和神经质，伴有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亢进，一般为暂时性的；第21～40项为特质焦虑问卷(TAI)，用来描述相对稳定的、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且具有个体差异的焦虑倾向。问卷的重测信度为：SAI 0.88，TAI 0.90，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4。焦虑症状的界定参照国内文献报道正常人群参考值[5]。
1.2.2 孕妇妊娠期抑郁评定
采用自评抑郁量表(SDS)[4]。该量表由20个陈述句和相应问题条目组成，每一个条目相当于一个有关症状。反映了抑郁症状4组特异性症状：精神性情感症状、躯体性障碍、精神运动性障碍和抑郁的心理障碍。按1～4级评分，累计得出总分，以总分<41分为正常，≥41分为有明显抑郁症状。
1.2.3 资料收集及质量控制
采用自制的孕妇基本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孕妇个人的一般情况、患病情况、既往疾病史、家庭情况及近期各种担忧问题等。户籍类型的区分：常住是指具有深圳市户籍以及已办理深圳市居住证且居住了1年以上的孕妇；流动是指未办理任何户籍或居住手续的孕妇。由经过培训的调查者指导孕妇填写问卷，填写前先说明调查的目的及意义，采用统一指导语。对不合格的问卷返回重新填写或剔除。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 for Windows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t检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孕期焦虑情绪评定
孕妇组SAI评分为（43.32±10.55）分，TAI评分为（41.73±8.35）分；对照组SAI评分为（37.86±7.95）分，TAI评分为（40.58±7.11）分。孕妇组的SAI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t=6.69，P＜0.01），而TAI评分虽然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显著性（t=1.70，P＞0.05）。若以国内文献报道正常人群的STAI得分参考值作为界值，即SAI评分>47.42分为有状态焦虑症状，TAI评分>48.85分为有特质焦虑症状[5]，本组孕妇存在状态焦虑症状者33名，发生率为12.3%，存在特质焦虑症状者17名，发生率为6.3%。
2.2 孕期抑郁情绪评定
孕妇组SDS评分为（38.85±2.21）分,对照组为（35.61±1.69）分，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t=18.86，P＜0.01）。孕妇组SDS评分总分≥41分者有25名，抑郁发生率为9.3%。
2.3 孕期焦虑和抑郁情绪相关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孕期与焦虑有关的危险因素有：户籍类型、既往胎儿畸形史、既往胎儿婴儿死亡、睡眠不好、经济问题、近3个月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担忧分娩安全、担忧孩子患遗传性疾病、担忧孩子健康、担忧不会带孩子、是否参加孕妇学校和是否经常担忧问题；与抑郁情绪有关的危险因素有：目前年龄、户籍类型、既往早产流产史、近3个月夫妻关系、娘家关系不好、担忧分娩安全、担忧胎儿性别、担忧产后婴儿健康、担忧孩子喂养、是否参加孕妇学校和担忧产后经济问题。
2.4 孕期焦虑和抑郁情绪相关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以孕期是否存在焦虑和抑郁情绪作为因变量，以家庭情况、环境条件等多个因素作为自变量（赋值见表1），在α=0.05水平上对孕期焦虑和抑郁情绪的相关危险因素进行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户籍类型（OR=2.89,95%CI=1.95～3.86）、既往胎儿婴儿死亡（OR=4.88,95%CI=3.15～5.03）、担忧产后经济问题（OR=3.27,95%CI=2.05～3.71）、近3个月夫妻关系（OR=43.36,95%CI=38.26～47.53）、婆媳关系（OR=39.22,95%CI=35.61～41.39）、担忧分娩安全（OR=1.58,95%CI=1.26～1.90）和担忧孩子患遗传性疾病（OR=6.31,95%CI=5.11～7.22）等7个因素是孕期状态焦虑的主要危险因素。经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未发现与特质焦虑明显相关的危险因素。孕期与抑郁情绪有关的危险因素主要有户籍类型（OR=2.76,95%CI=1.83～3.68）、近3个月夫妻关系（OR=39.38,95%CI=37.23～44.53）、担忧产后婴儿健康（OR=7.12,95%CI=5.99～8.33）、是否参见孕妇学校（OR=3.76,95%CI=2.58～4.83）和担忧产后经济问题（OR=3.52,95%CI=2.28～4.36）等5项因素。见表2、3。 表1 参与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的各自变量赋值因子， 表2 孕期焦虑情绪危险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选入变量，表3 孕期抑郁情绪危险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略）
3 讨论
近年来，对孕期焦虑和抑郁情绪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但对孕期焦虑和抑郁情绪评定采用的方法多不统一，用的较多的为综合性医院焦虑抑郁情绪量表(HAD)，有的还采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等方法。而采用STAI分别评定孕妇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的方式，既往文献报道不多。状态焦虑是即刻的或最近某一特定时间或情境的焦虑体验，反映病人当前短暂的焦虑情绪状态；特质焦虑反映一种较稳定的或持续存在的焦虑倾向，反映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且具有明确的个体差异倾向。本文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妊娠晚期孕妇的SAI评分明显增高，而TAI评分虽然高于对照组，但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说明孕期焦虑主要以状态焦虑为主，是由于妊娠期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给孕妇带来的负性应激反应。
目前国内文献没有STAI的国内常模的报告，本研究以国内文献报道的正常人群SAI、TAI参考值[5]的上限为标准，评定出妊娠晚期孕妇状态焦虑发生率为12.3%，特质焦虑发生率为6.3%。采用SDS评定出抑郁情绪的发生率为9.3%。国内施慎逊等[6]报道,用HAD评定妊娠期焦虑情绪发生率为6.6%（33/502），抑郁情绪发生率为7.6%（38/502）；而彭可[7]报道孕期焦虑情绪发生率为5.5%（17/307），抑郁情绪发生率为4.9%（15/307），低于本文结果。考虑主要因素为采用的量表不同，评定标准有差异；次要因素为我们的样本量偏小，有偏性的可能性。JONATHAN等[8]对8 323名孕妇进行焦虑、抑郁情绪的前瞻性纵向研究显示，孕期焦虑发生率为15.6%，抑郁发生率为12.1%，明显高于我们的报道，这可能与跨文化因素或样本量差异有关。本研究为课题的阶段性结果，随着课题的完成，一个较大样本量的研究结果将会随后报道。
本文经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期与焦虑有关的因素有：户籍类型、既往胎儿婴儿死亡、经济问题、近3个月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担忧分娩安全和担忧孩子患遗传性疾病等7种因素。ROBERTSON等[9]认为孕妇的焦虑主要集中在即将临近的分娩以及婴儿的健康上，与我们的报道基本一致。而与抑郁相关的因素有：户籍类型、近3个月夫妻关系、担忧产后婴儿健康、是否参加孕妇学校和担忧产后经济问题等5种因素，明显少于焦虑危险因素，也证明了焦虑发生率高于抑郁发生率的可能性。其中焦虑和抑郁两种因素有所交叉，暗合了JONATHAN等[8]报道孕期焦虑和抑郁部分重叠的现象，提示这些交叉因素尤为重要，值得关注。
在夫妻关系这一因素上，LEE等[9]认为婚姻不满意与孕期焦虑和抑郁密切相关。本文结果显示，近3个月夫妻关系是焦虑和抑郁共同的危险因素，证实了上述观点。由于体内激素的变化以及对妊娠过程的理解，孕期妇女常显示出一种以本人为中心的倾向，表现为宁可别人给予她而不是她付予别人，某些孕妇情感可能变得更为敏感、易怒。此时如果得不到家人，尤其是丈夫的关注，或者因此产生矛盾和争执，则会导致或加重孕妇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因此，在对这部分人进行心理疏导时，医务人员需留意来自家庭成员的影响，及时避免或纠正异常情况的发生。
关于不同户籍类型与孕期焦虑和抑郁关系的研究，目前文献尚未见报道。本文结果显示，不同户籍类型是孕期焦虑和抑郁的主要危险因素。这可能与深圳经济特区的人口组成结构有关，作为移民城市，深圳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相对较大，而流动人口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他们居住环境的不稳定性，与居所相对稳定、家庭经济收入相对较高的常住户籍孕妇相比担忧的问题更多，更易发生焦虑、抑郁情绪。因此，在围生期保健中，更应注重对流动户籍孕妇的心理护理，调节其心理平衡，使她们以良好的心理状态应对分娩。
综上所述，孕期焦虑、抑郁情绪是普遍存在的，应引起医务工作者的足够重视。目前，许多医院均建立了围生期保健门诊，但多限于对孕妇身体状况和胎儿生长发育情况的检查，缺少对孕妇心理卫生知识的筛查和指导。因此，在今后的产前保健工作中，应重视对孕妇及其家属的心理卫生知识宣教，做好孕期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工作，以提高孕妇的身心健康水平[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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