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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述在中医的发展史中佛教、儒教、道教对中医学的影响，着重介绍对中医养生和预防学的影响。
【关键词】 中医;养生;预防;佛教;儒教;道教
作为国粹之一的中医药，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尤其是道家理论的影响较为深远，中医自古就有“医道同源”、“医易同源”说。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把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列为六家要旨，为“务为治者”。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医家排在诸子百家之末。而言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另外，生于孔子之前的名医如医和、医缓、扁鹊等，其不言儒，自无可言，而战国时文挚、汉代仓公等亦不言儒，东汉涪翁及弟子程高又为道医，但程高弟子郭玉却颇具儒家风范，其“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仕为太医丞。华佗“兼通数经”，必为大儒。然其养生论及五禽戏，却为道家理论。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所好也。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曾言“医，小道也。”又言“医者，仁术也。”《论语·子张》：“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同时《论语·子路》又云：“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在儒家看来，医既为仁术，又为小道，在这种崇高与卑贱双重地位中生存，儒医必然会谋求发展出路，那就是儒、医、道三者的融汇，后期并与汉晋传入的佛学相融合，在唐代释、儒、道三家鼎立，至宋儒医已奠定了相当优越的社会地位。古人本就认为医儒为一家，《原机启微·自序》“医为儒者之一事”、“儒者为医，如菜作齑”，张炯在《神农本草经》序云“儒者不必以医名，而知医之理，则莫过于儒者，春秋时和与缓，神于医者也，医也而实儒也。”同时，由于孔子好古，儒医自然重视经典，对中医的基础理论起到了长足发展。《礼记·曲礼》云“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三世者，唐代学者孔颖达认为“择其父子相承三世也，是慎物调齐也。”明代大儒宋濂则认同古之医师，必通三世之书，所谓三世者，一曰《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脉诀》所以察证，《本草》所以辩药，《针灸》所以祛疾。非是三者，不可言医。故《礼》者有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也”。也有认为三世者当指《周易》。因为儒医崇尚“三坟”，即伏羲、神农、黄帝之书。《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相传伏羲画卦，文王作辞，孔子作传，历经三世。《汉书·艺文志》说“易道深，人更三圣，历世三古。”笔者是比较认同《周易》的。因为《易经》的阴阳五行学说，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是医道儒的基础，三者同源于《周易》。甲骨文“易”字的上半部为日，代表阳，下半部为月，代表阴，本身就有阴阳观。医者，意也，和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
医儒合流应是由张仲景首开先河，其以儒为太守，怀儒之仁心，行医于庙堂，故有“坐堂”。其在《伤寒杂病论》序云：“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并引“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作结语。随佛教兴起和道教流行，两汉时期的独尊儒学局面被打破了，开始出现儒佛道并立格局，并有玄学的流行。至唐代释儒道已成鼎立，此时的佛学已变成道地的中国文化了，与儒医道之思想互为渗透，儒中有道，道中有释，释中有儒。尤以禅宗为代表。禅师一行，以佛教比丘而兼通道家之阴阳术数之学，另创“大衍历”，大儒朱熹外示儒术，内幕道法，晚年化名崆峒道士邹沂，竭力研究《参同契》。而唐孙思邈一生修习神仙丹诀而兼通佛法，集儒道佛而作《千金方》，其序云：“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又云：“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其《海上仙方》是集方药养生于一书，引用了佛学的地火风水等医学养生观点，与道儒的阴阳五行交相融合。
“预防”一词最早见于《周易·下经》，“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春秋时期，已普遍形成防范于未然的思想，如《管子》说：“惟有道者，能避患于未形，故祸不萌”。这种避祸防患的观念影响到中医学，被引申、发展成为预防疾病的思想，《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就有：“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者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而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汉代·张仲景所提出的：“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论述，也是中医对治疗未病的充分阐释。《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症第一》云：“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杵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病则无由入其腠理。”此亦为未病先防也。唐代·孙思邈就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其认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难经·七十七难》云：“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治已病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
《金匮要略》强调：“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论衡·累害篇》说：“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淮南子·要略》说：“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勿尝”。《论衡》清楚指出：“口食腐，心损口恶，呕吐霍乱”食物中毒诸症。环境卫生：在饮水和清除污水、垃圾、二便等方面部有明显的进步。到汉代，不仅定居者凿井而饮，而且军队野外驻扎也是“穿井得水乃敢饮”。当时政府规定每年在一定时期里浚水改火，并强调其防病的意义。如“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钻燧改火，可去温病。”讲究饮水卫生的同时，秦汉时期继前代之后在建造、铺设下水道、排除污水方面又有了较大的改进。《三辅黄图》载：“未央宫有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以道、若今御沟，因为阁名……”反映了汉初的下水道建设。秦汉时期，预防疾病措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使用香药和隔离病院。佩带或焚烧香药以预防疾病古已有之。《山海经》载有薰草等7种药物，“佩之，可以已厉(疠)”如：花椒、良姜、杜衡、辛夷、藁本、佩兰等。现代实验研究证明，上述芳香药物在气态条件下或薰燃，多能达到空气消毒的作用，对致病菌或病毒有着抑制甚至杀灭的作用。
中医学的发展史是以《易》而启源，在漫长的发展中博取儒、道、佛等诸家之长，完善了中医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