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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寻找筛选学龄儿童不同行为问题的适合方法，以便研究者选择科学的量表和处理措施。方法 选择956名小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应用英国Rutter儿童行为问卷父母量表和教师问卷分别评定儿童行为问题。结果 儿童不同场合表现的行为问题及不同观察者的角度发现的问题不同，父母易发现神经症性问题，教师易于发现违纪或反社会问题。结论 应综合使用量表，才能全面了解儿童的问题，排除情景性的问题，以便实施不同的干预措施。
【关键词】 行为，成瘾；双亲；问卷调查；对比研究；儿童
Comparison of Rutter Child Behavior Questionnaire Use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by Parents and Teachers
XUAN Xu, LIANG Zhizhong, KANG Chuanyuan, et al.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College, Kunming (65003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find out the suitable method of checking the school aged childrens' different behavioral problems, so that the investigator choose scientific questionnaire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Methods Both Rutter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by parents and by teachers were applied to 956 primary students. Results Primary students expressed different behavior problems with situations. The different behavior appearances lied on the different observer. The parents were prone to detect the neurotic behavior. The teachers were prone to detect the antisocial behavior. Conclusion The investigator should apply the questionnaires fully, so as to realize the children behavioral problems apart from the situation interference, and to give the different helps for the students.
【Key words】
Behavior,addictive;Parents;Questionnaires;Comparative study;Child
行为问题不仅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心理健康和社会化过程，还会导致成人期发生社会适应不良、违法犯罪和精神疾病［1］。这些问题产生的基础在儿童期,因此早期筛查及干预特别重要。筛查儿童行为问题多用评定量表，但对问卷条目判断的准确性，受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文化背景及与儿童的关系等因素影响［2］ 。为比较儿童在不同场合以及父母和教师对儿童调查结果的影响，以便选择科学的调查和干预方法，笔者对昆明市小学生进行了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昆明市城乡结合部小学一～六年级在校学生956名作为调查对象。父母问卷由家长填写，教师问卷由学生所在班级班主任填写。共收回有效样本资料923份，有效回收率为96.5%。其中一年级158人(17.1%)，二年级140人(15.2%)，三年级 144人(15.6%)，四年级 175人(19.0%)，五年级 145人(15.7%)，六年级 161人(17.4%)；男生466名(50.5%)，女生457名(49.5%)。
1.2 方法
Rutter 儿童行为问卷分为两类：第一类反社会行为（A行为），包括经常破坏自己和别人的东西、经常不听管教、时常说谎、欺负别的孩子、偷东西等问题行为；第二类神经症行为（N 行为），包括肚子痛和呕吐、经常烦恼、害怕新事物和新环境、到学校就哭或拒绝上学、睡眠障碍等问题行为。
Rutter父母问卷总评分≥13分和Rutter教师问卷总评分≥9分，为有行为问题。“A 行为”总分>“N 行为”总分的归为“A 行为”， 反之为“N 行为”， A总分=N总分的为“M 行为”(混合性行为)。该量表可靠性高，经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测试，灵敏度为90.2%，特异度为100.0%，总有效率为91.4%［3］。
1.3 统计学处理
调查结果用数据库软件EpiData双录入，相互核查无误后应用SPSS 11.5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行为问题检出情况
923名调查对象中，父母问卷检出有行为问题者278人，检出率为30.1%；教师问卷检出有行为问题者130人，检出率为14.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3.35，P＜0.01)。
在有行为问题的学生中，教师问卷A行为检出构成比高于父母问卷，而父母问卷N和M行为检出构成比高于教师问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05，P＜0.01)，见表1。表1 父母和教师问卷儿童行为问题评价构成（略）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2.2 不同民族儿童行为问题父母和教师问卷检出率比较
805名汉族学生中，父母问卷检出率(30.1%)高于教师问卷检出率(1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9.26,P＜0.01)；118名少数民族中，父母问卷检出率(30.5%)高于教师问卷检出率(9.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68,P＜0.05)，不论父母问卷和教师问卷，汉族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和少数民族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0.08，P=2.452)。
2.3 不同性别儿童的行为问题检出率在父母和教师问卷中比较
466名男生中，父母问卷检出率高于教师问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4.78,P＜0.01）；457名女生中，父母问卷检出率也高于教师问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40,P＜0.01)。见表2。表2 父母和教师问卷对昆明市不同性别小学生行为问题检出率比较（略）注：()内数字为检出率/%；*P<0.05，**P＜0.01。
2.4 不同性别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类型在父母和教师问卷中的比较
有行为问题的男生中，父母和教师行为分类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行为问题女生中，父母问卷神经症性行为(N和M)检出构成比高于教师问卷，而教师问卷A行为检出构成比高于父母问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30, P＜0.01)。不论教师和父母问卷，男生A行为检出率高于女生，而神经症性行为低于女生。见表3。表3 父母和教师问卷对昆明市不同性别小学生行为问题检出类型构成比较（略）注：**P＜0.01。
2.5 儿童行为问题父母、教师问卷单独和共同的检出率
在923名儿童中，父母问卷总分≥13分同时教师问卷≥9分的儿童有86人，共同检出率为9.3%。父母问卷检出率(30.1%)高于教师问卷(14.1%)，两者均高于共同检出率(9.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父母=126.15，P＜0.01；χ2教师=10.15，P＜0.05）。父母问卷和教师问卷相关一致性为0.32，男生一致性为0.37，女生一致性为0.20。
3 讨论
目前儿童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呈日益增长的趋势，已经受到学校、社会和研究者的关注，但Rutter父母问卷和教师问卷的检出率存在差异。儿童行为问题的父母问卷检出率(30.1%)高于教师问卷检出率(14.1%)。这可能显示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大多数时间和场合是与父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父母更能够细致深入地观察发现儿童的各种问题。所以，父母问卷发现的行为问题明显多于教师问卷。
行为问题的分类情况为：A行为的检出率最高，N行为其次，M混合行为最少。在检出的行为问题儿童中发现，教师问卷对违纪A行为检出比例高于父母，而父母问卷对N行为和M行为的检出比例高于教师。这可能表明学校教师更注重教学的秩序、纪律和同学关系的和睦，而儿童在学校接触的人比在家明显增多，有许多的机会互动而发生矛盾，所以较容易显现和被观察到攻击、违纪行为。儿童在父母(身边)和家里有较多的情绪表达和体述自由，且父母较教师更能从内心深处体察入微，也更担心儿童的未来和心身健康成长，因而发现儿童躯体化的神经症性行为较违纪多［4］。独生子女在家少有机会与同龄人互动，亲子两代人间很少有相互攻击矛盾，所以A行为检出比例低于教师。儿童行为问题症状具有情景性［2，4］。
昆明属边疆民族地区，此次调查儿童行为问题父母问卷检出率为30.1%，较该地1999年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11.2%)［5］增高，高于1993年北京地区的10.9%［6］ ，也高于上海市区的(6.3%～10.5%)［7］ 、长沙市的8.5%［8］、内蒙古地区的8.34%［9］ 、哈尔滨的10.8%［10］，与上述5城市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这可能与地区差异和时间有关，同时也可能与昆明地区近10 a旅游迅速发展以及城市化有关，因为经济文化的巨大变迁,使不同地区及民族都要面对社会生活巨大变迁的压力。在承受压力时，家庭内部必然出现应对矛盾和态度的冲突，最终影响儿童的心理发育，导致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
本地区儿童行为问题与性别有关，不论父母和教师问卷均显示， 男生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女生，与国内外报道［9，11］类似。分类比较显示, 男生的反社会行为（A行为）比女生明显，而女生的神经症行为（N 行为）较多［12］。与父母问卷不同的是，不论男、女生，教师A行为检出比例都高于N行为。不同类型行为问题流行分布情况在性别上的差异,可能与男、女儿童生物学特征的差异有关,也可能与男女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及不同环境的反应倾向不同等社会心理因素有关［13］。
男生行为问题分类显示，父母问卷和教师问卷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女生行为问题父母问卷和教师问卷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行为教师问卷检出比例明显高于家长问卷，N和M行为家长检出率和比例均明显高于教师。在家里，男孩单独面对成年家长，其攻击性被制约，不可能有明显表现；而学校冲突机会多，攻击违纪行为虽然表现更多，但是教师很难顾及所有学生，不易观察到，所以攻击违纪行为检出比例虽然稍高，但与家长问卷也无显著差异。除因生物学因素导致女生行为问题分类表现与男生不同外，东方传统社会文化在家庭也影响女生的述情和行为表现，女生的亲子情感关系密切，所以父母能够发现较多神经症性行为问题。在学校，儿童害怕新事物、怕上学、爱哭泣是不被同情或因此受益的，教师也不会长期允许，否则影响班级纪律和成绩，故教师问卷中神经症性行为检出比例很低。儿童行为问题父母和教师问卷的共同检出率为9.3%，与父母或教师问卷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两类问卷的检出率一致性为0.32，其中男生为0.37，女生为0.20。Rutter两个问卷间的一致性在本研究中并不高，建议应同时使用，才能客观全面反映儿童行为问题，避免以偏概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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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云南 65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