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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按多阶段随机分层的多极抽样的方法抽取六枝、平塘、普定、花溪、金沙、安龙、德江、三穗等县为调查对象，收集这些地方2002年婴儿死亡资料。
1.2 资料整理 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核对、整理，输入计算机，通过IMR计算IMI及PDI，并进行三间分布的描述，探讨婴儿死亡分布规律。
1.3 描述婴儿死亡的状况及变化趋势指标 （1）对死亡婴儿的死亡原因、死前就诊和死亡地点进行描述分析。妇幼卫生服务利用与婴儿死亡关系的分析。（2）婴儿死亡指数（Infant mortality index，IMI）:IMI=100-A（In IMR1-IMR+B）公式中IMR为婴儿死亡率，在发展中国家，A=-22.4，B=0.8473。通过此公式将IMR变换为0～100的指数，它的优点是既能反映死亡水平的程度，通过把死亡转化为位置指标，更便于比较，又消除了比较不同时期或地区IMR时受基数大小的影响，可用于不同地点、时期死亡水平的评价。（3）可预防性死亡指数（Preventable death index，PDI）:PDI=IMI-IMI（标准值）公式中IMI（标准值）是划分“硬岩石”的起始界限值，它是指IMR在排除了死因中大多数传染病、寄生虫和感染性病因所致可预防性死亡后的指示值。发展中国家IMI标准值=30，并作为划分“硬岩石”的分界线。发展中国家一般PDI为0～70，PDI为负值时可作为预防性死亡率已基本控制的测量指标 ［1］ 。
2 结果
2.1 贵州省农村地区婴儿死亡现况 2002年调查地区的活产数7393人，死亡319人，其中新生儿206人，IMR43.15‰，其中新生儿（Neonate）占64.58%，死亡指数（IMI）为49.56%，可预防指数（PDI）为19.56%。其中平塘县IMR为63.06‰，新生儿占48.21%;六枝特区65.46‰，新生儿占68.09%;金沙县51.46‰，新生儿占75.68%;普定县41.50‰，新生儿占61.90%;三穗县38.13‰，新生儿占74.19%;花溪区33.38‰，新生儿占65.38%;安龙县29.44‰，新生儿占55.88%;德江县27.13‰，新生儿占72.73%。对这些地区2002年的婴儿死亡率（IMR）转化为死亡指数（IMI）和可预防性死亡指数（PDI），见表1。各地的IMI均大于30，PDI均大于0，婴儿死亡原因均为“软岩石”，六枝地区的IMI为最高（59.43），德江为最低（38.80），两者IMI和PDI相差20.63，各地区IMI比较见图1。
表1 贵州省部分农村地区IMR、IMI略
2.2 贵州省农村婴儿死亡原因分析 2002年贵州省农村地区婴儿死亡原因中肺炎占28.91%，出生窒息占28.32%、低出生体重占9.14%、腹泻占7.76%、其它原因（包括内分泌、营养及代谢;先天性疾病;新生儿破伤风;颅内出血等）为25.87%。其中前4位原因占74.13%，为目前贵州省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
图1 2002年贵州省部分农村地区IMI、IMR比较略
2.3 婴儿死亡前的诊疗情况及死亡地点 2002年贵州省农村婴儿死亡前门诊治疗占52.34%，为主要就诊方式;住院治疗占28.35%;未治疗占19.31%，所占比例最低。死前主诊级别村级（诊所）占55.76%，乡级占10.59%，县级占16.51%，省级占2.49%。死亡地点为家中182人，占67.16%;在医院占79人，占29.15%;死亡在途中10人，占3.69%。
3 讨论
3.1 贵州省农村地区婴儿死亡的现状
3.1.1 婴儿死亡率较高 贵州省农村地区2002年的IMR43.15‰，IMI为49.56，PDI为19.56，高于2001年全国的农村平均水平（IMR33.8‰、IMI43.87、PDI13.87），并远远高于同期贵州省城区水平（2002的IMR为10.24‰，IMI为16.59，PDI为-13.41），说明贵州省农村地区婴儿死亡仍然是当前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IMI和PDI的结果提示婴儿死亡处于“软岩石”阶段，即大多数婴儿死亡仍为相对较易控制死因，完全可以通过有效控制措施使死亡率下降。
新生儿死亡一般受母亲因素的影响较大，新生儿死亡后期受环境、卫生服务和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婴儿死亡中新生儿的比例具有一定意义，婴儿死亡率愈高，新生儿所占的比例愈低;婴儿死亡率愈低，新生儿所占的比例愈高，发达国家新生儿占婴儿死亡的70%～80% ［2］ 。2002年贵州农村地区新生儿死亡占婴儿比例为64.58%。该结果提示目前贵州省农村地区IMR中新生儿和新生儿后期死亡率均较高，对婴儿死亡的控制既要考虑母亲的因素，同时还要考虑环境、卫生服务等方面的因素。
3.1.2 贵州省农村地区婴儿主要死亡原因分析 本次研究表明，贵州省农村地区近11年婴儿死亡原因主要为肺炎、出生窒息、腹泻、早产和低体重儿等，所占总死亡原因的比例高于60%。其中新生儿前3位为出生窒息、肺炎、早产和低体重儿，后二者顺位仅后2者有一定变化，但比例相差不大，新生儿后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为肺炎、腹泻，其顺位一直没有发生变化。该结果提示近年来婴儿死亡率虽然在不断降低，但婴儿死亡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该结果与其它农村地区上世纪80、90年代的报道相一致 ［3，4］ 。因此，目前贵州省农村地区控制婴儿死亡的措施还是应以防治肺炎、腹泻、早产儿和低体重儿为主。
国外学者对婴儿死亡原因的研究表明 ［5，6］ ，在婴儿死亡原因中，肺炎和腹泻等疾病与卫生服务质量有关，在农村地区尽管没有ICU等较好医疗设备和医疗条件，但如果能提供较好的基本卫生服务，对婴儿的肺炎和腹泻等疾病的发病进行早期诊断和治疗，并进行营养指导，完全可以避免这类疾病导致的婴儿死亡。因此，根据目前贵州省农村地区婴儿死亡原因情况，死亡模式是预防性死亡疾病为主。
3.1.3 贵州省农村婴儿死亡率地区差异 为了在比较时不受死亡率基数的影响，本次研究以死亡指数为指标 ［7］ 。研究的结果表明，贵州省农村地区IMR存在地区差异，2002年德江县IMI为38.8，PDI为8.8，该地区正在向难以预防“硬岩石”阶段转化，而六枝、平塘等县的IMI为59.43和58.53，PDI为29.43和28.53，处于较高死亡率水平，婴儿死亡处于易预防的“软岩石”阶段。贵州省农村地区的婴儿死亡存在地区差异。而目前总IMR仍较高。因此，目前只有对有较高IMI地区采取针对性的控制措施，才能使贵州省农村的总IMR较快地下降至“硬岩石”阶段。
3.2 降低贵州省农村地区婴儿死亡率的对策
3.2.1 加大妇幼卫生服务的投入 政府卫生部门在考虑卫生资源投向的重点时，应在对人群健康危害大的疾病和具有好的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中作出抉择，并制订相应的政策和法规保证这种资源导向的实现。对5岁以下年龄组有8种疾病的干预措施可以由不到100美元的成本获得一个DALY（伤残调整的寿命年）的干预措施来解决（除先天性疾病外），这些疾病包括:肺炎、腹泻、营养不良等 ［8］ 。研究表明，贵州省农村地区婴儿总死亡率相对较高，根据死亡指数和可预防指数表明死亡原因处于易于降低的“软岩石”阶段，其死亡模式符合相对低成本投入就可以取得较好效果。因此，加大对贵州省农村地区卫生服务投入，对婴儿主要死亡原因进行干预，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符合卫生经济原理。
同时在研究中发现，妇幼卫生服务在农村存在地区差异，在偏僻的农村地区农村卫生服务投入不足的现象较为突出，基层卫生院设备比较陈旧，在乡一级卫生院住院婴儿的死亡率仍然较高，同时基层妇幼卫生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不高，这些制约了农村妇幼卫生事业的发展，增加了婴儿死亡的危险性。因此，加大卫生服务的投入，提高农村妇幼卫生服务质量和覆盖率，逐步完善偏远地区的产妇和儿童系统管理，加强婴儿死亡的监测力度，对死亡率较高的地区和高危人群有针对使用优惠政策提供卫生服务（如降消项目等），从而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率，全面降低IMR。
3.2.2 提高基层卫生服务质量 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死亡婴儿死亡前未就诊比例并不高，主要是以村卫生室（诊所）为主。而死亡原因又是以可预防性疾病为主，这说明基层卫生服务质量相对较差。因此，改善和提高基层卫生机构的妇幼卫生服务质量是目前农村工作的一个重点课题。在加强管理的同时，还应注意对基层卫生服务人员进行培训，培养稳定的基层卫生医疗队伍，提高医疗质量，能熟练识别常见病和高危疾病，并能合理采取相应处理措施，从而降低婴儿死亡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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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尔生.医学人口学，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3，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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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孟虹.婴幼儿死亡水平新指标的评价.中国妇幼保健，1991，6（4）:47-50.
8 任苒.疾病模式转变与卫生资源投向的政策思考.医学与哲学，1996，17（8）:393-395.
作者单位:1 550004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所
2 550004贵阳医学院预防医学系
（收稿日期:2004-07-24） （编辑香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