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Ph. D)的训练是很特别的，它系统地培养了学生的分析能力。这种分析能力是相通的，它不局限于你所学的专业，而是适用于各个领域，甚至比如说法律，经济。
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也是失败的。 有些人提倡好像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才能做成一番事业。 这不一定是对的。
------王小凡教授
人物背景: 王小凡，新疆乌鲁木齐人。小学没毕业即进工厂，一待就是八年。1978年高考考取武汉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1982年考取吴瑞教授主持的CUSBMBEA项目后赴美留学。1986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后赴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1992年被聘为杜克大学药理和
癌症学系助理教授，成为最早来杜克大学执教的华人教授之一。1998年被评为终身教授，03年成为正教授。 在美期间获得多项
学术嘉奖，并担任多种杂志的编委。 他在《细胞》、《自然》、《科学》等顶级杂志上发表多篇
论文。科研论文总数逾80篇。目前他还担任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 (Society of Chinese Bioscientists in America) 秘书长。实验室主页：
http://pharmacology.mc.duke.edu/faculty/wang.htm
钟丽娴: 王教授，你好! 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听说您早年的经历很特别，能给我们讲讲您的故事吗?
王小凡: 我的经历比较丰富。 我还在乌鲁木齐上6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开始了， 学校停课了。 武斗结束以后又碰上中苏边境问题，整天挖防空洞，所以就一直停学。到1970年初的时候国内要搞三线建设，内地要修军工厂， 我母亲的单位石油学院就搬到河南山沟里去了。在河南的山区里面，我们住在农民家里。 当时我小学没毕业，中学也没有上，还不到16岁就去工厂里当工人。当时当工人的时候，做齿轮，57个齿或者58个齿，需要通分，提取公因数，但是这个没学过! 我们学到约分就停课了。 3/4+1/2怎么算我们还没学过呢。 所以我当工人的时候就自学一点基础的东西。
1973年教育回潮，要考试，结果考得还不错。 厂里的人说，嘿，这个小学没毕业的比高中生考得还好。 1977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妈妈从北京回来，说高考要恢复了，你要赶紧准备了。我一看我没学过化学，没学过物理， 只学过一点数学的东西。 但是我还得上班啊，我当时还是个班长，白天要管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 我就每天上下班走在路上的时候看的化学。 数学和物理就结合起来一起学，学了初中的还得学高中的。 第一次高考我就去了，那是1977年的冬天，当时虽然过了录取线，但是我自己感觉火候还没有到。 78年又考了一次，数学，物理，化学都考得还可以。但是 英语很难，因为我没有时间学，我就硬着头皮进去了，画了几个圈，得了9分。(笑) 我以前做工人的时候，对生命现象很感兴趣，订了一些杂志，跟医生也很熟，所以当时填志愿是生命科学。 然后当时刚好出差去武汉，武汉机床厂。 同去的人带我去东湖， 我们在东湖划船的时候我看到对面山上的建筑很好看，人家说那是武汉大学。出差还没回去，电报来了，说立即返厂，原来我考上了。 我当时就填报了志愿武汉大学生化专业。
当时我已经提升三级工人了(笑)，带着工资上了大学。别人的学校补贴，16块，18块。我工资就56块 (笑) 。 去了以后，我发现我们班上有8个人英语都考及格了，有一个最高的80几分，而我才9分，自然被分到慢班。 第一次考试我记得是听写，结果我一句也听不懂，所以我当时觉得英语一定要赶上去，天天早上起来就背单词什么的。 每个夏天暑假的时候，我就借一本英文书来看。 我当时也搞一些学生工作，是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比较活跃。 武汉大学当时是学分制，是刘道义校长搞的改革，当时没有几个学校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可以提前学一些77级的课。
等到1981年夏天的时候，我好多课都修过了，就不需要再考试了，但是班上其他同学还要准备考试。 结果同屋的几个同学就说怎么不去试试考研究生啊。 那时候是3年级刚完的时候，77级都在报名，我呢学校也就特批了，因为学分修够了。 一考呢果然考上了，我当时报的是北京
遗传研究所，就是中科院。 刚好又赶上吴瑞的CUSBMBEA (China-US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Exchange Application)，1981年的冬天考。 但是都要用英文考。大家都有点
头痛，我们当时英文不像你们现在这么好，但是也都考上了。 然后就毕业了。1982年2月份先去广州中山大学学英文，3个月强化训练。 每天听说读写4节课，然后还有一门美国文化课，每天小考，强度挺大的，都是美国老师，很有帮助。
钟丽娴: 这真是听起来很传奇的经历，您当了8年的工人，你有没有觉得把人生很宝贵的一段时间浪费掉了?
王小凡: 其实那时候跟工人在一起也挺开心的，学到不少东西。 我不认为自己在什么地方浪费了很多时间，还是经历比较重要，只要从经历中能学到东西，就不能算浪费。 我当时在工厂里的时候，因为做班长，后来又做工会副主席，慢慢练着要在众人面前讲话。 后来我碰到我当时做学徒时认识的一个人，他说你改变真是太大了，以前你是那么害羞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你怎么看，如果你从你的生活经历中学到了东西，那么这些生活经历就是有价值的。
钟丽娴: 我觉得这个看法也跟您的性格有关，您是属于那种非常乐观开朗的人吧。
王小凡: 这一直都是我的生活哲学。 就是往前看，永远都往前看。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像当时我们很多经历都很苦的，当时在乡下被整得很厉害，我妈妈当时被关了起来，叫做三反五反。 然后我们也不准回家，因为要清理阶级队伍什么的。我就跟70多岁的老奶奶还有妹妹住在农村一家人的厨房里，每天吃个饭都要去两里地外打饭。 砸石子，挑石灰，什么苦活儿都干过。 但是也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怎么跟人相处。 所以一切往前看，就不要把这些都当成一个包袱。 没有人会一帆风顺的，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 像现在，也还是有不顺利的时候。比如有时候我没拿到科研基金，或者投出去的论文被拒了。但是两个小时过去了，地球照转，人家不会等着你，是吧。所以你再重新写吧，重新改吧，送不同的杂志。 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钟丽娴:你们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来美国的一批中国留学生，没有前人铺路，走到这一步是不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
王小凡: 美国这个制度还是比较健全的。 你一看就很明白，每一步该怎么走。 科学还是没国界的。 像我们当时所在的实验室，一半以上的人是外国人，所以你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例外。 一步一步还是比较顺理成章的。
钟丽娴: 对年轻的一代有什么建议吗?
王小凡: 要告诉广大年轻人的一点是，如果你要想做一个学者，你需要知识渊博，懂很多事情，同时还有一个善于分析思辩的头脑。 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在专业以外，不要只对体育感兴趣。看书的话也不要只是看看小说，这些对拓宽知识面帮助不大。 政治、经济、法律也应该懂一些。如果懂得很少的话，跟别人的交流也会成为问题，比如找工作面试的时候，在饭桌上闲聊的时候都不知道说什么。
另外一点是与人沟通的能力一定要好。 这个我在自己的实验室一直都强调的。尽量不要在实验室说中文，中文忘不了，回到家慢慢讲。 但是以后如果英语不好，是个很大的遗憾。 特别是写作，因为现代社会往往是未见其人先读其文，如果文章写得很糟的话，给人第一印象就不好。 我23岁开始学ABC，但是写作还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是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果。 口语的话，我经常也会注意发音的重音在哪里。因为如果重音放错了，美国人就听不懂了。 所以现在如果有学生说错了，我就会提醒他们，这样才会慢慢有进步。
钟丽娴: 您对生物方向的博士生的择业怎么看法呢?
王小凡: 博士生(Ph. D)的训练是很特别的，它系统地培养了学生的分析能力。这种分析能力是相通的，它不局限于你所学的专业，而是适用于各个领域，甚至比如说法律，经济。 像平时媒体报道的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我都喜欢去看看，因为这里需要的分析能力是类似的。只不过他们分析的是人，是社会，我们分析的是自然。 在毕业典礼上，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名单是最后才宣读的，因为博士是最高的学位，每个博士毕业生都取得了一些成就。 在毕业册上，其他人的名字都是排在一起，只有博士毕业生是一个一个单独列出来的，包括导师的名字还有论文的题目。因为这表示对他们工作的肯定。
大概是10年以前，美国国立卫生院前主任 Varmus写过一篇文章，对我们很有启发。 他说现在每年有很多博士生毕业，却可能没有这么多教授职位提供给他们。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很多职业都需要这些受过博士训练的人。 这个训练对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用的。 比如做律师啦， 做商业啦，都是有帮助的。
但这并不是说如果我不想做教授的话，我就马马虎虎混个学位算了。 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尽力去做好，别人也将通过我们已经做出的成绩来判断衡量我们。 比如说我博士毕业想去工业界，不是因为我学的不好，只能去工业界，要是真的是这样，工业界也不会要你。 正确的态度是，我科研做的挺好，现在我想生活上有点改变，换一个环境挑战我自己。 这样的话，人家一看你的论文发表情况，成绩是摆在那里的，这样别人也会尊重你，并且对你的期望值也很高。
做科研有没有运气这一说? 当然也有，但是很多时候也反应了一种选择和判断的能力。 像选题就很重要，所以我经常鼓励学生试着去解答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
最近三年，我和其他两位在美教授为清华大学提供一些咨询服务。 其中一项就是与大学生座谈。座谈的时候我也谈到，要擅长发现自己。 像生物科学是一门实验科学。 有的人很聪明，但是手不巧，什么实验都做不出来，那可能真是有够绝望 (笑) 。 就是你再想竞争，但你在那个瓶颈卡住了，那就没办法。 现在博士生要找工作，你要发第一作者的论文，主要工作还是得你做，博士后找工作也是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做科研不是最适合你的路，也许你就该尝试做点别的东西。 我以前就有几个学生改行的，我都挺支持他们的。 一个学生是医学博士加上理学博士(MD/Ph.D)。 他说我觉得我实际更适应做医生。 我说那好啊，你很聪明，我希望你能做一个勇于创新的医生。 他说: “ 我真是如释重负，我还以为你会对我很生气。”
还有个学生，是从国内来的，她以前得过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奖。 后来读生物了，做得也不错。 但是她在实验室会议做汇报的时候感觉稍微有点干巴巴。 做生物这个领域需要很强的想象力。比如说怎么想象那些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细胞怎么在一起，胚胎怎么发育的，需要能够浮想联翩，每个细节都要想到，想象一个模型出来。 然后那个学生过了一段时间自己来找我了，她说: “虽然我的实验还比较顺利，但是我感觉从长远来看我学生物不利于竞争。 像实验室的另外两个美国学生，每次实验室会议都讲的非常生动。 我觉得我跟他们比没有优势。” 我当时其实已经观察出这点来了。 她说: “我如果能够把对数学的爱好和生物的训练结合在一起，去做生物信息学，会很合适。” 结果她就进了斯坦福大学的生物信息系。 我给她写了很强的推荐信，说她自己发现了自己这方面的能力，自己热爱做这方面的工作。 人家一看，这是很好的一个理由，背景也很强，就要了。
钟丽娴: 您和您的夫人董欣年老师都是杜克的正教授，家庭幸福，事业成功，非常令人羡慕，你们是怎样互相支持走过来的呢?
王小凡: 我的博士后导师 Robert Weinberg，讲了很多话很有道理，我受他的影响很大。 从科研讲，他经常能看到大格局。 像我们做癌症的，不能只钻在一个分子里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而是应该经常能走出来，看到整个疾病，这样呢，他总是能到看到癌症领域下一个主要问题。 还有一点他谈到家庭一定搞好。你要有一个快乐的家庭。如果你连家庭都没有，谁会觉得你多发一篇《细胞》文章是很幸福的事情呢？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也是失败的。 有些人提倡好像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才能做成一番事业。 这不一定是对的。 其实很多很好的科学家也有挺不错的生活。欣年和我一起从武大毕业后她去了美国西北大学，我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后来她去哈佛做博士后，我去了麻省理工学院。 当时我们非常地努力，工作很辛苦，周末，晚上总是加班加点。 后来我们拿到教授职位以后，才开始有了周末，更享受生活一些。
关于科学中的性别问题。 这个问题在美国也存在，在国内也存在。 我记得几年前我们第一次到清华座谈的时候，几个女学生也谈了这个问题。 在中国她们看到的是，怎么这么多女学生读，但是到后来好像怎么就没有多少人成了教授? 这个有多方面的原因，生孩子，带孩子。 这是很可惜的，因为很多女学生都是很好的科学家。 但是最后很多都选择支持丈夫的事业。 我觉得是个遗憾。 困难是有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可能要家庭比较和谐，两个人互相配合。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持更多的鼓励态度。
钟丽娴: 怎么看待中国人在美国学术界遭遇“玻璃天花板”的问题?
王小凡: “玻璃天花板”这个问题是存在。饶毅，鲁白他们提出来让我们积极地改变这种状况，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但是又不能太过分的去争辩，因为这个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在里面。 在克罗拉多的一个会议上，鲁白让饶毅，施一公，钟伟明还有我几个人一起做关于“玻璃天花板”的论谈。我是这么看的，“歧视”有些时候是存在的，也是没法完全避免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社会，特别是在科学研究这块，对你得评价基本都是建立在你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的。“玻璃天花板”的问题有一个指标看得就是在杂志上担任编委的中国人少啊。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挂名，得做事，而且还得做好。 如果我给你一个论文你很长时间评审不出来，那我下次就不找你了，对不对(笑)。 但是要是你做得很好，人家就愿意找你,慢慢得就把你提到上面去了。中国人比较喜欢专心做自己的研究，不太喜欢被其他的事情打扰。包括我自己也会矛盾,到底我想花多少精力在这些事情上。 我当时跟施扬也谈了好多次，谈到我们有一半的时间在为别人服务：评审别人的科研经费申请，审阅别人的论文，给别人写推荐信，做学生的论文委员会成员。 这些是你在为别人服务，但反过来说也是别人对你的认可。 我建议中国学者们都开诚布公地多交朋友，在系里啊，在外头啊，积极地参加各种活动。 中国人里头也有很多人做得很好，像许田啊，都是很好的榜样。 所以我前头讲，知识要广，这也容易跟别人找到共同语言，对交朋友就很有帮助。
钟丽娴: 跟国内有什么联系和合作?
王小凡: 因为我这里的实验室 也比较忙，我在国内主要做一些顾问和评估的工作。我和施一公，林海帆在清华组成一个小组，帮助他们评估教授职位的申请，看看他们的简历啊，帮助跟他们的导师联系啊。 还有就是在校方的学科设置啊，人才特殊待遇啊方面给一些意见建议。 我们每次回去，也会跟学生见面座谈。跟大学生讲各种各样的事情，有讲怎么做人啊，也有讲科研方面的。 另外明年可能会帮自然科学基金会审一些科研经费申请。 我觉得这个评估的工作很多海外的华人科学家应该可以做很多。 因为是内行，而且相对来说可以做到比较客观公正。 另外我在科学院也做一些工作。 还有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希望我能帮助做一些工作，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回馈母校。
钟丽娴: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相信您的故事，对广大的留学生来说，从做学问到做人，都会有很多启迪。
（作者：钟丽娴，杜克大学博士研究生）
作者：
2007-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