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我望文生义的理解，科学评论是对科学发展中的事象，包括思想、观点、事件、人物、政策、
管理等评头论足，或褒扬、或针砭、或质疑、或指引、或解惑、或传道。那些最好的科学评论，如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里夫金的《生物技术世纪——用基因重塑世界》，以及斯诺的《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等，无不议论风生、旁征博引、文采飞扬。它们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将名垂青史。但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得罪人。请听里夫金的感叹：“科学权力机构认为任何的质疑和保留都是对自由探索，甚至是对科学本身的恶意中伤，所以它就压制，有时甚至扼杀诚意的争论。很多对生物技术革命发表过批评意见的人士，包括我本人在内，曾经一再被咒骂为勒德分子（19世纪初用捣毁机器来反对工业化的工人）、生机论的信徒、恐惧贩子、基要主义者，似乎谁要对‘公认的知识’提出疑问，谁就是鼓吹异端邪说，甚至于是丧心病狂。”因此，我认为要发展和繁荣科学评论，关健是两点：一是要有一支像里夫金那样的评论队伍，二是要有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
科学评论林林总总、风格各异，但从受众角度大体上可归纳为主要写给公众、科学家和政策制订者、管理者看的3类，当然其间并无截然分明的界限。不管哪一类，总要用知识和思想给人些许启迪吧，总要对某种事象发点议论吧，当然还难免带点刺。这就要求科学评论的作者有比较宽广的知识、敏锐的思想和足够的勇气。我觉得，一些有成就的科学家是最好的科学评论家，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他们最清楚“鞋子是在哪里夹脚的”。他的一些文章和讲演，为庆祝普朗克60岁生日和悼念居里夫人的讲演，便是很好的科学评论。王选院士也是高妙的科学评论家。王梓坤先生的《科学发现纵横谈》，非科学家难以写出。不过，还是要有一批人，可能主要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研究者和科学管理、科学媒体工作者，来从事科学评论的工作。有一些人敲敲打打、指指点点，总比没有好。
可是，敲打错了，或者触犯了某根敏感的神经，怎么办？这就需要宽容宽松的环境了。当我们读到，维纳创立控制论时，各门学科的专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讨论会上无拘无束地相互切磋和诘难，甚至要经受猛然批评的“夹击”，终于催生出控制论的硕果时，是何等的心向往之！当我们看到一代宗师玻耳戏称自己是“超级半瓶醋”，常常虚心征询自己的助手和学生的批评意见，终于创立蜚声科坛的哥本哈根学派，培养了一个又一个诺奖得主，又是何等的景仰！我们所欠缺的，正是这种自由讨论、平等讨论的风气。有了不同看法、不同意见，最好是不要争论、不要交锋，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旦交起锋来，又火药味颇浓，帽子满天飞，什么伪科学、反科学、民族虚无主义之类。我希望，要有交锋，但不要帽子。不同看法、不同意见是客观存在，捂是捂不住的，不是好办法。不交锋，如何分清是非，催生新的思想？交锋是思想的交锋、观点的交锋，对事不对人，帽子一戴，还交什么锋？像维纳讨论会的参加者那样，像玻耳和他的学生以及爱因斯坦那样，既交锋又出成果，又相互尊重，多好！
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有了一支队伍，有了好的环境，总会冒出几个科学评论的大家。我相信，我期待。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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