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应该利用对科学的新一轮乐观主义来驱动合理决策而非仅仅促进政治议程。
在上周于波士顿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上，与会者普遍持乐观情绪，有时近乎兴奋。许多人相信科学已经准备好了在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后重新进入政治主流——科学已经在美国政治舞台的边缘上度过了8年。
在一场座无虚席的会议上，民主党仅剩的两位总统提名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的代表进行了发言。他们都清楚地表明他们的候选人支持大幅度增加科学预算。克林顿承诺在10年内把生物医学研究的资助翻一番，而奥巴马的承诺更加雄心勃勃，他打算在5年内把基础研究的资助翻一番。
此外，他们都承诺采取措施把科学建议的角色非政治化。这反映了许多科学家对当前布什政府对从干细胞研究到气候变化等问题的科学证据进行政治扭曲感到愤怒。布什政府的这种举动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尽管会议也对共和党的主要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发出了邀请，麦凯恩没有派出代表，他可能感到科学界在传统上主要是民主党人的地盘。但是麦凯恩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相对非意识形态的立场，特别是他愿意承认美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对抗气候变化，已经在科学界赢得了支持者。
考虑到甚至布什政府也逐渐接受了科学技术在其国际关系问题上——包括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的重要性这一迹象，有理由相信不论谁赢得大选，这一趋势都将会获得推动。
对发展中国家科学家的意义
然而，与此同时，也有理由在各方面保持警惕。民主党各候选人增加科学支出的承诺必然在目睹了过去5年中卫生研究预算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13%的一群人中间受到欢迎。AAAS主席戴维·巴尔的摩将这种下降称之为“犯罪”。
此外，奥巴马还表明了他对富有想象力的项目的洞察力，他承诺在10年中利用1500亿美元支持生物燃料和其他能源的研发。
但是不论谁赢得这场选举都将面对着一个巨大的预算赤字，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持续纠缠于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引起的。即便是希拉里·克林顿阵营在试图获得对奥巴马的政治优势的时候也小声说着“财政责任”。
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些信息也同样是复杂的。奥巴马重视他自己的经历：他的父亲是肯尼亚人，而他在印度尼西亚度过了童年的4年时光，这两者都让他有资格说他自己知道这些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但是他的一些声明表明，他将让来自发展中国家并在美国完成了科研训练的研究生更容易地获得美国国籍，这也引发了警报。这种做法可能有助于填补美国所需的合格的人力资源，但是它对于阻止发展中国家很大一部分科学人才的持续流失基本没有作用。
共和党人的观点
还有理由对麦凯恩的承诺保持警惕。如果麦凯恩当选，他也会面临着美国持续纠缠于中东问题的财政预算的后果。作为这场战争的支持者，他对于削减军事预算很可能远不如他的民主党对手那样热心。
对于美国国内，尽管他相信通过促进美国的技术实力可以增进美国的经济，他认为这主要应该通过市场实现。与大多数共和党候选人一样，他拒绝承诺改善科研基础设施，而美国的技术实力正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的。麦凯恩甚至也没有承诺改善美国的科学教育。
在国际舞台上，一些环保人士声称麦凯恩关于气候变化的立场并非如表面看起来那么积极。例如，他们指出他采取了美国的标准立场，即拒绝参加《京都议定书》，或者拒绝在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表明行动意愿之前采取行动。
同样令人忧虑的是当美国参议院就气候变化问题投票表决的时候他没有出席。一些人认为这证实了他们的担心，即无论麦凯恩在与科学有关的问题上的个人观点是多么温和，在寻求共和党保守派的支持的时候，他可能被迫在这些问题上变得强硬，而被称为“科学战争”的情况可能会因此继续下去。
回归议程
如果那种情况将会发生，科学和发展中国家都将是输家。意识形态的对立已经阻碍了援助的努力。有时候这是很明显的，不仅仅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也在试图与
艾滋病斗争的项目上（考虑到反堕胎的游说活动，美国选择了把注意力集中在禁欲而不是
避孕措施上）。
还有一些不那么明显的影响。美国国务院的前科学顾问Norman Neureiter在AAAS年会的一场会议上描述了最近的一些进展——诸如与数个发展中国家（包括利比亚）签订了双边科学协议——如何表明了美国国务院的议程开始重新考虑科学。
但是他也提出国务院不愿意把这类活动公开化，大概是由于担心这类活动会让一些人不满。这些人中的一种坚持一种近乎原教旨主义信仰——既“大政府”才对整个科学事业大包大揽，这些人中的另外一批则反对援助不一味支持美国利益的发展中国家。
考虑到一个新的民主党政府运作时不可避免的预算限制，它能带来的最大变化——不论由希拉里·克林顿还是奥巴马执政——将是让华盛顿的一个政治话语重新获得认可，这一政治话语认为科学是启蒙之源泉，而不仅仅是对一个政治议程的支持。美国援助界的许多人会对它表示欢迎，因为它支持了他们自己的让基于科学的发展项目重新正常运转的愿望。
作者：
200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