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美国西雅图看看比尔·盖茨。如果真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会当面问他：‘为什么你逃课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12月14日晚，记者在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以下简称“华大基因”）见到罗锐邦和金鑫这两名稚气未脱的年轻人，很难把他们和媒体上所描述的科研“小牛人”对应起来。20岁的罗锐邦和21岁的金鑫分别是华南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华南理工”）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大三和大四学生，12月7日，他们主要参与的合作研究
论文《构建人类泛基因组序列图谱》登上了国际著名的科学期刊《自然》（Nature）杂志。刚满20岁，就取得了重大的
学术成果；本科还没毕业就进入世界顶级的基因组研究中心，与生物界的精英们并肩工作。这些不平凡经历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特别的故事？
开创性的研究更适合头脑里没有条条框框的年轻人
年仅20岁的罗锐邦是这篇论文的3名并列第一作者之一，说起他进入华大基因实习的经历，还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大一时，在校学生会担任公共关系部主管的罗锐邦，是个坐不住的人。他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在外面帮学生活动拉赞助。一年下来，广州市的各大商业区几乎都被他跑遍了。在大一快结束时，一个校园宣讲会让他找到了新的方向。
当时，华大基因刚刚南下深圳1年，院长汪建充满激情地向华南理工学子讲述这家研究院的历史，介绍其为奠定中国基因组科学的国际领先地位所作的贡献，并强调这里有大规模测序和生物信息平台，为本科生开展创新实践教学提供了良好条件。
“这地方多好啊，一定要去做点东西出来！”从小就特别热爱生物科学的罗锐邦一下就被吸引了。宣讲会结束后，他马上在华大基因的实习生招聘活动上报了名。“虽然招聘条件规定要招大三、大四的学生，但也没说大一的学生就不能去啊！”罗锐邦凭借英语和计算机基础好的优势，一路过关，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去华大基因实习的offer。
“最初的那段时间，我可是名黑户。”不到两个月，“蒙混过关”的罗锐邦便被人发觉还是个低年级的毛头小子，但是在华大基因这个不会论资排辈的地方，能力是第一位的，他并没有因为年龄问题，在待遇和机会上和师哥师姐有什么不同。
生物基因组学是一个比较前沿的研究领域，尽管从事这方面研究需要一些基础知识作铺垫，但毕竟不像物理化学等学科那样历经几个世纪发展，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
“院里的前辈经常告诉我们，干这行的人就是要善于学习，善于忘记，善于合作。”金鑫说。这位来自甘肃黄土高原的小伙子，曾经最迷恋的是科幻小说。华大基因的工作非常对他的胃口，“基因组领域的研究工作很多都是开创性的，很适合头脑里没有太多条条框框的年轻人去做。”
华大基因党委书记、科教工作负责人杨国华对此解释说，与传统学科不同，基因组学具有大工程、大科学、大团队性质，像基因组测序平台都是用工业化、产业化的思路去做科学，传统教育体制出来的毕业生进来后，受已有教育的观念束缚很大，开始都很不适应。
以前，华大基因在与一些学校合作办学的过程中发现，传统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考分很高，但实践中的创新能力比较弱。“我们就考虑到人才成长的规律：是不是越早进入这个领域，就会发展得越快越好？所以，我们想把基因组学的教育重心前移到本科阶段。”杨国华说。
从兴趣到责任的转变
刚进入大学，罗锐邦就自学了程序设计的C＋＋语言，并且经常自己写程序来处理物理实验的数据。他的这一特长很快受到了小组负责人的注意。一开始，他在项目组负责基础数据的整理分析。为了缩短程序的开发周期，他决定学习一种更先进的计算机语言。厚厚的、足有两公斤重的英文原版教材，他花了3天时间便啃下了。“对喜欢的东西，我就会钻在里面。”他说。
大二上学期，为了持续在华大基因的研究工作，罗锐邦几乎维持了一学期的逃课状态：基础课靠自学，只回校参加考试。遇到周一和周三的体育课、实验课小班教学，才会赶回去上课。那段时间，他每周要来回深圳广州一两趟，“闭着眼都知道怎么去火车站坐‘和谐号’了”。而正是在这段奔波的日子里，他完成了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这篇论文的主要工作。
今年6月，发生在罗锐邦身上的一件事，让他对科研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
6月是期末考试的时候，罗锐邦必须回校参加考试，但此时也正是他参与的项目准备收尾之时。尽管他手头还有很多重要数据要进行统计分析，却迫于无奈只得暂时搁置下来。
差不多3周之后，当罗锐邦赶回华大基因时，听到项目组里有人抱怨他，怎么在最紧急的时候离开了，真是“不靠谱”！
这些批评声让小罗感到很委屈也很沮丧，“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的这种状态呢？难道我前6个月的全心投入都白费了？”此后的两三天，他反反复复地想，自己所做的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
踌躇之际，他的脑海中忽然浮现起了汪建院长说过一件事。2003年，当非典肆虐时，华大基因的科学家们率先完成了我国SARS病毒基因组的测序分析，研制出国内第一个用于SARS病毒抗体诊断的试剂盒，无偿提供给各大医院使用。这充分体现了华大基因的核心行为指导理念：做科学研究不是以个人意愿为导向，也不是以某个集团、财团的利益为导向，而是以整个国家的战略发展方向为导向。
想到这儿，罗锐邦渐渐回过神来，他意识到自己目前所做的事，关乎国家未来生物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产业，甚至影响到整个生物学产业。“突然间，我就觉得华大基因是一个值得全身心投入的地方。”想到这儿，罗锐邦给汪建院长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内容非常简单，几乎就是一句话：我罗锐邦不是一个不靠谱的人！
第二天，罗锐邦见到汪建院长时，汪建并没有对他说什么，但罗锐邦却从院长的眼中读出了一种信任。
“一开始是兴趣促使我搞科研，即便是没有任何目的我也会很投入。但现在目的明确了，我更加明白身上的责任。”罗锐邦说。
怎么有利于人才成长，学校就怎么做
尽管罗锐邦在华大基因的科研工作渐入佳境，但随着研究项目的逐步深入，要完成学校的课业学分和在研究院搞科研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明显。以至于每次他和母亲打电话，妈妈都会关切地问他：“这样下去，你能拿到毕业证吗？”
事实上，怎样用创新的机制来实现对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一直是华南理工校长李元元思考的问题。他表示，大学本科教育4年，有着非常严格的课程培养体系，如果完全打破这样的培养体系，实行新的培养模式，就需要从理念上解放思想，在高校自主办学的权力范围内，学校制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实现的模式都要进行大胆探索。
此前，华大基因曾与国内数家知名高校商议合作培养本科生，但都没成功。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学分如何互认。大家都担心，在华大基因学习，能不能保证学生接受系统的基础教育，会不会影响教学质量。李元元也坦言，按惯例，学分互认很难，“用原来的眼光看，华大基因的课程根本不是完整系统的基础课。比如在华大基因，学生上课经常是查阅杂志，这些杂志很新，甚至是网络版。”
“我们培养的目标就是三创性（创新、创造、创业）、国际化的专门人才，凡是有利于达到这样目标的，我们就会进行大胆探索。怎么有利于人才成长，我们就怎么做。”李元元说，在了解到目前培养本科科研创新人才所遇到的问题后，学校经过研究，决定与华大基因共同成立一个由在读本科生组成的“创新班”。
在“创新班”的合作协议中这样写道：双方将共同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学生前两年半在华南理工学习，后一年半到华大基因学习，由杨焕明院士等一线科学家为学生们开出20多门课程，全面覆盖了生物信息学的前沿领域。同时，华南理工与华大基因实行学分互认。
2009年3月，“创新班”正式组建。罗锐邦作为唯一的例外和其他10名大三师兄作为“创新班”首期学员，在华大基因踏上了全新的科学征程。
来自“创新班”的请战书
让李元元没有想到的是，“创新班”3月成立，4月底他便收到了一封来自这些学生的请战书：
“这种当前大学教育中绝无仅有的学习、研究和工作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让我们受益匪浅。在这种模式下不但能用比在学校更短的时间、更高的效率掌握所需的基础知识，而且能更多地接触前沿领域，增长更多的一线实战经验，从而更快地成长起来。
“我们的勤奋努力和实际行动也得到了研究院的信赖和认可，创新班中已经有数人全面参与到‘国际千人基因组’、‘人全基因组甲基化’、‘中国丹麦
糖尿病研究’、‘欧盟中国人肠道元（宏）基因组’、‘973水稻种质资源重测序’、‘973蚕的
遗传多态性’等数个重大科研项目中，进入了华大基因所定义的‘核心科研团队’。目前各大项目进展非常顺利，均有希望在半年至1年内在《Nature》、《Science》上发表成果。
“我们在此以这项行动的发起者王小宁院长和汪建院长的信誉向您请战，立下军令状：
“争取半年至1年时间内，以华南理工大学为作者单位发表1~3篇《Nature》、《Science》级别学术论文，其中至少一篇以第一或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李元元当即回信：
“你们所参与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代表了我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来自多学科的大学本科生走在一起组成科研团队，在前沿科技领域进行创新实践，既有利于加深你们的理论知识基础，又有利于提高你们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还有利于开阔你们的学术视野，培养你们在科学上志存高远、追求卓越、脚踏实地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有利于增强你们的团队意识和与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这与目前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所倡导的强化产学研结合、强化国际化教育、强化创新创造创业教育是一致的。希望你们的创新实践为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树立一个成功的典范。”
“创新班”学生承诺的兑现，比李元元校长想象的还要快。今年8月，邵浩靖在《Science》杂志上署名发表了名为《40个基因组的重测序解释了蚕的驯化事件及驯化相关基因》的论文。12月，罗锐邦和金鑫又分别以第一作者和署名作者的身份在《Nature》分刊上发表《构建人类泛基因组序列图谱》的论文。
“2009年3月，我们开先河，将基因组学教育移到本科阶段，现在证明这条路走对了。”华大基因党委书记、科教工作负责人杨国华欣慰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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