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位聪明的天外来客要编写一套关于地球生活的大百科全书的话，30卷中会有27卷讲述细菌和病毒，只有很少的几卷讲述植物、
真菌和动物，而人类只是一个有趣的脚注而已。”——内森·沃尔夫博士
2009年，内森·沃尔夫(NathanWolfe)博士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十大新兴探险家”之一。作为流行病学家，他的确不像是科学家，而更像是19世纪的探险家。在喀麦隆的热带丛林里，他花了15年的时间监控各种病毒从动物向人类社会传播的流动过程——
艾滋病病毒最初就是从这里进入人类社会的。在马来西亚，他与当地一位研究者合作研究尼帕(Nipah)病毒，一种由果蝠携带的致命病毒。在老挝，他与一位科学家一起跟踪热带立克次体病。他还辗转于中国、马达加斯加、巴拉圭等地，帮助当地科学家建立新的病毒监测网络。也有人叫他“病毒捕手”。
美国著名女记者劳里·加勒特在《逼近的瘟疫》一书中曾经描写过许多八九十年代在前线与病毒作战的科学家。作为老一代“病毒捕手”，他们的角色更像是侦探，疾病发生、传播带来死亡与恐惧，然后由他们来查明真相；而沃尔夫博士的调查则更像是《少数派报告》——他试图建立一个预警机制，严密跟踪和监控病毒跨物种传播的早期过程，在“下一个HIV病毒”到达人类的血库、飞机、性交易网络之前捕获它们。
在喀麦隆，他曾经3次感染疟疾，有一次差点死掉。一直驱动他的热情的，是一种可怕的前景：一种新的流行性疾病将从这里蔓延至全球，杀死数百万人。在流行病学界，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共识。全球化、航空旅行、气候变暖、抗药性的威胁等，使人类应对瘟疫的每一个链条都变得更加脆弱。无论SARS或甲型H1N1
流感，完全可以被视为一次更可怕的事件的预演。
剑桥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都曾与人打赌，未来20年内会有一种病毒，无论来自自然界、生物恐怖袭击或者实验室错误，将导致灾难性事件，夺走100万人的生命。赌注1000美元。他说：“在不牺牲过多隐私、多样性与独立性的前提下，我们的文明能否被保存，是一种真实的忧虑。”
有人认为，除非有人开始生病，流行病是无法预测的。西尼罗病毒在非洲封存了数千年，却于1999年出现在纽约，3年内扩散到整个美洲大陆，成为北美地区的流行病。谁会想到在纽约寻找西尼罗病毒呢？但沃尔夫博士认为还是有一些清晰的线索：比如动物的死亡(在埃博拉病毒爆发之前，经常有黑猩猩和大猩猩死亡)，与动物频繁接触的人群感染等。毕竟，人类大部分的传染性疾病病毒都来自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而且，基因上越接近的物种之间，越可能分享疾病——HIV、黄热病、
登革热、
乙肝和埃博拉病毒都来自灵长类动物。
人类第一例艾滋病是1981年在美国加州的同性恋男子身上发现的，但HIV的第一个人类宿主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非洲丛林。一个猎人走进喀麦隆西南数百里的丛林，杀死了一只黑猩猩，从此糊里糊涂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也许是他的手在捕猎的时候割破了，黑猩猩血液中的病毒通过伤口进入了他的体内。两种血液的接触使病原体发生变异，具备了传染性。经过一系列至今尚未完全查明的环节，这种病毒逐渐侵入人类社会，并感染了6000多万人。
当年非洲猎人的一顿晚餐，导致如今每年有200万人死于艾滋病。在沃尔夫博士看来，事情本不必走到如此地步。如果70年代有一个在非洲搜寻不明病毒的项目，HIV被发现的时间就会提前很多年。加上公共卫生官员及时采取相应的行为干预，比如鼓励安全套的使用，艾滋病在人类社会蔓延的情况会很不一样。
一个病毒变成HIV或者天花，需要符合三个步骤。第一，人必须被暴露在病毒之中；第二，病毒必须有毒性，或者通过变异产生毒性；第三，它必须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又不至于过快杀死寄主，来不及扩散。每一步都是复杂的生物学过程，每一步都包含了阻止大规模流行病的机会。这就是他创办全球病毒预测网络(GVFI)的初衷：在人类与动物接触最密切的地点设置哨岗，倾听“病毒间的对话”，寻找可能进化出更大毒性与传染性的病原体。
喀麦隆丛林是他的第一个哨岗——这里不仅是非洲生态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而且还是艾滋病病毒的发源地。这里也是非洲最贫穷的地方之一。当地人为了生存，会去捕猎各种野生动物为食，野猪、蛇、猴子、兔子、老鼠等等。捕猎意味着猎人与猎物之间大量的血液接触，而血液接触正是病毒从动物到人类最重要的传播途径。有时候，他看到丛林猎人拖着刚收获的猎物，比如一只白眉猴，血淋淋地拖过一条街，他会觉得自己像盯着一支上了膛的武器，很恐怖。但对丛林人来说，HIV或者埃博拉不是什么遥远的恐惧，而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日常威胁，并不比饥饿可怕多少。
沃尔夫博士和他的小组在喀麦隆组织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搜集猎人(及其家人)和猎物的血液样本，对猎人的生活习惯做人类学的调查，并调查丛林里灵长类动物的突然死亡事件(可能是流行病爆发的前兆)，目的是建立起一个日常基础上的监控系统——一旦猎人或他的家人生病，就能从他们身上提取血液样本做对比，看是否已经感染了某种动物病毒。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收集了数千万份人类和动物的血液样本，在喀麦隆的实验室经过编录之后，被寄给世界各地的医学专家进行病毒筛查和研究。
沃尔夫博士的“嫌疑犯”名单上已经列出了一批新的病毒：HTLV-3、HTLV-4、猴泡沫病毒……它们与HIV同属于逆转录病毒，正蠢蠢欲动地往人类身上迁徙。逆转录病毒的危险之处在于，它能把该病毒的基因物质注入被感染细胞的DNA，所以一旦被感染，很难彻底根除。HTLV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现的第一种人类逆转录病毒，有HTLV-1和HTLV-2之分，分别是引起T细胞白血病和毛细胞白血病的病原体。目前全世界已经有2000多万人感染了HTLV-1和HTLV-2，但非洲猎人的血检结果显示不仅只有这两种病毒，还有另外两种全新的病毒亚种——命名为HTLV-3和HTLV-4。他们推测这两种病毒是从猿猴身上跨物种转移过来后发生变异而成的，其中HTLV-3与猿猴免疫病毒STLV-3高度类似，很可能是狩猎过程中与猿猴密切接触而得。
另外，他们还发现，中非地区至少有1%的猎人感染了猴泡沫病毒(SFV)，也是一种逆转录病毒，被感染的细胞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像肥皂泡沫。这种病毒在当地的白眉猴、山魈和大猩猩身上很常见。1%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说明逆转录病毒从动物到人的交叉传播是常见现象。更可怕的是，沃尔夫在猎人的血液中发现了许多病毒组合的例子。组合的新病毒常常出现母病毒并不具备的特性，比如人际传播的能力。HIV的流行就是这种病毒组合的结果——黑猩猩的病毒加上两种小型猴子的病毒。
SFV或者HTLV，有可能成为下一个AIDS吗？
目前为止，这几种病毒的感染者还没有出现任何生病的症状，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些病毒会在人际之间传播。但沃尔夫的小组会随时监测这些猎人的身体，还有他们的家人和性伴侣，监控病毒发作的迹象。毕竟，艾滋病也是这样静静地潜伏了许多年。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新的流行病最有可能来自旧病毒的变异，尤其是那些曾经引发瘟疫蔓延的病毒。比如“西班牙流感”，历史上死亡率最高的流行病就是一种流感病毒的变异株，由美军带到欧洲，分三波扩散到全世界，毒性不断增强，直到1920年毒性才渐渐减弱，退潮。
人类和瘟疫屡次交战，取得的胜果甚少。很多瘟疫的消失，并不是因为人类发明了有效对抗它们的方法，而是出于某种规律，在夺走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条生命之后，莫名其妙地自行消失。即使在基因工程、抗生素和全球化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的胜算并没有提高多少。就理解人类疾病的源头而言，我们仍然表现出惊人的无知——某种病毒是如何进入人类寄主的？是被某种特定的行为影响，还是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为什么有些病毒比另外一些病毒更加致命？它是如何变异，如何让人生病，又如何在人际之间传播的？
“无论我们如何自大，都必须承认，人类并非世界的中心。我们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戏剧中的一个演员。而我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要搞清楚这个戏剧是什么样的，而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沃尔夫博士说。
2007年，他的小组与马萨诸塞大学安默斯特分校的斯蒂芬·里奇博士合作，通过对喀麦隆丛林里黑猩猩血液样本的分析，发现了疟疾的真正源头。一直以来，科学界普遍认为是人类将疟原虫传给了别的灵长类动物，因为疟疾在人类中分布如此广泛，如此致命——因这种古老病毒而致命的人数比任何其他病毒都多。但他们的研究推翻了这个说法。在分析了100多只在西非和中非捕捉到的野生黑猩猩的血液样本之后，他们鉴定出8种亚种疟原虫(只有一种为人所知)，远比人类疟原虫更多样化。而且，所有这些黑猩猩疟原虫亚种都含有人类恶性疟原虫的DNA。这是强有力的证据，说明疟疾很可能是黑猩猩传给人类的，就像HIV一样。
这一发现还提供了新的治疗的可能性。科学家经常在同样的病毒家族中寻找疫苗和治疗方式，比如牛痘就是天花病毒中的一种温和版本，它会在人体产生轻微的免疫反应，但因此产生的抗体可以用来对付天花。同理，黑猩猩身上发现的8种疟原虫中很可能就有一种具有疫苗的潜质。
在Google、Skoll等基金会的支持下，沃尔夫正在努力将喀麦隆的病毒预警系统作为模板，复制到世界上其他人与动物接触频繁的热点地带，以及曾经有过传播致命病毒历史的地区，比如刚果、马来西亚、老挝、马达加斯加、中国等。最终，他希望搭建一个全球性的网络，为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提供各种高风险人口的血液样本，比如非洲丛林猎人、东南亚的牧农，或者中国野味交易市场的小贩。
19世纪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人们刚刚发现那么多新的物种，以为自己永远也无法记录完这个地球上动物生命的多样性。这样的话今天听来很可笑，尤其就哺乳类动物而言——一个人花一辈子能找到一种新的哺乳类动物就很了不得了。但就病毒而言，那种“发现”的惊奇感刚刚开始。
作者：
201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