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是最重要的
中科院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也是中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这是不同于其他国立研究机构的主要之处。
中科院创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1958年10月在北京成立，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尖端科学技术特别是核物理、空间科技等新兴领域的高素质人才。据我了解，虽然属教育部和中科院双重
管理，但科大应该得到的好处却没有拿到。比如教育部组织高校对外交流时，清华、北大、复旦、浙大等名校总会在其中，但往往将科大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认为科大是中科院的机构。这对科大的本科生来讲，是有点吃亏的。我为什么要专门提科大呢？因为科大出了不少优秀人才，科大的本科生也很好，所以，中科院要好好利用科大培养的学生。
作为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是我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哈佛大学最困苦的时候，也就是三年前的金融海啸时，哈佛将什么东西都削减了，唯一不减的是本科生近1亿美元的财政资助。为什么？因为哈佛知道，大学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学生好，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根本，放弃了这个根本就等于没有学校了。
但我发现，无论是中国的大学还是中科院，都没有把学生作为最重要的部分。
我认为，因为目前国外的研究型大学还是比国内好，政府出资派遣优秀的本科生到国外很好的研究型大学深造是一件好事，但我希望中国也能有自己的优秀教育机构，至少能让一半的优秀本科生能够在国内深造。
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总不能永远都靠国外的大学来为我们培养学生。改革开放30多年，出国的留学生已达100多万，最好的留学生全职回国的不多，这个状况一定要改变。否则，国家在教育上花了许多功夫，却没有足够的好学生留在中国，这样下去，中国永远没有办法做好的研究、办好的大学。有了好老师，好学生就会留下；有了好学生，好老师才愿意来。
我建议，中科院在北京中关村设一个科大分部，创建一个小范围培养最好人才的机制，将选拔出来的高年级本科生集中在这里培养，这批学生毕业后能有一批留在国内深造。
同时，对于中科院的研究生，我认为一开始就应该在各个研究所培养，并且可以选择跟随多个研究员，扩大知识面；同时规定研究生每年有20%－25%的课程是在专业之外，并鼓励研究生组织讨论会。
要不遗余力地争取世界级大师
我认为，无论是中科院还是高校，在年轻人的培养方面力量还是不够。
中国的教育系统和研究系统与美国刚好相反，成果也刚好相反。美国是从下到上培养，从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博士后，到年轻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重点是从下到上。因为在美国我们晓得，好的研究是年轻人做出来的，也影响到年纪大的人的学问。中国做学问的方法还是典型的师徒制，师傅越老越好。金庸的小说里，师傅到了80岁、120岁，还比年轻人能干，一般人的观点是老师最好，老师的老师更好。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一个人做研究的能力到了高峰后自然会衰退，假如能指导年轻人，与年轻人切磋、互相激励，反而对自己的研究有好处。所以，往往有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年纪大的人做得也好一些。
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做过几年教授，最后我决定离开那个地方。那里聚集着世界一流的资深教授，可是他们最好的工作往往都是在进研究所之前做的；进研究所之后，因为与年轻人的交往少了，反而没有做得那么好。想做研究要与年轻人一起做，一方面竭力培养年轻人的活力，一方面维持自身的活力，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随着老一代科学家的退休，目前中国
学术界缺少富有创造力的年轻学术领袖，出现新的人才断层现象。因此，我建议中科院还要不遗余力地争取真正有能力、仍处在学术活跃期的世界级大师，能够带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第一流的年轻学者向前走。作为科学技术最先进的美国，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最优秀的人才，这是美国强大的根本。
在邀请大师方面，中科院没有高校放得开。我觉得中科院应该在这方面花一些工夫。与其请几十位兼职学者，不如请两三位有能力的学者全职到中国，为中国的教育和研究全力去做。
邀请真正第一流的大师到中科院来全职服务，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全世界都缺乏人才。学术上的第一流人才，不仅中国想找、亚洲想找，美国也在找。我们应该抢最好的人才，请他们来引领学术与研究的发展。最好的人才，是通过最困难的方法邀请来的。
评审制度一定要公正
2005年10月，中科院首次组织国际评审委员会，对理论物理研究所进行国际评估，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大卫·格罗斯是评委会主席，我是评委会成员之一。我们当时组织了好几位海外最有名的学者，到理论所来讨论它的结构和学术发展。
中国的学术评审应该找到国际化的专家，而不只是找国内的院士和学者。中科院至少愿意找比较公正的方法来评审，但还是很不够。我想评审制度应该很严格、很认真地做，给研究人员一个客观、公正的标准，让他们晓得只要刻苦努力，就能成功。只有研究人员有这个感觉，什么都能克服；没有这个感觉，那就完了。
我认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很多问题在于评审制度。评审制度不公平，影响到整个年轻人的意愿。许多年轻人做研究是为了要做“杰青”、做院士，而不是真正出于对大自然的好奇心，或者想提高学术的水平，这是不幸的事情。在美国也很尊重院士，但从来没有人为了做院士而做学问，或者去“串联”，中国有不少这种人。
当评审不公正时，就会出现误导。比如在某些领域，看看近20年“杰青”和院士的评审人，变来变去都是同一批人。新知识的发展非常快，这批老院士和某些行政人员的知识有限，他们怎么有能力来评审新学科的带头人呢？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为了做“杰青”、院士，年轻人宁愿做一些很普通的科学，可以是普通中比较杰出的研究，让评委对他另眼相看，因为是做他们懂的东西。可是有些院士根本不在乎懂不懂，而是用人事关系来决定，这种情形一定要打破。假如一个年轻人做了很普通的工作也能当选“杰青”和院士，他就会想：那自己为什么还要很辛苦地做那些没有把握成功的研究呢？真正有学问的人得不到重视，感到失望和气愤，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评审制度一定要改，否则，整个中国的科学技术前途是很黯淡的。
美国也有人事关系，但美国最好的一点是优秀的研究人员很多，因此没有一个研究人员可以一手遮天，真正有意思的工作总会得到赏识，最终会出头。有了这样的保证，美国的年轻人会花很大工夫去冲，去找好的思想、好的研究。美国能吸收全世界的人才，并让这些人才发挥作用，主要原因是有一套公正的同行评审制度，我希望中国也能营造出这样的环境和制度。
（科学时报记者 王丹红采访整理）
（丘成桐，哈佛大学教授，中科院外籍院士，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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