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接力
我们第二批北京抗震救灾医疗队的任务是转运病人。5月15日早9点半，我和3位同事一起，乘坐北京西站开往成都的“救”字号特别快车奔赴灾区。与此同时，医院满载物资的救护车已先期发往灾区。火车上，队员们都在不安地计算着大地震发生后过去的时间，都在为那些废墟下的生命祈祷。36小时的旅途简直是一种漫长的煎熬。
17日晚上我们接到了第一个任务，18日要将绵阳的部分重伤员转运到重庆。早上9点，车队从成都出发，当北京的73辆
急救车排成一条长龙时，沿途的市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让我们感到了作为首都医务工作者的骄傲。两小时后，我们到达了绵阳404医院，开始转运病人。尽管此前医院做了大量动员工作，但故土难离，许多病人和家属还是拒绝转运。然而当北京的急救车队整齐地驶入时，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家属推着病人纷纷聚集到楼下，争先要求登上北京的急救车，场面险些失控。在我们努力的劝说下，得以有序安排。73辆急救车顾不上休整，满载伤员奔赴重庆。
在我们车上的病人是一位来自北川的妇女，她脊柱及四肢多处骨折，胸壁接着引流袋，无论我们怎样小心，每一次搬动还是让她感到撕心裂肺地痛。看到她的丈夫和女儿都要上救护车时，我说“按规定，每位伤员只能带一名家属。” 没想到，一家人顿时抱在一起哭了起来，“求求你，带我们一起走吧！”我立刻为自己的话感到后悔，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一路上，为了减少途中的颠簸，我们的车速始终控制在每小时30～40公里；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我们利用了车上所有能用的东西来固定、保护她的身体。我身边这个格外清秀的小姑娘才12岁，她自始至终紧紧抓着父亲的胳膊，目光中充满了忧郁，妇女哭着对我说：“大夫，我的大女儿在北川一中读高二，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一家三口如果再分开，我真的活不下去了！”，女儿和父亲沉默地低着头……可以想象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离开那已不复存在而又难以割舍的家啊！大灾面前，任何的话语都显得苍白无力，我们尽力地抚慰着家属、细心地呵护着病人，希望用我们的真心和全部力量去帮助他们！
为了尽早、尽快和安全地转运病人，我们不能沿途停车，只能一路向前。此刻，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像士兵一样拥有钢铁般的坚毅，司机郑建新坚定地说“有尿就是尿在裤子里，也决不掉队！” 8个多小时的征程，终于到达了重庆。此时已是晚上11点，饥饿的我们仅简单吃了些东西，就又立刻踏上返程。到达绵阳，已是第二天凌晨5点半了，所有人都非常疲惫，但此时又接到新的转运任务，6点半出发，将更多的绵阳患者转送至火车站。大家毫无怨言，立刻开始工作，连续地奔波于医院与车站之间。直到天色已晚，我们才完成这次行动。车队从绵阳返回成都时已是晚上7点。这时候，队员们已30多小时没有合眼了。大家回到驻地后就瘫软在床上，只希望能睡上一会。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接到了任务，凌晨3点将进行新的转运工作。紧接着，另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四川省紧急通知，当晚可能有6到7级的余震。我们只能无奈的离开了驻地，来到急救车上，不安地等待着可能发生的情况。余震的恐惧暂时赶走了疲惫，充斥着我们的神经。老大哥赵杰和我们聊天、说笑话，藉以缓解我们的紧张情绪。在大家实在困的不成了的时候，他又二话不说的拿着担架板躺在了地上，“你们女同志在车里休息吧”。
凌晨3点，北京医疗转运队又开始了新的征程。伴随着夜幕，困意不断地向我们袭来，我们尽力撑着打架的眼皮，郑建新大声地唱着歌，努力赶走极度的困倦。夜色中的高速路，只有点点的蓝灯闪烁，宛若点起了一串生命之灯。终于在天亮时分，我们又把一批伤员安全地送上了火车。
在我们转运的伤员中，有一位危重的女伤员。5月11日她才从宜宾到都江堰打工，没想到第二天就地震了。她随着人群跑了出来，看到对面的8层楼突然倒塌，顷刻间，人群就消失在钢筋混凝突之间。她掉头往后跑，却看到身后的楼也迅速倒塌，在倒塌的瞬间她下意识地抱住头，随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里还有个活的！”，这是她听到的第一句话。我默默聆听着她的遭遇。在转运途中，我和护士几乎一直在用身体固定着这个不幸而又万幸的生命，终于到了机场。就在我们刚要松口气时，她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快！吸氧，心电监护，查体，是肺栓塞？是气胸？还是休克？任何情况均有可能。我们迅速开放静脉，输液，狭小的车厢立即变成了急诊室，医护配合在这一刻是那样的默契、那样的有条不紊。经过一系列处理，她的情况终于有所转机。为了病人的安全，指挥部同意我们的意见，将病人送回医院。在返回的路上，病人沮丧极了，我们安慰她说：“守护幸存者的生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绝不抛弃，绝不放弃，等你好一些，我们再来接你”。
看着一架架载着伤员的飞机飞上蓝天，一列列载着伤员的火车驶向远方，我默默地为他们祈福，无论他们降落在哪里，他们都是回家，一个由无数像我们一样全力救助、衷心祈福的医护人员组成的家。我们用真诚和智慧传递着生命的接力，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作者：
宣武医院 李小宇 2008-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