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谷专访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于军研究员

【编者按】RNA干扰技术作为目前最热的研究领域吸引了广大生命科学领域研究人员。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于军研究员凭借多年的基因组及遗传等领域丰富研究经验在RNA干扰技术创新方面也起到了带头作用。此次，生物谷有幸邀请到于军研究员与大家分享其宝贵经验。



生物谷：RNA干扰技术从发现以来一直吸引着众多科学家的目光。从开始的siRNA到microRNA、piRNA、lsiRNAs等不断有新的发现。其中，被称为"神奇小子"的miRNA更是变化莫测。其在进化水平上非常保守，且活跃在细胞调控各个水平上面。您最新发表的论文中探讨了miRNA在家蚕发育过程中的调控问题，结合您以前进行的家蚕基因组研究，您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研究的内容，得到什么结论？



  



于军研究员：正如您列举的那样，诸多新发现的小RNA分子作为一类功能和分子机理都待定的生物分子为科学家们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开辟了新的途径，大家都期待在研究中有新的和突破性的发现。当然，我和我的学生们也不例外。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以昆虫和原生动物为对象，目的是要揭示这些小RNA在发育、羽化、生殖和细胞分化等一系列生理状态下的基本功能和这些功能间的微妙差异，从而了解它们的基本功能和作用机理。目前的研究还很初步，以家蚕为例，主要是发现在复杂而不同发育阶段中小RNA的出现具有阶段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有在调节这类重要生理过程时小RNA的出现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我们正在做更深入的实验来验证这一初步发现，从而揭示小RNA在分子水平的作用机理和小RNA所调节的靶蛋白。研究的最终目的无外乎是培育更高产、抗病、抗逆的蚕宝宝。



  



生物谷：虽然microRNA是目前最热门的研究，每月都会见到有这方面突破进展的报道，但是目前我们对microRNA的作用机理了解多少？盲目的应用是否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



  



于军研究员：一个研究之所以成为热门，有四个可能的原因。首先，它们一定是个新的领域或某个领域的新前沿。由于科学家所追求的正是所谓的变革性（Novelty），所以当机遇出现时，这个领域和相关领域的人都会一拥而上。第二，就生物学领域而言，我们可以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对象将他们分为三类基本群体：以某类生物为对象（如植物学家以水稻或拟南芥为基本研究对象）、以某些生物学现象为研究对象（如癌症研究）和以技术或方法学为研究对象（如新技术的发明）。当有个新的东西出现，并且可以引起所有这三类科学家的兴趣时，这个对象就必然成为研究的热点。第三，是考虑研究对象在我们科学知识构成中的地位。研究的对象越基础或知识越基本，对其的研究就越重要。换句话说，想知道你研究结果的人越多、他们的研究范围越广，你的研究对象就更基础、更有应用前景，就更会成为热门。第四，是研究对象在诸多其他对象中的地位和他们之间的相关性。小RNA无疑是一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物分子。当然，细追究起来，这四个原因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小RNA作为一类生物学家的基本研究对象而言，无疑会迅速成为研究的热门和"明星"对象。正因为如此，目前我们很难评价科学家对小RNA了解了多少，基本还是在起步阶段。对基本原理了解得较多，但对其作用范围和应用前景了解得较少。应用的盲目与否与我们对小RNA的理解有关。如果小RNA所调解的对象明确、专一性强，在临床上的应用是应该有前途的。



  



生物谷：您曾经主持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国内测序工作，带领国内科研人员首次参加生命科学领域的世界性合作研究，并引领我们进入了组学时代。参与这种国际合作研究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哪里？



  



于军研究员：我是做了点儿工作，那是因为基因组学是我选择的研究领域，可是您对我的评价过高，很感愧疚。中国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贡献远远超过我们所测定的1%的人类基因组序列，也不仅仅是参与工作的科研团队的功劳。我个人有很多体会，感受也很复杂。可以归纳成为以下几点。首先应该说到的是人类基因组计划代表了在那个年代人类对科学目标的理性追求和人们对实现阶段性的和有限的科学目标的认同。如果二十年前我们说要测定每个人的基因组，大家都会认为是无稽之谈，现在则成为近期可以实现的目标了。其次，科学界和社会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目的和意义的理解。这个理解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公开论战达到的共识。经过十余年的技术准备，大规模基因组测序才工作终于启动。从设想到实际起步，就花了十余年的时间。不是所有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科学精英们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最后是合作和团队精神。我个人非常感谢那些支持我们和为我们的成功铺路的人。



我们国家的差距在于我们不仅缺乏能够提出原始创新思想（Original  Ideas）的科学领军人才，更缺乏国家（尤其是科研的资助部门）层面上的引导、认同、组织和指导。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如果不是发达国家已经在航天科学上开出路子使我国航天科学发展有路可寻、有目标可设定，我们的国家能够下决心投入使今天的"神七"实现太空行走吗？也就是说，我们的科学家能够提出超过他人的科学目标和开拓自己的科研道路吗？一言以蔽之，我们缺乏培养创新科学家的土壤和环境（哪怕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思考，找出问题，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新途径。



  



生物谷：随着大量物种基因组测序完成我们逐步迈进后基因组时代，通过您目前研究的重点可以看出您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面对这样高通量，影响因素复杂，学科涉及广泛的研究，您能否介绍一下您的经验？



  



于军研究员：我从来不苟同关于"后基因组时代"的划分。基因组作为一门科学，不仅没有过不过时的事，也没有前后之分。即使是"后人类基因组时代"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人类对于各类基因组的研究其实才刚刚起步。基因组学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基因组学涉及到细胞学、遗传学、进化论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可以称为是规模化的生物学研究。狭义的基因组学主要是以各类物种的基因组为研究对象，形成复杂的概念、理论框架和研究命题。



  



我个人的见解是将基因组学按研究对象（研究对象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变化是必然的）概括为"三面观"、"六类图"和"十层解"，从而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研究基因组学的各类科学问题。



  



生物谷：目前国内各科研单位和高校好像都是"孤军奋战"，面对时代发展和研究需要，我们是否应该加强合作，共同提高我国科研水平？



  



于军研究员：您的观点很对，合作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合作也有很多学问，在目的上分为：跨学科和领域、利用不同的技术优势、利用各自的资源有无、采取不同的实现方案等。我国科研水平的总体提高在于如何建立不同的资助机制和增加资助的力度，最大限度地挖掘科学家的研究潜力。



  



生物谷：您是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并进行科研工作，98年您带着人类基因组计划一起回到祖国，现在很多教授学者也像您一样，抛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一起为国家的科学发展尽自己最大努力，所以我们目前具备一支国际水平的科研团队。您98年回国建立北京基因研究所到现在刚好十年，总结这十年您科研和管理的经验，您觉得我们怎样才能以最快速度缩小与世界一流科研强国的差距？我们目前如何尽快缩小这些差距？



  



于军研究员：一晃我回国工作已经整整十年了，这也是我人生最宝贵的十年。我觉得很值得。唯一的遗憾是北京基因组所目前还没有挖掘出我预期的潜力、科研能力还没有建设到预期的水平，究其原因主要都是人为因素。



  



就目前的体制和人才水平而言，我们要缩小与世界科研强国的距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认为主要的差距有以下几点，供大家自由探讨。第一，总体的科研投资严重不足。比如，我国的R&D投入仅占GDP的百分之一点几，而发达国家是百分之二点几。第二，科研投入的重点不突出，而且缺乏前瞻性。比如，与美英两国相比，我国在基因组科学方面的投入上既没有计划性（不知做什么），也没有应有的力度（每年投多少钱和项目），却期待学科的发展，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太远。又如，我国至今也没有一个国家生物信息中心，更谈不上对学科的稳定支持。第三，对技术发明和技术应用研发的投入重视不足。比如，我国对近代生物技术发明和应用开发（比如DNA杂交、PCR、DNA和蛋白质序列测定等）的贡献寥寥无几。第四，对仪器的研发没有基本投入。即使是对常规仪器的研制也应该有所投入，可用于培养人才队伍和维持基本制造业的存在。我国仪器制造业的根本性薄弱就在于投入严重不足。任何一个大的科学突破都依赖于技术和科学仪器的首先突破，从而获取新的数据。第五，科研资助机构的长期计划性、评价体系的公平性和管理的合理性建设不足。比如盲目量化评价体系，用的所谓SCI论文数来衡量科研人员表现和学术研究成果。这不仅导致青年人才培养的阻力，也使国内的期刊没法发展，因为好文章都投给了别人。第六，急功近利，以制定某些"指标"来衡量科学发现。科学的发展如果能用不同的指标和被财务管理体系来定量评价，那就离真正的科学太远了。第七，科研资助体制的多样性不足。比如，过于强调指南的作用，指南里没有的方向就不能申请。我们为什么不能开辟一个为自由申请者服务的体系来评价和管理这些自由探索项目呢？第八，对青年人才培养重视不够。动不动就是院士牵头，动不动就是权威领衔。其实真正做事的是青年和不见经传的一线科学家，他们何时才能有自己的地位和认同（Identity）。第九，宏观布局不够细而导致重点不突出，使新发现没有应有的温床。以基因组学研究为例，我们不仅需要每年投入一定的定向资金来做较大型的基因组项目，也要投入常规化仪器和耗材的国产化研究，更要投入新一代测序仪的研发。否则我们靠什么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呢？第十，对跨学科和领域的合作研究设计与支持不足，流于过场。



  



要缩小我国在科研方面与强国的差别，必须要解决下面几个基本问题。第一是破除"大锅饭"思想，不能大家都只顾往自己的碗里抢饭。要重点支持一些前瞻性学科，尤其是未来看好，现在还没热起来的学科和领域。比如，合成生物学，计算生物学和系统生物学。第二是解决"供血不足"问题。我们很多项目的资助基本上不足以完成预定的科研方案，就出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第三是解决资源的收集、保存和共享的问题。我们国家可共享的资源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差距太大了。第四，是计划和指南制定的合理化、透明度和问责制。第五，制定一些具有一定规模又影响长远的科学计划。第六，尽管我国急需领军的科研人才，但重要的差距和不足不是人才数量的问题，是培养人才的环境问题。比如，我们顶尖的青年人才首先选择的仍然是出国，其原因是什么？是我们没有好的教授？是我们没有好的实验条件？是我们没有好的科研氛围？是我们没有更吸引人的生活环境？当然，我还可以罗列很多问题，但篇幅有限，只好打住。



生物谷：您的个人经历非常丰富，中学毕业后赶上下乡，然后经历两次高考，又留学海外，十年前事业如日中天时您为了自己的信仰--爱民，爱国，回到祖国，在国外您可以得到更加优厚的待遇和科研条件。一路走来您是否动摇过回国的信心？



  



于军研究员：我确实是知识青年出身，在内蒙古的科尔沁草原下过乡。尽管时间仅仅是五年头、四年多，但那段经历确实影响了我一生。我经历了人生的冷暖，见识了贫穷和落后，认识了人生的价值，坚定了人生的信念，也选择了人生的道路。两次高考经历，使我最初选择了投身自然科学，从而放弃了对人文科学的爱好。我的选择不能说是聪明或者正确，但我从没有后悔。感谢时代的浪潮不断地将我抛到空中，又投落地下，我始终认为人应该活得心安理得，不以享受为荣，也不以贫寒为耻；不以成功为荣，也不以失败为耻。



  



国外的生活对我来讲是太悠闲和安逸、太多可预言性、太束缚手脚、太令我不心安理得。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回国的信念，也没有犹豫和后悔。因为我还没有完成我诸多的人生的使命。



  



其中之三是：



以最快的速度、尽最大的努力、穷我毕生精力为国家培养超过100名基因组学与生物信息学研究生；



不断开拓一系列新的基因组学研究概念、模式和领域；



以最大的耐心和努力为科学院建设一个强大而领先世界的基因组学研究所（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引进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