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让北京大学教授程和平的思绪再一次回到了2004年的最后一天。如果没有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目标的985工程，他现在可能还在美国。
2004年12月31日，身在美国马里兰的程和平一直心绪不宁。按照先前给自己设定的期限，当天已经是他等待回国事宜能否办妥的最后一天。忽然，一阵电话铃声划破平静。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周专研究员在电话里欣喜地告诉他：“刚刚接到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通知，筹建分子医学研究所的经费，终于到账了！”
2005年1月1日，北大分子医学研究所正式开始运行。而随后，程和平也辞去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高级研究员的终身职位，回到阔别16年的母校。
“回国可能并不是理智的决定，而是出自内心感情的决定”
“我在马里兰的房子很大，但很空，没什么家具，因为我始终觉得自己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程和平说。
他告诉记者，自己原本没有出国的打算。“我向来认为，国内的‘土鳖’并不比‘海龟’差。但因为我妻子去了美国留学，就只好跟着一起出去了。”
因此，在美期间，程和平就一直存着要回来的念头。他几乎每年都回国，回北大。实际上，早在2000年，他就已成为北大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但他想更彻底地回来，朋友们都劝他“再等等，再等等”。
“因为我做的是基础研究，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而2000年前后国内的环境还不成熟。如果我回来了却没有足够的科研经费，就几乎做不成什么事。”程和平解释说。
所幸，他等得并不是太久。2005年，在国家985工程的支持下，程和平参与谋划的分子医学所终于由蓝图变为现实。研究所由当时仍在国外的程和平的妻子肖瑞平担任兼职所长，程和平先行一步回国，担任研究所下设的钙信号实验室主任，周专从中科院调来担任细胞生物物理研究室主任。
回国后，分子医学所的工作一度遭遇严重困难，眼看推进不下去了。当时，程和平在NIH的原上司在电子邮件里表示，只要他回去，就立即恢复他的终身职位。但他在一个月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回复：“我不能把船开到一半就扔下不管了。”
“对于我个人来说，回国可能并不是理智的决定，而是出自内心感情的决定。”程和平动情地说。
“北大奠定了我的
学术基础”
程和平是北大的第一个双学士。“我的证书编号是001。”他笑着说。
程和平本科时就读于数学力学系，但在读三年级时，渐渐对生物产生兴趣，就开始自主学习一些生物学方面的课程。“教生物的老师认为我想问题的思路很有意思，因此决定拿我做个‘实验’，让我同时辅修生物学。”在老师们的帮助下，程和平在读研究生期间修完了生物系生理专业本科的全部课程，并拿到了生理学的本科学位。
由于成绩优异，老师们甚至主动为这个年轻人规划未来的人生：从事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为此，他硕士毕业后留在北大，在无线电电子学系任教，以便掌握电子学及计算机软硬件的实验技能，为将来做生物工程大实验做准备。
尽管程和平后来并没有从事生物工程研究，但在电子学系的两年没有白费。在马里兰大学，为了做实验，程和平自己动手，改造了实验仪器的核心部件。
“在北大的9年奠定了我的学术基础。如果我没有在出国前就把数学、生物、计算机这三块融为一体，那么即使出去了也不大可能有钙火花（calcium spark）的发现。”程和平感慨地说。
“我在国内并不比美国差”
让程和平在国际生物学界一举成名的，是他在马里兰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对“钙火花”的发现。
1992年12月，程和平利用经自己改造过的、当时最先进的激光共聚焦显微成像系统，发现静息状态的大鼠心肌细胞中存在自发性的微点钙释放现象。经过研究，他认为这是细胞内钙释放的最基本单位，并将这一现象命名为“钙火花”。
程和平解释说，“钙火花”属于基础研究，它的发现，为众多疾病病因与病理的探索带来新的契机。目前，世界上包括美、英、日、法、德等国的上百家主流细胞实验室都在这一新开拓的领域做跟进、纵深研究。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将其称之为一门新的学科，并冠名为“Sparkology”（钙火花学）。
目前，程和平所关注的，是他近期的另一新发现“超氧炫”。“我们在研究线粒体钙信号时意外观察到一个新的信号。通过一年半的排查，我们认定这是活性氧产生的一种新形式。”
超氧炫的发现，为细胞代谢、衰老以及
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研究开启了新的方向。该研究被教育部评选为2008年度“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2009年，程和平成为2008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成就奖获得者。
做科研与带学生，都是程和平最喜欢的事情。去年，程和平的学生魏朝亮荣获第一届“贝时璋青年生物物理科学家奖”，而其他几位获奖者都是教授级别的研究人员。而北大分子医学所自成立以来，至今已发表了80多篇
论文，平均影响因子8.4，达到了国际心血管同行的先进水准。
“我在中国做的科研并不比在美国差。”回国后的程和平这样告慰自己在马里兰大学的导师。
作者：
201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