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复旦大学国家“千人计划”学者姜世勃教授
今年世界
艾滋病日的主题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其中特别强调“零感染”，而近年来性传播已成我国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预防艾滋病性传播变得尤其重要。
一种叫做“杀
微生物剂”的预防手段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带着对这一防艾新手段的种种疑问，本报记者专访了抗HIV药物T20原型多肽的发现者、国际上最早参与研发杀微生物剂的科学家、复旦大学病原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国家“千人计划”学者姜世勃教授。
性传播已成艾滋病传染“主犯”
《科学时报》：我国艾滋病传播有哪些新特点？我国面临哪些挑战？
姜世勃：近年来，性传播速度急剧上升，从2004年只占8%左右，到今年已跃升至81.6%，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我国确实面临不少挑战，比如，绝大部分抗艾药物都是在发达国家研制出来的，几乎没有在中国进行
临床试验，而在中国流行的HIV毒株则大不相同。目前杀微生物剂被认为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因此，研发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并针对中国流行毒株的抗艾新药和杀微生物剂，对我国极为重要。
《科学时报》：能介绍一下杀微生物剂的作用机理吗？
姜世勃：杀微生物剂是一种含有抗HIV成分的
制剂，包括凝胶、乳脂等不同剂型，可阻止HIV黏附或侵入阴道或直肠黏膜内的靶细胞或抑制病毒在细胞内的复制，从而起到预防艾滋病的作用。
《科学时报》：国际杀微生物剂研发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姜世勃：杀微生物剂研发已历经三代。第一代是以表面活性剂N-9为主，虽然它能够在体外非常有效地杀灭病毒，但临床试验证明它不但不能预防艾滋病，反而会增加HIV病毒感染风险，因为N-9等这类表面活性剂不但可以溶解病毒包膜，也可以损伤阴道上皮细胞膜，而导致艾滋病毒乘虚而入。第二代是非特异性病毒抑制剂，包括阴离子多聚物和酸性胶。它们在体外不但可以抗HIV，还可以抗其他性病病原体，然而临床试验证明他们也不能有效阻止HIV的性传播。第三代就是特异性HIV抑制剂，如HIV逆转录酶抑制剂和HIV进入抑制剂等，临床试验证明，使用含有逆转录酶抑制剂-替诺福韦（TFV）的杀微生物剂的妇女，HIV感染率下降了39%，而每次都坚持使用者，其有效率高达54%。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消息，证明杀微生物剂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的一把利器。
冒牌货早已上市 良家女亟待保护
《科学时报》：我国杀微生物剂研发情况如何？
姜世勃：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落后，起步较晚。
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安全有效的杀微生物剂被批准上市，但是在国内有一些未经临床试验验证，而以表面活化剂为主要成分的所谓“杀微生物剂”却早已在市场上销售，宣称可以预防性病、艾滋病，但这类产品很可能会像基于N-9的第一代杀微生物剂一样，不但不能预防艾滋病，反而增加性病和艾滋病性传播的风险，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科学时报》：您曾强调，中国在艾滋病防治问题上最需要保护的是“良家妇女”，这是为什么？您觉得怎样才能让“良家妇女”接受杀微生物剂这种预防方式呢？
姜世勃：据统计，中国男性与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时，使用安全套的几率高达80%以上，而与婚外情人发生性关系使用安全套的只有40%，而和自己的配偶发生性关系，使用安全套的不到20%。而中国的性开放程度在逐渐加大，这直接导致了性病和艾滋病性传播的快速攀升。“良家妇女”由于对爱人的高度信任而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可能会成为HIV感染的“高危人群”。
我们可以预见到将来杀微生物剂的推广会遇到一定困难，因此在研发阶段就采取了一定措施，一是将抗HIV药物加入到润滑剂中形成杀微生物剂凝胶。另外就是制成含有杀微生物剂的阴道环。若同时加入
避孕药，也可以起到避孕作用。
不该把精力耗在跑经费上
《科学时报》：您认为目前我国杀微生物剂研究还需要哪些支持？
姜世勃：最大的困难是研发资金的不足。我国政府目前在对抗艾产品研发的资金投入方面，杀微生物剂只占很小一部分。
目前“千人计划”的操作方式是给学者一笔安家费，但是研发费用还需其回国后和国内同行竞争，按常规渠道去申请。由于这些归国学者尚不熟悉国内各项基金的评审程序，加上国内科研基金评审机制又不是很完善，他们在这方面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无法马上全力地投入到研发工作中。就我本人而言，在国外，每天傍晚5点到晚10点是工作效率最高的黄金时段，但我回国后为了建立“关系”，也不得不出去参加不同名目的应酬，大大地影响了工作效率。
建议国家调整一下人才引进政策，让海外学者在申请“千人计划”时，同时提供未来的研究计划。然后，组织相关专家在评审引进人才的同时评审其研究计划，如通过评审，国家在其引进后直接给予其一笔研究经费，使他们归国后能马上全力以赴地开展研究，而不要把精力浪费在其他方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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