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26日，中国宣布，提前两年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的“中国卷”部分，这对我国来说是生命科学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当然，这一突破丝毫不像它表面看上去那般迅捷轻松，对中国来说，则尤为艰难。
上世纪90年代初，人类基因组计划在美国的领导下兴起，但面对这样宏伟的计划，中国当时的决策却是尴尬的。中国
遗传学发展的曲折历程，注定了我们想要参与其中的艰难。尽管我国的生命科学研究也有类似于人工合成胰岛素、人工合成tRNA的辉煌，但这些生物化学的成就却始终没能和遗传学真正结合起来。
记得1997年初，我在参加推动科学院设立人类基因组研究项目的会议时，听着众多的发言突然就有一个感觉：科学院自文革一直到那时，真正意义上的遗传学研究已经非常薄弱。以DNA双螺旋结构为标志的遗传学革命发生之后，中国科学院虽然在分子生物学技术方面努力跟踪国际前沿，但在分子遗传学的研究上，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断层。尽管自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从水稻开始做起，但面对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迅速发展，如果再不珍惜我们的资源，“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悲剧，绝对将会重演。
也许，这是当时所有科学家们心中的共识，所以很快地，1997年底，我国提出了两个1%的目标，即完成人类基因组1%的序列测定和识别人类表达基因的1%。1998年，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与北方中心和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的华大基因组中心共同承担任务。我和李载平院士、裴钢院士一起，开始主持实施中科院人类基因组研究和开发的创新工程重大项目。
对我来说，这是人生中的一次转型。那时我已50岁，我的专业基础是研究
微生物代谢和蛋白质工程。这时“改行”，显然十分困难。但是，这项工作太重要了，关乎中国生命科学在今后几十年中的国际地位；而国家特别是中科院，在这方面的学科、人才断层非常严重，我只能动用我的积累，边干边学。
幸运的是，当祖国需要时，我们有一批不为名利、一心求成的科学家们，像让我特别感动的青年科学家孔祥银。1997年还在德国从事研究的他，偶然一次机会听到中科院代表团的宣讲，得知中国要开始人类基因组研究。没有任何承诺，他毅然带着妻子回国。当时，我要在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建立基因组和基因组工程实验室，他就承担起建实验室、开展人类疾病基因克隆的任务。在一间别人留下的实验室里，修好两台坏掉的离心机，他便带着学生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好几年春节，都在我家过的。
那样的艰难如今已经很难想象。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2000年，孔祥银在《自然·遗传》与北方中心同期发表了有关克隆乳光牙II型疾病基因的
论文，杂志专配的评论说：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意味着定位克隆不再是西方科学家的专利。第二年，孔祥银研究组又在《自然·遗传》杂志发表了有关家族性白内障疾病基因的论文。我国科学家逐渐涌出的一系列成果，连同参与的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成果一起，标志着中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逐步走近了世界前沿。
人类基因组计划对中国而言，是在生命科学领域里的一次“思想解放”。它使中国的生物学家认识了靠什么“引领学科前沿”，什么叫“国家战略需求”；它激起了中国生物学家敢于挑战重大科学问题和勇于投入国际竞争的豪情壮志；它也教育了中国生物学家如何善于组织科技队伍，精于统筹协调，实施重大科研项目。从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到基因组学的十年，中国科学家在曲折中探索规律，在奋斗中求发展的历程，就像一条永无止境的生命螺旋。
而对我来说，过去十年的实践更让我明晰了一个道理———科学家在国家发展的重大事件中，要勇于站到前沿去，要到第一线去作出贡献。2003年SARS暴发，我和上海多个研究机构的同志们一道，下广州上北京，进行取样分析，成功开展了关于SARS分子流行病学和SARS冠状病毒进化的研究，成果至今世界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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