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以来，我们把人生的三分之一都花在了睡眠上——当代专家们研究了几十年，也没能说清这是为什么。
谢里尔· 丁格斯是圣路易斯的一名29 岁的陆军士官，工作是训练士兵徒手格斗。她擅长巴西柔术，自述是陆军中少数几位获得第二级格斗资格的女性之一。“第二级”包含许多以一敌二的训练，旨在培养只身脱险的素质。
丁格斯在以后的岁月里可能面临一场更加凶险的搏斗。她的家人携带着“致死性家族失眠症”的基因。这种
遗传疾病常被简称为FFI，主要症状就是无法入睡。患者首先失去打盹的能力，接着便无法睡足整夜，直到完全睡不着。FFI通常在患者五十多岁的时候发作，一般持续一年，接着就像它的名字表明的那样，总是以死亡收场。
丁格斯拒绝去检查自己是否带有这个基因。“只怕如果知道自己确实有问题，就不会在生活中那么努力了，我会容许自己放弃。”
致死性家族失眠症是种可怕的疾病，更糟的是我们对它的发病原理知道得太少了。科学家经过多年研究得知，FFI病人体内有种感染性的畸形蛋白质会攻击大脑深处的丘脑，而受损的丘脑会阻碍睡眠。但他们不知道这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如何抑止，或者如何缓解其残酷的症状。在FFI成为研究热点之前，大多数医学专家甚至不知道丘脑跟睡眠有关。FFI是罕见的，全世界已知患病的不过40个家族，但它有一个方面跟时下折磨着千百万人的普通失眠症非常相像：它是个谜团。
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睡不着觉，那部分是因为我们首先就不知道自己干嘛要睡觉。我们只知道，不睡就会犯困。还有就是，不论怎么努力抗拒，睡神最终总会征服我们。我们知道，向睡神投降7到9个小时之后，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可以起床了，并且在接下来的15到17个小时后会再度感到困倦。我们50年前就懂得，自己睡觉时是深度睡眠和所谓的“快速眼动”(REM)睡眠交替进行的，后者的大脑状态就像清醒时一样活跃，但肢体中听从意识指挥的肌肉却处于麻痹状态。我们知道所有的哺乳动物和鸟类都要睡觉。海豚睡着时有一半大脑是清醒的，仍能查知水下状况。野鸭排成一队睡觉时，靠外的两只也能保持半边大脑警觉，而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戒备着天敌。鱼类、爬行动物和昆虫都各有其静止休息的状态。
这些休息是有代价的。动物要一动不动地蛰伏好一阵子，其间很容易变成捕食者的盘中餐。冒这等风险到底能换来什么好处呢？著名睡眠研究者艾伦· 雷希特沙芬曾说：“睡眠若不具有某种绝对重要的功能，就是生物进化史中最大的错误。”
时下主流理论认为睡眠是为了满足大脑需要。这种说法部分是源于常识——好好睡上一夜，谁都会觉得脑筋清明吧？但难点在于用真实数据来验证这个猜想。睡眠是怎样辅助大脑的？答案会因睡眠的种类而有所区分。最近，哈佛大学以罗伯特· 斯蒂克戈尔德为首的研究人员用多种能力测验来考查本科学生，然后让他们打个盹，再重新测试，结果发现那些经过REM睡眠的学生接下来做模式辨别测验(比如语法题)的成绩会提高，而经过深度睡眠的学生记忆力会增强。另一些研究者发现，睡眠中的大脑表现出一种神经元激发模式，似乎与受试者近期清醒时的模式吻合，就好像大脑在入睡后便着手把白天了解到的事物纳入长期记忆。
此类研究说明记忆强化也许是睡眠的功能之一。威斯康辛大学的睡眠研究者朱利奥· 托诺尼几年前发表了一项有趣的逆向证明：睡眠中的大脑似乎会清除冗余或不必要的神经键。如此说来，睡眠的目的也许在于：让我们忘掉不重要的，从而记住重要的。
睡眠也可能具有生理上的功能，患上致死性家族失眠症的病人历来短命，正可以说明这一点。科学家迫切想查清他们的确切死因，但仍未有答案。他们当真名副其实地“困死了”吗？如果不是，那么失眠又在何种程度上促成了致死病情呢？已有研究者用老鼠做实验，发现睡眠的剥夺会阻碍创伤愈合，还有人证实睡眠有助于提高免疫力，抑制感染。但这些并非决定性的研究成果。
探究睡眠之因最著名的一次尝试是在1980年代，雷希特沙芬在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室里把老鼠置于一块翻板之上，下面放着水槽，以此迫使老鼠保持清醒。如果老鼠睡着，就会被翻板掀到水里去，立刻醒过来。这种严格的睡眠剥夺持续大约两星期后，所有的老鼠都死了。但当雷希特沙芬为它们做尸检时，却没发现任何重大异常。脏器并未受损，它们似乎只是力竭而死——因为不能睡觉。在2002年又有一场后续实验，用了更精密的仪器，还是没能在老鼠身上找到“一种明确的致死因素”。
我到斯坦福大学走访了威廉· 德门特，他退休前是睡眠研究方面的主任，也是REM睡眠的发现者之一，并协助创建了斯坦福睡眠医疗中心。我问，他搞了50年的研究之后，能对人要睡觉的原因作何解答？“以我所知，”他答道，“我们之所以需要睡觉，唯一非常非常确定的原因就是，我们会犯困。”
因为犯困，所以需要睡觉，不幸的是，我们需要睡觉的时候未必总会犯困的。失眠症在发达国家已成了流行病。有5000万到7500万美国人——约占五分之一人口——抱怨夜里睡不好。2008年美国开出的安眠药处方达5600万张，这个数据在此前的四年内增长了54% ；各家睡眠治疗中心的总收入到2011年预计将接近45亿美元。然而致力于了解失眠根源的研究却相对少得可怜。大多数医学院学生在处理睡眠失常方面所受的培训不过四个小时，有的学生根本全无涉猎。家庭医生们派发的健康问卷甚至往往不问及睡眠。
失眠得不到足够的治疗，已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及经济损失。据美国的独立科学顾问机构“医学研究会”估计，在所有严重机动车事故中，近五分之一与司机的困倦驾驶有关。这意味着，欠缺睡眠直接造成的人身伤害就让美国人花掉了数百亿美元医药费。生产力方面的损失就更大了。此外还有种种无形的损失：受伤乃至破裂的恋情，困倦者无力申请的工作，人生种种乐趣的丧失。
若换作是一种不那么神秘、不那么牵涉隐私的身体机能发生病变，并为害如此之广的话，政府也许早就对它宣战了。然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每年拨给睡眠研究的资金仅约2.3亿美元——生产大众安眠药Lunesta和Ambien的两家公司在2008年做一季电视广告，差不多就要花掉这么多钱。军方也在投资研究睡眠，但它的主要任务是让士兵始终保持清醒的临战状态，而不是保障他们整夜睡得香甜。结果，抗击失眠症的事业主要是由制药公司和商业性睡眠治疗中心承担的。
“睡眠就好像医学领域里的小丑，”马萨诸塞州布莱姆妇女医院睡眠健康中心的医疗主任约翰· 温克尔曼说，“它根本得不到尊重。”去年某一天的午后，我走访了斯坦福大学的睡眠医疗中心。这个诊所创建于1970年，是美国第一家专治失眠症的机构，至今仍在该领域中举足轻重。该中心每年接诊的病人超过万名，针对夜间睡眠的研究有3000项以上。18间病房看起来颇舒适，床铺柔软，监控设备隐藏在家具中。
睡眠医疗中心的主要诊断手段是“多导睡眠图”，而该方法的主要技术元素是脑电图(EEG)，即捕捉失眠患者大脑输出的电信号并制成图像。人入睡的时候，大脑运作减慢，其电波图形从短而突兀的波动变得较长而圆滑，正如海浪离岸越远就变得越平缓。脑内的这些柔和波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新的REM睡眠期打断，进入突然而激烈的精神活动。出于不为人知的原因，我们做的梦几乎全是在REM状态下产生的。
脑电图记录下这种断断续续的梦乡之旅，而负责制作多导睡眠图的技术人员还要同时测量患者的体温、肌肉活动、眼动、心率和呼吸等。然后他们检查数据结果，寻找患者异常睡眠或频繁醒觉的迹象。比如，若一个人患有发作性睡眠症，就会从清醒状态直接堕入REM睡眠，毫无中间阶段。致死性家族失眠症的患者则始终无法通过睡眠的最初几个阶段，伴有体温的急升急降。
致死性家族失眠症和发作性睡眠症不用脑电图等检测仪器是查不出来的。但睡眠医疗中心的主任克里特· 库希达告诉我，他对于大多数人的睡眠问题都能在初次见面时一眼看出来：有的人眼皮直打架；有的人叫苦说自己精疲力竭，却又不会真的倒头睡过去。前者往往患有睡眠呼吸暂停，而后者的问题才是库希达所说的“真正的失眠症”。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就是说患者一旦入睡后肌肉放松，会使得喉咙和食道的软组织闭合，关掉了呼吸通道。当大脑发觉它得不到氧气的时候，就向身体发送紧急信号使之醒觉。患者醒过来，吸一口气，大脑得到补养，睡意又爬了上来。此类患者睡上一夜，其实等于是打了一百个小盹。睡眠呼吸暂停是诊所生意的大头，布莱姆妇女医院的约翰· 温克尔曼说，到他的睡眠治疗中心做检查的人当中，有三分之二都查出是这个毛病。
睡眠呼吸暂停是一个严重问题，可令心肌梗塞和
中风的发作机率升高。但它只算是间接性的睡眠疾病。真正的失眠症患者是那些被诊断出有所谓“心理生理性失眠” 的人，他们或者无法入睡，或者无法保持沉睡状态，却找不到明确原因。他们睡后醒来，却没有得到休息的感觉。他们一躺下脑子里就思绪纷飞。温克尔曼说，这个群体占到在失眠诊所看病者的大约25%。美国医学研究会估计全美有3000万人患有此症。
呼吸暂停可以用一种装置来治疗，把空气强行灌入患者喉咙来保持呼吸道畅通，但经典失眠症的治疗可没有这么利落。针灸也许管用——它在亚洲医学中久已担当此任，匹兹堡大学的睡眠中心也正在研究它。
一般说来，心理生理性失眠的治疗分为两步。首先嗑安眠药，大多数此类药品的机理是促进神经递质GABA的活动，从而调控人体的紧张度与警觉性。现在的安眠药比早先要安全些，但还是能导致心理上瘾。许多用药者抱怨以药片促发的睡眠似乎感觉古怪，醒来还有后遗症。“安眠药不是一种自然的睡眠途径，”哈佛大学 “工作时段、健康与安全组织”的主席查尔斯· 蔡斯勒如此认为。药片还会使将来的失眠症恶化，即所谓反弹性失眠的不良效应。
为真正的失眠患者治疗的第二步通常是认知行为疗法(CBT)，由一名专业心理医师来引导患者认识到失眠问题是可控制、甚至可解决的——这是认知方面的纠正 ——并且行使良好的“睡眠卫生”。后者主要落实在一些前人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在黑暗的屋子里睡觉，只在有睡意的时候上床，睡前不要锻炼等等。研究表明 CBT在治疗长期失眠方面比安眠药更有效，但许多患者不相信。“我接触到的一些人的内心仍在挣扎，” 温克尔曼说，“他们对自己的睡眠可不怎么满意。”
温克尔曼认为认知行为疗法对于有些类型的失眠患者会格外有效。失眠症的情形有很多种。在极为罕见的致死性家族失眠症与极常见的呼吸暂停症之间，有将近90 种界定明确的睡眠病症，还有一大堆难以编目的失眠肇因。有的患者有不宁腿综合症(RLS)，因肢体的强烈不适感而无法入睡；还有人患上周期性肢动症(PLMD)，睡着时不由自主地蹬腿。发作性睡眠症患者往往既不能平稳入睡，又难以保持清醒。此外又有因为郁闷睡不着觉的人，和因为睡不着觉郁闷的人。另一些人因患上痴呆或阿茨海默氏疾病而产生睡眠障碍。女性的失眠有的是在
月经期间(女性患失眠症的机率是男性的两倍)，还有许多是在更年期。老人总的来说比年轻人睡的少。有些人失眠是因为正在服用的药物会导致兴奋，另一些人因发愁工作或不久后失业而辗转反侧，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说自己曾在最近的经济危机中睡不着觉。所有这些夜不能寐者当中，由身体内部原因——比如某种神经递质过多或过少——导致的失眠症患者，可能是最难用常规疗法治愈的人。
然而对于上述的大多数病症来说，认知行为疗法都拥有将之治愈的潜力。这可能是因为，失眠症一度在很长时期内主要是心理医师的领域。对他们来说，导致失眠的因素一般都在其治疗能力范围之内，通常不外乎焦虑或抑郁。因此，认知行为疗法要求患者思考自己做错了什么，而不是身体哪里出了问题。温克尔曼希望业内同行能更多地把睡眠的两个方面——生理和心理——结合起来考虑。“睡眠是极其复杂的过程，”他说，“谁敢说神经连线不会也出了问题呢？”
如果睡不着觉，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忘了该怎样睡觉。在进入现代文明以前，人们的睡眠与今不同，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冬天的休息时间很长，我们的祖先大概把睡眠分成了几大块进行。发展中国家的人仍常常这样睡觉。他们扎堆躺下来睡，夜里时不时爬起来。有些人露天而睡，既凉爽又能更直接地让日光设定生命节律。2002 年，埃默里大学的卡罗尔· 沃思曼和梅利莎· 梅尔比公布了一项对不同文化中人类睡眠的比较研究。他们发现，在一些采猎族群如非洲的布须曼人当中，“睡与醒的分界是很机动的”。没有固定的上床时间，也没有人会催促别人睡觉去。睡着的人若被谈话声或奏乐声搅了清梦，就爬起来，感兴趣的话就凑过去，也许不一会儿就又睡倒了。
如今在发达国家没有人这样睡觉，就算有也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我们差不多定点上床，独睡或与配偶共枕，躺在铺了床单毯子的柔软床垫上。我们比一个世纪以前的人每天平均少睡一个半小时。现在的失眠流行病很可能部分源于我们拒绝关注自己的生理规律。十几岁少年的自然睡眠节律要求早上晚起，可是有什么法子——高中8点钟就要上课。上夜班的职工在上午补觉，违逆着体内古老的作息节律(天光大亮，该醒来出去打猎摘果子啦)，可他们哪有选择呢？
我们对睡眠的自然作用力的抵抗使自身受到伤害。2009年2月，一架从纽华克飞往布法罗的客机在途中坠毁，机上49人全部遇难并致使一名地面人员殒命。飞机的副驾驶在事故前一昼夜只偷空打了几个盹，正驾驶的状况可能也一样，令美国交通安全委员会断定他们的操作能力“可能因疲劳而削弱”。这种新闻令哈佛大学的查尔斯· 蔡斯勒非常恼火。他指出，连续24小时不睡觉，或连续一星期每天只睡五小时，相当于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达到0.1%。然而现代职场伦理却对这种工作精神大肆赞扬。“这等于是说‘这人真是个好员工，成天醉醺醺的’！”蔡斯勒在2006年《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从2004年起，蔡斯勒根据他的团队对2700位头一年参加工作的住院医生的调查，在医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报告。这些年轻男女每周两次轮值长达30小时的班。蔡斯勒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睡眠欠缺对公众健康造成了相当大的危险。他2009年春曾告诉我：“我们了解到，第一年参加工作的住院医生中有五分之一承认曾因疲劳出现失误，导致病人受伤；有二十分之一的人承认曾因这类失误致使病人死亡。”蔡斯勒把这些信息公之于众的时候，本以为医院会感谢他，谁知却遭到许多戒备和抵触。他觉得这种状况很难改观，除非大老板们开始严肃对待失眠与困倦的害处。“我深信将来有一天，人们回想起现在的加班制度，会把它当做一种野蛮人的行为。”
现在来看看午休。传统午休的时间与人体生物钟午饭后的一个自然低谷相合，并有研究表明日间打盹的人一般生产力更高，甚至可能享有较低的心脏病致死率。在西方最初以午睡闻名的是西班牙人，不幸的是他们如今工作的地方都离家远了，再不能回家打盹。于是有些人利用午后的休息时间去跟朋友同事聚餐。午饭吃上两个小时，晚上就得到七八点才能完成工作，但西班牙的上班族就算到这时候也不见得回家。他们要出去喝酒或者下馆子吃饭。(如果你午夜去一家西班牙舞厅玩，说不定只能独自跳跳，因为当地人还没看完黄金档电视剧呢。)
西班牙人最近开始严肃对待缺乏睡眠的问题了。警察会盘问严重车祸中的司机前一天晚上睡了多久，政府发出强制规定缩短职工的工作时间，以便他们早点回家。
促使西班牙人采取行动对付困倦的首要原因，并非以往居于西欧最高位的事故发生率，而是停滞不前的生产力。西班牙人与其大多数欧洲邻居比起来，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更多而产能落后。“打卡上班是一回事，把工作完成是另一回事。”伊格纳西奥· 布克拉斯-巴赫说，他是一位68岁的商人，率先倡导让国人早些上床睡觉，上面的话是他最近在马德里一家报纸上劝导大众的。
“每过一阵子人就必须闭上眼睛休息，”布克拉斯告诉我，“我们不是机器。”
2006年，布克拉斯组建的一个改善睡眠委员会被纳入政府。两年后我有机会参加他们在西班牙众议院侧厅举行的一场会议，来自各行各业的显要人物都发言证实困倦的危害性。他们提到了疲惫工人造成的事故，在长时间工作和家务双重压力下筋疲力尽的西班牙妇女，还有被剥夺了睡够10到12小时的权利的孩子们。有人恳请委员们尽快联系电视台，看是否能把黄金档节目挪到早一些播出。
布克拉斯主持着会议，同时请各位发言者尽可能讲得简明扼要。但是会议厅里灯光柔和，温暖宜人，听众里有几个人的脑袋开始向胸前耷拉了，又冷不丁一震而挺直，抵住了睡意。再过一阵，他们的眼帘更彻底地合上了，手里的议程单放低到大腿，开始以个人名义偿还国家欠下的睡眠。
作者：
201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