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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共同关注》10月24日播出节目“老妇被肢解抛尸鱼塘 警方发动社会征集破案线索”，以下是节目内容：
2005年9月8日这一天，杭州的多家媒体同时刊登了一条新闻，这条新闻与不久前发生在当地的一起凶杀案有关，其中写到“这起凶杀案，你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你可以勘查现场、寻找线索，你可以与警方一起推理、一同破案”。在这条新闻中，杭州警方不但对外公布了案件的详细情况，而且还公布了所掌握的与案件有关的四个重要物证。把案件详情和重要物证对外公布，发动全社会一同破案，这种做法不但在杭州，就是在全国，也是闻所未闻。那么杭州警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做又究竟有没有实际效果呢？
2005年8月21日清晨，在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一个鱼塘主人在自家的鱼塘里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塑料袋。
杭州转塘镇龙王沙村鱼塘主人：我拿东西把它捞起来，里面臭水流出来，发臭，我就马上把它扔到河边上，我打开一点里面好像是肉，这样我就报警。
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塑料袋里竟然是一个人的头颅。这时，一个围观的村民说，在不远处的另外一个鱼塘里也有一包漂浮物，同样散发着臭味。警方对其打捞后，发现里面是一个人的躯干。8月29日，警方又在距离转塘镇4.5公里的一条河道里，发现了人的四肢。根据法医鉴定，这些尸体残骸同属于一个死者，这个死者是一位老年妇女 。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郭立峰：应该在55周岁以上，身高在1.5米左右，头发花白，中等体型。
死者到底是谁呢？这无疑是破案的关键。但是死者的面目已经模糊，能看清的只是死者头发花白，戴有耳环，并且装有假牙。像往常办案一样，专案组迅速张贴了认尸告示，同时在转塘镇的周边地区进行排查，了解近期是否有老年妇女失踪。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郭立峰：经过第一遍的摸排之后，一直无法确定死者身份，因为从周边反映出来的一些老年妇女的线索，经过我们认真地甄别之后，都确定跟死者特征不符合。
十几天过去了，专案组先后四次，印制了八万多份的认尸告示和悬赏通告四处张贴，从转塘镇到杭州的各个角落，然而一无所获。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郭立峰：这个案件如果不能确定死者身份的话，从我们侦查的角度来看，想直接突破案件难度相当大。
八万多份的认尸告示和悬赏通告贴满了杭州的大街小巷，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影响了市容，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实际效果！仔细一分析，杭州警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没有把广大的杭州市民真正地发动起来，没有真正地调动起大家参与这件事情的积极性。那么，怎样才能把大家发动起来，使大家积极地参与其中呢？为此，杭州警方实施了一个大胆的举措。
严峰，杭州《都市快报》记者，多年从事公安题材的新闻报道。2005年9月7日，她接到了杭州市西湖区刑侦大队大队长朱宝良打来的一个电话。
严峰：西湖刑侦大队朱大打电话给我的，就是说叫我到他们那儿去一下，就是说想请我们协助，协助一下关于碎尸案，到那个地方他跟我讲了一下，大概是要公布四大物证。
为了尽早破案而通过媒体对外公布案情和重要物证，从事公安题材的新闻报道这么多年了，严峰还是头一次碰到。
严峰：当时我就觉得这还是挺好的，因为我负责公安线有六年，我一直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发动市民一起来协助查找的，因为警力是有限的，民力无穷。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刑侦大队 朱大队长：应该说公布物证就是引导大众进行有联系的思考，这样子可能提供的线索更能直接客观地反映案件，接近客观的事实。
朱大队长同时告诉记者，专案组决定通过媒体对外公布案情和重要物证，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唤起大家的兴趣，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大家协助警方，共同破案的积极性。
2005年9月8日，“8.21”凶杀案见报了，案件详情和四个重要物证公之于众。第一个重要物证是凶手用来包裹尸体残骸的报纸——《都市快报》和《钱江晚报》。在凶手用来包裹尸体残骸的报纸中，除2005年5 月29 日和8 月13 日两天的《钱江晚报》之外，其余的都是《都市快报》，时间跨度从2005年7月9日到8月13 日，共计37 天，这说明凶手很可能有收藏《都市快报》的习惯，或者获得《都市快报》非常便利。
第二个重要物证是凶手用来装尸体残骸的，一个名为“梵思诺”服装品牌的袋子。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刑侦大队副大 郭立峰：这个“梵思诺”经过我们调查，是我们杭州大厦二楼的一个服装品牌，这个包装袋经过我们辨别之后，确认应该是真货吧。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刑侦大队 朱大队长：这个袋子的品牌应该是有一定的档次，在杭州的销量也就3000左右吧，应该说范围比较小，所以说我们考虑公布以后，应该能够获得更多的破案线索。
第三个重要物证是凶手用来装尸体残骸的，上面标有“特花”、“花A”字样的一个编织袋。经过了解，警方得知，这种编织袋很可能是浙江桐乡收购杭白菊时使用的，“特花”在桐乡一带是对最好的杭白菊的称呼。
最后一个重要物证是凶手用来装尸体残骸的一个PVC编织袋。经过调查，警方得知，这种编织袋是浙江桐乡怡盛电器厂发货用的袋子。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刑侦大队 朱大队长：塑料编织袋上有花A、特花应该是某个人写的，另外编织袋上有1/0.3和20公里这样的一个标记，也是固定的人写的，就是说经手使用的人应该对这样的物证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专案组在将“8.21”凶杀案的案件详情和四个重要物证公之于众的同时，还特别向广大杭州市民发出呼吁：“这起凶杀案，你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你可以勘查现场、寻找线索，你可以与警方一起推理、一同破案”。公布案件详情和重要物证，真心实意地邀请市民参与破案，在杭州，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引起了广大杭州市民的极大关注。
严峰：第一天我就接到了一百多条短信和来电，我们报纸是早晨6点钟到零售摊点了，然后6点半这时候，我的手机就响了，然后就说你是《快报》记者吧，我来跟你谈谈这个案子我的想法。
专案组对外公布的两部手机也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市民们如此积极地参与破案，专案组倍感振奋。
郭立峰：我特意把短消息全部都开通，建了短消息库，一天时间我的短消息就全部发满了，都是市民提供的各式各样的线索，还有电话不停地记录，不停地查证。
在众多的短信和来电中，一位老刑警提供的信息尤其引人注目。
严峰：有一个他说他以前是老刑警，现在已经退休多年了，这个是一个老师傅，我听声音大概有60多岁，他说他以前破过很多凶杀案的，其中有一个也是一个抛尸案，是在河里发现的，然后包他的尸体的就是一张席子，然后这个席子上面补了一块皮，席子上补了一块布，他们就是从这块皮补的针脚在浙江(据州)一个地方找到了这个皮匠，这个皮匠告诉他是谁，查这个尸源，然后这个案子破掉了。
这位热心的老刑警告诉严峰，凶手的抛尸地点是转塘镇和距离转塘镇4.5公里的地方，那么凭他多年的办案经验，凶手的作案现场应该也就在转塘镇附近。
严峰：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想，如果作案现场不在转塘的话，他有可能他第一个抛尸地点可能扔在转塘，那么第二个他可能选择城东，他是距离越远，就是四块抛的距离越远，相距越远，警方越难打捞，他越难找到完整的一个人。
严峰认为这位老刑警的话不无道理，如果凶手的作案现场不在转塘镇附近，那么为了拖延警方破案，他完全可以将两处抛尸地点选择在相距很远的地方，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只相距4.5公里。在判断凶手的作案现场就在转塘镇附近的基础上，这位老刑警进一步判断，凶手抛尸所用的交通工具应该是非机动车。
严峰：他说他肯定是非机动车，因为当时这个(抛尸)地方离村庄还是比较近的，他说非机动车才不会有马达的响动声。他说有可能是三轮车或者是自行车。
这位老刑警说，他判断凶手抛尸所用的交通工具应该是非机动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如果凶手拥有机动车，那么他应该选择在两个相距很远的地方抛尸。另外，这位老刑警分析，凶手很可能不会是年轻人，因为如果是年轻人，凭借良好的体力，他也完全可以把抛尸的两个地点选择在相距更远的地方。老刑警的判断与分析和情入理，严峰非常地兴奋，她立刻打电话把这些信息告诉了专案组。
严峰：我把这个分析马上打电话给朱大了，然后朱大就觉得这个人分析还是比较有道理，就是当时跟他们的想法也是比较吻合的，并且这个老刑警还提到，应从她的牙齿去找，就是她的假牙去找。
在专案组对外公布的案情中，曾经提到死者装有假牙，对此，这位老刑警强调，虽然每副假牙看上去都很相似，其实各不相同，每位牙医都能认出自己制作的假牙。2005年9月10日，专案组通过媒体对外公布了死者假牙的详细特征，希望能够寻找到制作这副假牙的牙医。除了这位热心的老刑警之外，其他相当多的市民也提供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郭立峰：比如说有特花、花A字样，各行各业的人都向我们提供这一类特花、花A作为一种特定称呼在哪一行业适用比较多。后来我们是通过他们的线索，初步确定了特花、花A是我们浙江桐乡一带白菊花的一个特用称呼，也就是我们判断这类蛇皮袋，是因为装用白菊花而进入了我们杭州市，可能是又因为跟茶叶市场经营有关系到达了我们转塘镇，就是说已经告诉我们了在转塘镇是能够获得写有特花、花A字样的袋子。
就在通过媒体力求获取破案线索的同时，专案组对于失踪人员的排查一天也没有停止。在杭州市上报的失踪人员中，有一位名叫孟慧英的老年妇女与死者极为相似，但是她的子女却坚持认为死者并不是他们的母亲。
郭立峰：一个他们不相信母亲会遭遇这种飞来横祸，第二个他们在一些细节记忆上面有一些错误，就是对母亲特征，对他母亲头上的疤他们认为是没有的。
面对孟慧英的子女的态度，专案组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这条重要的线索。经过耐心细致的反复工作，孟慧英的子女最终同意配合警方做一次DNA鉴定，看看死者到底是不是他们的母亲。2005年9月10日凌晨，DNA鉴定结果出来了，而这一结果使整个“8.21”凶杀案有了重大的突破，因为死者正是孟慧英。死者的身份终于确定了，然而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随后三天的《都市快报》里却只字未提。
严峰：当时确实是想告诉读者死者到底是谁，但是后来一想不对，如果我们第二天，比如说9月11号老妇查出谁谁了，那么等于是也告诉凶手，从抛尸现场看，有这么多《快报》，就说明他每天也在看《快报》的，在留意，等于是告诉老太太身份已经查出来，你好逃了。我跟领导商量一下，说了一下，我说不要报算了，然后我们那个编委，还有我们的部主任又跟我说不报好像也不对，因为凶手他每天都在看《快报》，每天这么查找的，怎么不找了，肯定是找到了，也等于变相的通知凶手老妇身份已经查明了，那怎么办呢？
考虑到凶手很可能每天也在通过报纸密切注视着警方的动向，在与警方商量之后，报社决定，随后几天继续刊登案件的相关内容，以便为专案组查找凶手赢得时间，但是要明确告知读者，有关死者的身份，警方已经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虽然死者的身份已经确定，但是专案组发现要想由此找到凶手却并不容易。死者孟慧英家在杭州郊区的余杭县，孤身一人，丈夫已经去世多年，虽然她与子女生活在一起，但是子女们对于母亲却知之甚少，只知道母亲经常到杭州市里闲逛。在从孟慧英的子女那里无法获得有关凶手的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专案组最终决定破釜沉舟，再次通过媒体对外发布消息，借助社会的力量来查找凶手。
严峰：9月13号，等于是警方通知我希望再把老妇的身份公布一下，就是查找跟老妇周围的关系，等于是说谁在跟老妇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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