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7月11日在“一家之言”栏目中发表了饶毅先生《转基因在美国的遭际》一文。文章见报后引起了网上不小的反响。饶毅这篇文章很多地方都很“绕”，但绕来绕去，还是把对转基因主粮“产业化”有异议的人，绕成了阻碍转基因“技术进步”。这是让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及公众很难接受的。
转基因技术研究与“产业化”，本来不是一回事儿。就像原子弹技术研究与使用一样，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原子弹可以在实验室里搞研究，但却绝不可以随意使用。这是因为原子弹在实验室里属于高科技，但走出实验室便成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可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对于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已经有了较长一段时间，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些成果。在这个研究和取得成果的时间段上，没有人提出异议。人们提出异议是在有关专家提出要在“三五年之内”，将能杀虫的转基因稻米摆上中国人的餐桌之后。也就是说，人们从来没有反对过转基因技术研究，而只是反对转基因主粮过于匆忙的“产业化”和公众“食品化”。
再说清楚一些，就是关于转基因争论的焦点，只在于转基因研究“防患”与主粮“产业化”的先后顺序。谨慎的专家与消费者主张“防患”在先，“产业化”在后。“产业化”必须建立在“防患”的基础上。有了充分的“防患”，才能实施“产业化”。但饶毅与另外一些人却认为“防患”不是问题，也就是他文章所说的“不是主要问题的安全性”。因此，试图绕过安全性，在没有充分“防患”的前提下，贸然推行转基因主粮的“产业化”。或者是“产业化”与“防患”同步进行，其实还是只要“产业化”，不要“防患”。
主张“防患”在先，“产业化”在后的道理很简单。我们且不说原子弹的研究与使用，单说汽车或飞机。汽车的速度很快，但如果刹车不灵，我们能让它上路吗？飞机速度更快，但如果起落架不完善，我们敢让它起飞吗？刹车不灵的汽车与起落架有问题的飞机，一旦上天、上路，那能不出事故吗？
其实，转基因的安全性远比汽车刹车和飞机起落架要复杂得多。在这个关乎粮食安全和十几亿人食用安全的问题上，谨慎比冒进更为可取。2001年1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发布了陈键鹏《谨慎推进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的“国研专稿”，提出“谨慎推进水稻、小麦两种口粮作物转基因品种的商业化；在农业生物技术研发领域坚持自主技术为主的道路；加强植物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强转基因生物安全
管理；充分尊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是很正确的，是得到了国内公众一致拥护和肯定的。
基因的浩繁复杂绝不亚于宇宙星空。人类对于基因学研究还处于“婴儿期”。转基因游移于人、动物和植物之间，并且基因的重组、进化、完善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处于对基因“婴儿期”认识的人类，在如此纷繁复杂的基因星空面前，充其量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人类的肤浅认识，轻言对基因的“掌控”和“驾驭”，这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如果真的像有人说的那样，对基因的认识和掌控已经达到了安全性“不是问题”的程度，那包括
癌症在内的一些难以治愈的病症，早就该不是“问题”了。
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之所以为人瞩目，是因为它直接连接着公众餐桌，涉及公众饮食安全。特别是转基因作物存在的健康、环境风险具有持续性、滞后性、扩张性和不可逆性等特点，这就更应该尽可能地选择预先稳妥的“未雨绸缪”，而绝不可以选择事后堵窟窿的“亡羊补牢”。
以“未雨绸缪”的态度对待转基因存在的隐患，就应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譬如目前有报道称，种植转基因的土地有可能产生“超级杂草”、“超级害虫”；有可能造成基因漂移、污染；有可能激化基因变异进而产生人类从未见过的新的病原体。有最新文章称，在更新了的分子生物学模型面前，转基因食物产业的主要根基已经彻底动摇。正因如此，曾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著名科学家Barry Commoner说：目前的转基因食物产业所基于的“科学”，是已经“过时了的生物学理论”，“已一再被证明是‘错了的’”。（见7月6日《文汇报》《“转基因”之争在美国》）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还处于“婴儿期”的转基因理论、技术及其出现的种种问题，采取掩耳盗铃的态度，这不仅是于事无补的，而且还是危险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推行转基因种植的同时，也在推行“基因盾牌”计划。这也包含了“防患”在先的用意，是绝不可以缺位的。中国在转基因理论和技术上，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一段距离，那就更不应该急于求成，只注重推广的“矛”，而不去关注防患的“盾”。
饶毅在文章中拿计算机和手机来类比转基因主粮，在他之前还有人拿乘坐飞机作类比。谁都清楚，人们不会每天都乘坐飞机，人们也可以一生不使用计算机和手机，但人们绝不可以不吃饭。飞机、计算机和手机，对于人来说，没有一个可以像粮食那样绝对不可或缺。并且乘坐飞机还可以办保险，食用转基因主粮显然是不可能办保险的。这种类比明显的有些强词夺理，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当今世界上对于转基因研究和推广，并不仅仅有美国一种模式，还有俄罗斯、欧盟、日本等多种模式。主张转基因产业化的人不应该言必称美国，仿佛世界上除了美国，就没有其它模式了。相比美国模式，日本和欧盟模式更趋谨慎，俄罗斯模式就更为小心。中国如果按照“三五年内”将转基因稻米摆上老百姓餐桌的说法，那就不仅仅是美国模式，而是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主粮转基因的国家，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美国的高风险模式。中国现在没有饥荒。俄罗斯的超谨慎模式也没有看出有任何坏处。为啥我们非要急不可待地去争当这种并非必须的“出头鸟”？这种冒险有“基因盾牌”作保障吗？
公众的担心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转基因专家一心想脱离“专家”去当“商家”。按说转基因无论理论还是技术，都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有很多谜团有待逐个解开。国家投入了巨额研究经费，专家们应该抓紧时间，脚踏实地地呆在实验室里，把转基因所有重大问题都研究深，研究透，尤其是“防患”问题，更要搞得万无一失。这是公众热切希望的，也是比所有空泛的宣传更有说服力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转基因专家们不愿意呆在实验室里，他们要走出实验室，去干商家才应该干的转基因“产业化”的事。这种“专家”易位热衷“商家”的举动，不仅加剧了公众的担心，而且还使公众生疑。这些专家为啥要这样？他们究竟想得到啥？是想得到技术上的新突破？还是想得到商业化利润？或是还有其它并不可言传的隐情？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中国没有人反对转基因技术研究和技术进步。人们担忧的只是在没有确切“防患”的保证下，急于求成的转基因主粮“产业化”。形象一点说，人们不想看到一架起落架不完备的飞机被放飞，不想看到一辆没有刹车或刹车不灵敏的汽车被放行。因为这种放飞、放行，太无理智，太危险了。
难道不是吗？
作者介绍：
吕永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小说家、剧作家、大型电视专题片撰稿人。
作者：
201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