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卫生部长陈竺在履新之前，已于不同场合对卫生体制改革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在6月16日石家庄中国第一届生物产业大会上，陈竺两次表示肯定古巴的医疗卫生体系。
2004年，古巴将国家财政支出的20%用于医疗卫生事业。其中，公共卫生费用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10.3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2%。古巴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及美国的1/10,却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医疗强国。全世界有15万名家庭医生，古巴就占了其中1/5（3万名），是世界上人均家庭医生数量最多的国家。
陈竺具有无党派人士这一特殊身份，又是卓有成效的医学家，还有七年中科院
管理工作经验。有人盛赞他是“少有的宏观战略家，可以用创新型人才和战略科学家来评价他”。陈竺如此肯定古巴的医疗卫生体系，说明他是赞赏医疗卫生福利制的。但赞赏毕竟只是一种主观评价，一种愿景表达。
我国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在非典以前是逐年下降的。非典以后的2003年，被称为“大幅度提高”的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也不过才达到财政支出的8.4%。2004年，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应该说很高了，但其中政府支出的比例仅为16%，民众自掏腰包部分占到了55%。这样看来，想把古巴的医疗卫生体系复制到中国来，是绝对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有人肯定要说：中国人太多，政府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可是，中国不光人多，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收入也很高啊。关键是，那些钱究竟是怎么花的。有人算过一笔账：1978年，全国财政总收入约1132亿元；2005年，全国财政总收入约为3万亿元。改革开放28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8倍。然而，也是在这28年中，我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却增长了约140倍，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4%上升到了24%，是医疗卫生投入的三倍左右。要知道，在多数国家，行政管理费用一般只占财政收入的3%至6%。试想，把行政管理费拿出十分之一给医疗卫生事业，该是怎样一番景况？
但以我国目前的国情，这肯定是做不到的。那就只好另辟蹊径了。既然政府短期内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办医疗卫生公益事业，何不借助民间力量，开拓新的筹资渠道，建立医疗卫生公益基金，以补充政府投入之不足？譬如，发行彩票。按去年的统计，中国彩票年发行额人均下来仅为7元人民币，不到新加坡的1/500；购买者只占6%，而法国是64%，日本是70%，美国高达85%。所以说，中国彩票市场还有巨大潜力可挖，目前只有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再增加一个医疗彩票，一个教育彩票，完全没问题。比起体育和福利，医疗和教育与民众的利益关系更大，我相信，这两个彩票一定大有前途。
当然，鉴于以往的教训，加快彩票法的制定，确保医疗彩票收入的主要部分能够进入医疗公益基金，是为关键。而医疗公益基金的用途也应该法定，以确保其大部分能够用于社区医院建设，和针对低收入阶层的免费医疗及卫生保健事业。假如居民用于防病的海量储蓄能够因公共卫生事业的健全而全部或部分释放出来，其对拉动内需的贡献，必将不可限量。（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医改有望冲破部门利益纠葛
北京商报 邓琳
距中国致公党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不到两个月，6月29日，54岁的无党派人士陈竺被正式任命为卫生部部长。在媒体纷纷聚焦于陈竺的无党派人士身份时，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如何尽快协调其他部门，拿出一个可行的医改方案。
对于这次卫生部换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刘国恩认为，陈竺上任后率先面临医改科学决策的问题。
陈竺是改革开放29年来，中国首位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的无党派人士。在他上任后的两天，与他联系到最多的即为“医改”。
刘国恩表示，陈竺上任后就面临中国卫生体制前所未有的大改革，而任何一场改革，都是一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在改变旧体制往新模式上转型的过程中，利益成本和机会分配都会重新调整。
“科学家参政的话，可能减少短期利益的考虑和部门利益的考虑、情绪化的考虑，而增加科学的、长期的、可持续性的程度。”刘国恩说，我国每出台一个政策或实施一个措施，都应进行科学的论证、试点，再找出更可行的、长期发展的方案，而不是出台一个基于短期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平衡、并不是最优的、不利于长期发展的措施。
当前医改方案迟迟未出台，很大原因仍为各部门间的利益分配很难达到共识，“当前形势下，他需要在民主程序上采取科学的手段、科学的作风，对可能要实施的不同方案进行全面的成本、效益、投入、产出、分析，制定出一个真正利国利民的可持续性方案，而不是一个短期内平衡各部门利益的方案。”
刘国恩还表示出了对学者参政的期待，他认为，大家都希望学者在领导岗位上体现其该有的素质和优势，这就包括在卫生部的工作中体现出决策科学化，包括医疗体制改革方面的讨论、形成、实施，应该比以前更科学、更严密，“他是很优秀的学者，我们都很期待他将卫生部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作者：
200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