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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戾，从“秀”开始！
我们当然不是“三打祝家庄”。
但，有鉴于医患矛盾始终居高不下，我们“三报医患事”如何？答案是肯定的，就目下医患矛盾的“急切无法化解”而言，再多轮次的报道分析，社会也会关注。问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医患龃龉，由来已久，到底谁最有道理？到底谁负主责？那可真是百喙交集，莫衷一是，有说医方，有说患方，最不负责任之说，乃是各打五十大板，“双方皆有错”，骑墙之下，等于废话。
我们强烈谴责刺医伤医！我们强烈谴责对医院打砸抢！因为，那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医患冲突，而是刑罪意义的“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罪”。
然而，就普通的医患龃龉或冲突而言，撇开“体制病”、撇开“社会病”，我们仍然认为：主责在医。
为什么？不为什么。成人和儿童，主责在谁？校方和学生，主责在谁？官员和黔首，主责在谁？司机和乘客，主责在谁？
提供专业和公共服务的一方，当然是强势，强势负主责，这是人类社会得以正常维系的通则！如若不然，倒过来试试看：如果儿童负主责；如果学生负主责；如果黔首负主责；如果乘客……
医者面前，专业面前，患者就是“儿童”。故医患冲突，主责在医。
虽然不是“全责”，然而作为“主责”，著名医学家杨秉辉慨言：医生无法治愈所有的病，但对病人的温情，是同等的良药。
虽然不是“全责”，然而作为“主责”，瑞金医院的自我提升开始了，无论是医还是患，都期望通过“秀”而交换理解和善意。
敬请读者诸君走入《新民周刊》报道——春风化戾，从“秀”开始。(主笔 胡展奋)
医患“角色互换秀”，秀出了什么？
上海三级甲等医院中“头把交椅”瑞金医院，最近“不可思议”地大张旗鼓地搞了一场“秀”——医患角色互换。这种“秀”到底能解开几个疙瘩？会不会沦为又一场浮云般的医患双方诉苦会？
首席记者—杨 江
说起来，医院，除了民营的，向来有点清高，也不是不爱和媒体打交道，只是有主动宣传意愿的也就是那些争了“国内、国际第一”的医技、医学成果，特别是三级甲等医院，尤其是上海那些名气响的大医院。
不过，最近，上海三级甲等医院中“头把交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忽然“高调”起来，“不可思议”地联合上海市团市委，大张旗鼓搞了一次“秀”——医患角色互换。
就形式而言，这种“秀”不新鲜，至少前不久热播的医疗剧《心术》里的霍思邈已经“秀”过了。谁都知道，在医患关系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医疗机构盼望着多一份来自社会、患者的理解、支持和善意的初衷是美好的，但这样的活动到底有没有实际意义和效果？——这是人们心头的疑虑。
医患关系的紧张绝非简单事，其后有着深厚的体制病灶与社会病灶。这些年来，每有伤医、伤患的恶性事件发生，街头巷尾乃至媒体的深入讨论是免不了的，而那些深层原因也在这一次次的讨论中成了深入人心的“老大难”问题——一场“秀”到底能解开几个疙瘩？
医患关系的紧张，根子出在体制上，但矛盾却是在日常最为寻常的求医问诊过程中积聚起来的——瑞金医院的这场“秀”会不会沦为又一场浮云般的医患双方诉苦会？
其实，在这场“秀”中，《新民周刊》最想得到的解答是——在完全适应症状的解药暂时还没找到，或者有解药但短期内还没完全起效之时，医患双方对于改善彼此关系是否就真的难有作为？
“辛苦”——
非医院最期待的感受
瑞金医院组织的这场医患角色互换活动，于6月12日至13日举行，虽然是两个工作日，但事先通过媒体向社会征集参与者却得到了积极响应，报名者众多，最终入选的30名上海市民的职业包括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与退休人员，年纪最长者年近六旬。
58岁的退休工人陈世琴告诉《新民周刊》，她是带着好奇来的，“社会上对医务工作者褒贬不一，但我始终觉得在现在的社会大背景下，这个行业还是神圣、崇高的。不过，我一直没有亲眼见过。”
来自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一年级的小伙子周超异则直言不讳：“我就是想来寻找答案，看看医患纠纷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女青年叶蔚炫对“看病难、看病贵”颇为不满，她说，每次看病都要排很长时间队伍，太耽误事情，好不容易见到医生，几分钟就问诊结束了。“我就想知道，医生是不是真的压力那么大？虽然常听说，但我想以医生的角色亲自体验一下。”
与这几位带着新奇与问题而来的体验者不同，上海市第二中学高三毕业班女生王凯俐的父亲是上海胸科医院的医生，母亲是胸科医院的护士，周超异们的感受在王凯俐看来并不算什么问题，因为她早已司空见惯，“情况就是这样的呀！”
作为医务工作者的子女，王凯俐对当前的医患关系自认为早已看透，心态因此很平和。她只是很不解，为何父母坚持不同意她报考医科大学。
这4位体验者6月12日一早五六点钟就起床出发，7点左右陆续赶到瑞金医院，他们与另3名体验者被分配至内分泌科病房，其他23名体验者则进入其他科室体验。
这么一场“秀”，难免让人担心：组织者会不会事先在院内打好招呼，只呈现有利于医务工作者形象的一面。对此，瑞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杨伟国对《新民周刊》言之凿凿，“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准备，我们也不怕承担暴露医院问题的风险，因为我们举办这次活动除了加强医患沟通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体验者帮我们寻找问题，以利于我们总结提高。”
体验的第一项是医生们每天早上例行的交接班。周超异们7人穿上白大褂、挂上实习医生的胸牌于7点20分进入内分泌科病房，今天他们跟随的对象是主治医师苏颋为。
苏颋为也不把体验者们当外人，当着他们的面，对科室人员再三强调：入院记录要尽可能让患者本人签字，而不是家属或者委托人。这样做，当然为的是规避风险。苏颋为对每一名病患的病情、情绪乃至家庭背景都询问得非常仔细，但此时与他坐在一起的外行体验者们对这一切听得看得云里雾里。
接着是查房。内分泌科是瑞金医院在业内的知名科室，用苏颋为的话讲，“来我这里的都是疑难杂症。”内分泌科病房共有60张床位、20个床位医生，除了治病，这里还承担着另两项重要任务——教学与科研。苏颋为告诉记者，该科室每年都有约四五十名进修医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医院。在全院，各科进修医生全年量在300名左右，眼下内分泌科就有7名进修医生。
见到主治医师，每一名住院病人都期望与苏颋为多聊几句，而他也总是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并对进修医生现场教学。周超异感到惊讶的是，怎么对每个病人的病情，甚至指标数据，苏颋为都烂熟于心。
不过，体验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还是没能听出什么门道来。在病房内跟随查房半个多小时，一些体验者就不耐烦了，有些人一脸茫然，有些则开始找墙角、床沿倚靠。护士们看在眼里，笑着窃窃私语：“这才体验多久呀，就累得站不动了，我们每天都要这样呢！”
无需医生与护士多言，体验者们经过一轮交接班与查房已经体会到了医务工作者的辛劳，在随后举办的活动仪式上，30名体验者一聚到一起便对此感慨不已。
严肃，瑞金医院党委书记，显然早已预料到了这一幕，他在致欢迎辞时对体验者们说，体会医务工作者的辛劳，并不是这次活动的最关注之处，他们更期望体验者们由此获得对医学的正确认识。“医学是一门有缺陷的学科，很多病痛无法治疗，但是人们对此不是很理解，有些病人认为花了钱就应该能看好病。”严肃说，医生对此其实也很痛苦很无奈，“期望体验者们深入体验，让医务人员与社会能走得更近”。
对于查房时重复不断的沟通，有体验者不解，问苏颋为：“你这样不厌其烦有什么用，病人未必听得懂。”
苏颋为不以为然：“她必须听懂，事关她的健康。”他继而对记者举例以证明这种沟通的必要性。“有一种药美国产，名叫米菲司酮，药价并不贵，是一种堕胎药，但我却可能给内分泌病人用。如果我把这药给一个七旬老汉用，风波很可能说来就来。病人或家属很可能会投诉，而媒体标题可能会这样写：‘无良医生给七旬老汉用避孕药’。”
苏颋为解释说，其实，这个标题，除了“无良”之外，其他表述都没问题，但这却不是真相的全部，米菲司酮最早研制出来是用以治疗肾上腺皮质激素过多，但在临床中意外发现它引发的女性流产率很高，流产与肾上腺皮质激素过多的病人前多后寡，市场前景不言而喻。“药商逐利将此药转产为堕胎用药，但它对治疗肾上腺激素过多，效果确实很好。”
对这样一个可能引发矛盾的“定时炸弹”，苏颋为说，之所以以此为例就是想说明，很多医患矛盾只要事先工作做到位都可以避免，“沟通非常重要，必须让病人充分了解”。
看病难——
换位思考重新认识
在参观了瑞金医院用于紧急救治任务的直升机停机坪后，周超异们于11点20分左右来到了心导管室。两名医生正在里间手术室为一名病人安装心脏支架，通过实况视频，体验者们目睹了手术的过程。
不过此时体验者们的感觉是新奇，出于无菌操作、保护病人隐私等需要，手术室这类重要场所平常并不对普通市民开放。周超异们对手术室内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比如手术医生穿的防辐射铅衣，重达十多斤，院方特意拿出几件给体验者们试穿。结果每个人都惊呼铅衣“怎么这么重啊？！”一台手术少则半小时，多则两个多小时，而整个心导管室每天手术30例左右，整个过程中手术医师都必须穿着它，以至于不少老医生落下了脊椎毛病。
女性一生中只排出400多枚卵子，而男性排出的精子则多得多，鉴于辐射对生育方面的影响，这个科室并不安排女医生，为的是尽可能保护医护工作者的身体健康。听闻这一切，体验者们很感慨，周超异说，他没想到做医生这么辛苦，承担这么多风险。
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不少医院都要求医生尽可能按照医疗程序诊疗，不要贸然冒险，对此，苏颋为有不同意见。他告诉记者，医疗程序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但程序是死的，人是活的，也要留一个口子，允许医生敢于突破程序。“刻板遵循程序有时候反倒会导致医疗纠纷，要弄清楚，宗旨是如何更好地治病救人，当然，对突破程序也必须有一套合理的规范程序。”
上午，对记者与苏颋为的这番讨论，体验者们无人加入，他们此时对医务人员的体验还停留在浅层次的感观层面。不过，下午活动使情况发生了转变。30名体验者在签署了病人隐私保密书后，开始深入门诊、急诊等科室实地体验“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群众对医疗意见最为集中的两点，30名体验者以前也多有体会。退休市民周月娥以实习医生的身份在门诊科室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有了新的认识：“以前我作为患者时常抱怨，排队候诊大半天，轮到我看病了，还没跟医生说上几句话，医生居然处方已经开好了。现在我才发现，原来医生是根据病情决定问话时间长短的，对病情简单的，医生简单询问几句就结束了，病情复杂的，病人讲完了，医生还会追着问细节。”
以前看病时，周月娥希望医生能多跟自己聊几句，但她此次体验发现，如果医生不讲效率，就会耽误后面的病人。“后面毕竟那么多人等着。”不过她也对医院提出了要求，“医生的态度对患者的心情很重要，我期望在可能的情况下，医生还是要多安慰一点病人。”
来自上海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刘芳芳是一名深度体验者，她全程跟随瑞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瑛，后者是治疗帕金森病的专家。刘芳芳的感受是，医患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对立，在多数情况下，其实是很和谐甚至温馨的。她说自己最大的感受是八个字：“责任、信任、医者仁心”。
刘芳芳在体验时遇到王瑛的一名老病患，那是一位书法家，王瑛叮嘱不能喝酒，而老人就像孩子一样跟她讨价还价：“那，喝一点点黄酒可以吗？”王瑛断然否决，老人不甘心地撇撇嘴，但表示照办，临走时还跟王瑛打招呼“拜拜啦”，俏皮得像个孩子。
这让刘芳芳感觉很温馨，因为病患之间的这种信任显然不是因为此次活动而伪装的。王瑛的专家门诊这天上午共看了74个病人，刘芳芳去吃午饭时，王瑛连口水也没有喝过。“病人实在太多，我看到王医生一个病人刚看好，还没结束就按下呼叫铃通知下一位。”
多名体验者表示理解了门急诊医生给病人冷冰冰、急匆匆感觉的原因：“病人实在太多，效率很重要。再说了，让你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始终保持热情也不现实。”
考虑到体验者的体力，12日这天的体验其实只进行了8个小时，至3点半活动就结束了，有护士跟记者表示，如果让体验者24小时深度体验，体验者可能感触更深。
不过，医患关系的复杂性显然不是这样一个形式感大于内容的短暂活动就能深入体会到的。58岁的陈世琴表示，她对于医务工作者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但周超异直言不讳，他并没有找到医患纠纷起因的答案。“但我觉得收获还是很大，至少，我对医务工作者多了一份理解，开始换位思考重新思考医患关系。”周超异认为活动还是很有意义。
床位紧——
听护士以身说法
就在30名市民进入各个科室“当一回医生”的同时，记者“另辟蹊径”对另一些没有参与活动的医务人员、病患进行了走访。肾脏科是瑞金医院另一个顶尖科室，在这里工作了27年的护士长陈伟红对医患关系的紧张有着深刻的一线体会。她认为，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首要原因是，医疗资源的不均衡与人民群众对优质医疗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
以肾脏科为例，全国各地的重症病人都期望能够进入这里治疗。瑞金肾脏科还肩负着三甲医院科研的重要任务，因此对一些疑难杂症也尽力收治，但病床也就65张，且不论医生，25名护士三班倒都忙不过来。陈伟红面前的电话机不时响起，都是追问何时能有床位的，她打开电脑记录给记者看，“至少有四五百名病人在外面等着床位。可是，医疗资源就这一点，与病人需求相比，很有限，我们也很无奈。”
肾脏科目前收治的病人半数以上都来自外地，陈伟红透露，按照目前的医保制度，外地病人只有住院才能报销，而肾病这类慢性病费用很大，每个月可能都需要五六千元，“很多外地病人病情不是十分严重，租个房子，隔段时间来门诊就可以了，但却嚷嚷着要住院，我们不答应，他们就骂人，我们也理解他们的压力。但如果收治进来，占了宝贵的床位，真正的危急病人就意味着在院外等死了。”
收与不收，陈伟红们很纠结，很多时候不得已只好加床，“但总有个饱和度的呀！”谈起医患角色互换，陈伟红说，体验者们在短时间内不可能与医护人员深入接触，因此除了体会到辛劳外，很难了解到医护人员超乎常人的心理压力，以及与普通人一样的社会、生活压力。“我们一些护士熬了夜班回去后总是睡不着，脑子里强迫症一样不断回忆夜班的细节，生怕有什么疏漏没跟接班护士交代清楚的。”
社会上流传医护人员工资高，陈伟红以为不然，普通医生与护士的收入其实并不高，甚至可以用“低”来形容。以27年工龄的陈伟红为例，月工资不过5000元左右，而科室内有护士跟记者诉苦：“基本工资扣除各项应缴项目后只剩下250元，总收入加起来不过3000元左右。”
医务人员也是社会人，一样面临高房价、高物价以及生活各方面带来的压力，因此尽可能给医务人员创造愉悦的工作环境，对保障患者尽可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来说也很重要。
65岁的患者家属王玉兰很急切地想跟记者诉说她的体会，王玉兰的丈夫曾是瑞金医院的一名重症病人，尿毒症、心梗，仅心脏支架就多达五根，还伴有肝脾、淋巴等问题，王玉兰说，“浑身都是病，在重症病人中挂头号。”在过去的8年中，王玉兰的丈夫前后来瑞金肾脏科救治18次，其中至少10次以上都是被医护人员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
“我的亲身体验说明，医疗水平、医疗态度在各个医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否则我们也不会都往大医院、好医院挤。”王玉兰说，她此前曾带着丈夫去多家地段医院、二甲、三甲医院求治，但遭遇让她寒心，要么以看不好生硬回绝她，要么就是态度冷漠，“半夜里老公病危，我叫醒医生，医生眼神那个难看啊”。
即便到瑞金医院之初，王玉兰也对瑞金医院心存不满，“床位紧张进不来，我当时意见很大，我愿意花钱，你这么大的医院居然没床位？”等丈夫住进来尤其是亲眼目睹医护人员一次次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后，王玉兰对医护人员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如果不是他们，我丈夫早几年就死了。”5月30日，王玉兰的丈夫在瑞金医院去世，料理完后事后，王玉兰特意定制了三块铜牌送到了瑞金医院以表感谢。“我们对医护人员真的太缺乏了解了，确实这个队伍中良莠不齐，但总体还是很好的，我在瑞金医院花了100多万，但是我没有怨言，我明白了，很多病不是花钱就能解决的。”
对此，陈伟红很感慨，她说一些病人把看病视作做生意，认为我交了钱，就是来买服务的，你必须给我看好病，否则我就亏了。不久前一名护士遭到了一名病患家属的辱骂，事情很小，就是因为护士想让病患家属搭个手帮忙把餐板撑起来。但病患家属认为他既然交了钱，所有活就应该护士干。“欣慰的是，他很快就想明白了，跟护士道了歉。”
陈伟红对记者表示，他们能理解患者以及家属的心情，但医患双方应该尽可能多去善意地理解对方。医患关系紧张，最终更倒霉的还是患者。
[1] [2] [下一页]医患关系——
改善，可以有所作为
6月13日是医生体验日，10余名来自上海其他医院的医生来到瑞金医院体会普通市民就医。不过，这个过程看起来有些平淡无奇，因为信息不对称的缘故，患者对医生不甚了解，而医生对患者就医之苦却深有体会，因此前来体验的医生多表示“想都可以想到是怎样的结果”。
家住浦东的市民陆先生早上6点起床，7点50分开始在瑞金医院内分泌科排队，将近4小时后终于看上了病，然而整个看病的过程却不到4分钟。陪他来看病的仁济医院医生蔡佳翌劝他“没有办法，哪里看病都是这样。如果我们家人平时生病了，我们也建议他们到地段医院去看，或者到就近的医院。除非疑难杂症，否则到大医院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身为医生的体验者们，对就医过程中的漫长等待与各项检查乃至医生的态度都表示出了宽容与理解，他们最为感兴趣的还是医院的办公效能。他们发现，自动挂号机操作简单快捷，不到，5分钟就顺利挂到了门诊号，但只有年轻人才会注意自动挂号机，年长者仍然会选择人工挂号，所以应该多一些导医或者志愿者来引导患者。而电梯慢的问题也引发了他们的思考，一名体验者就医时仅乘坐电梯就花了20分钟，这个问题在各个医院具有普遍性，同行体验者们试图从瑞金医院找到一些启示。
为深入探讨医患关系，这场“秀”结束后，《新民周刊》对瑞金医院副院长杨伟国进行了专访，杨伟国直面看病难、看病贵，对红包、回扣、过度检查与治疗等群众意见较大的问题做出了正面回应。
《新民周刊》：在中国目前的医疗环境下，每个医院都面临着怎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难题，看病难与看病贵是群众意见最大的两点，当然其后有着医疗资源不均衡以及以药养医的体制因素，你认为医院可以做些什么？
杨伟国：“看病贵”的问题，在上海，随着医保报销比例逐步提高，城镇参保人员自付比例越来越小，贵在自费药品，尤其是大病。瑞金医院也存在要病人自费购买药品的现象，但我们建立了审批制度，医生必须向科主任打报告，科主任把关病人是否真的需要，最后送医务处审批。为减轻病患的负担，我们还设立了专病门诊，针对糖尿病、甲状腺、帕金森等，病人用普通挂号看到专家门诊，得到专家服务，医疗、教学、科研、护理团队整合在一起，对病人进行全方位的团队服务。
为解决“看病难”，近年来，我们研究提高办公效能，调整了一些科室位置，比如骨科原来在十四楼，上下不方便，我们调整至四楼，三楼就是X光室，这样就提高了效能；同时进一步合理调整电梯运营管理方案，减少患者等候时间；此外，我们还设置了一站式服务，每个楼层都有挂号收费窗口，减少病人往返；对于挂号排队难问题，我们也设置了7种门诊预约挂号方式。
《新民周刊》：过度开药与过度检查也被认为是造成看病贵、看病难的因素之一，就拿感冒为例，老百姓常反映自己花十几元到药房买盒感冒药就能治好，但是到医院却要血检甚至拍片，动不动就打点滴，没个上百元看不好。
杨伟国：医生出于自我保护确实存在不得不让病人多检查的现象，我们强调推广适宜治疗，基本原则是先用便宜的再用贵的，先用无创再用有创。对于感冒问题存在理解的不同。对医生而言，通过一些简单的检查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诊断清楚，开一点药就行了。但有些情况，比如高烧或者肺部有杂音，就需要拍片与血检，确定是细菌性感染还是病毒性感染，如果白细胞不高，就可能是病毒性，依要求不能开抗生素。但信息不对称，导致患者对一些疾病的认识不够，其实正常状态下病人应该信任医生，但问题是，现在病患之间存在信任危机。
当然你说的贵的问题可能涉及过度治疗，我想在各个医院都有可能，我们医院也在通过各种手段来控制。不过，开药多的问题有时候也是一种误解，因为也可能与药物包装有关，中国配药以前有分包装，但现在必须整盒。
《新民周刊》：你觉得患者对你们误解最大的是什么？
杨伟国：戒心太重，总认为医者不负责任。这种心态也不是无缘无故，因为他们接受到了太多的负面信息让他们丧失了对医者的信任。我们经常发现患者上午在瑞金医院看病，下午又到华山医院再看，如果诊断结果一样，他信，如果不一样，他还要到第三家医院去。现在有关机构正在研究信息联网，以后这样的情况就不可以再重复检查，浪费医疗资源。
《新民周刊》：红包与回扣的问题在瑞金医院存在吗？
杨伟国：红包不可避免，总是会有的，尽管是个别现象。我们也在想方设法杜绝。至于回扣问题，有专家认为这是医务人员价值不能被公开透明承认导致的市场通过商业贿赂的变相承认，但我们认为商业贿赂会导致大处方，因此必须治理。不过，回扣比较隐晦，台面上很难发现，我们不一定抓得到证据，只要发现可疑迹象就会采取措施，一个多月前医院发现一个医药代表盯着医生宣传自己代理的产品，于是立即停用该产品。
《新民周刊》：传闻医生开什么药都会有回扣？
杨伟国：这不可能，国外药企比较规范，国内企业比较盛行回扣做法。治理回扣对医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不是说没有办法，比如设置用药排行榜，哪个医生用某类药过多，就可以去深入调查是否有猫腻。
《新民周刊》：对医患纠纷，医院有什么话要说？
杨伟国：希望整个社会包括医患双方都能把住法律的底线，当然现在还提倡第三方调解，但问题是患者不但不相信第三方，还不相信法律，他只相信拳头，相信闹，造成医院的被动。不相信法律，这不单单是对医疗行业的威胁，这也是整个社会进步的障碍。
医学是一门有缺陷的科学，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生老病死也是自然规律，大部分患者是能接受的，但有些情况下有偶然性，比如年轻人猝死，家属就很难接受，由此导致医患纠纷，我认为，生命健康教育是必需的，而且应该从中学时期就开始灌输。
《新民周刊》：两天的病患角色互换很短暂，其实更多是一种传递互相理解的信息形式而已，但也确实有些启发，比如改善医患关系，医院并不是难有作为的。
杨伟国：是的，比如引入社区力量到医院充当导医等志愿者。我们今年计划引入音乐学院的音乐志愿者，在就诊大厅演奏合适的钢琴曲目，给患者营造一个舒缓的就诊环境。
《新民周刊》：您还有什么想对患者说的？
杨伟国：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也需要您的加入。
今天，我是一名“患者”
患者的憋屈，医生是否感同身受？
记者—应 琛
6月13日，瑞金医院“医患角色互换体验营”的第二日，来自仁济医院的5位医生代表“变身”成患者或患者家属，体验求医过程，感受患者看病的不易。
一天的体验，难免“作秀”之嫌。但如张爱玲所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也许，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当越来越多的人能懂得“医患共苦”的道理，变得相互慈悲起来，“医患纠纷”、“医患矛盾”也就能顺理成章地成为昨日旧闻。
医生的一个微笑、患者的一声道谢，就是彼此信任的起点。
“排队很正常”
张贺，仁济医院肾脏科的年轻医生，是这次活动的体验者之一。这一天，她的任务是充当家属，陪同一名病患就医。
早晨7点30分，瑞金医院门诊一楼导医台前，张贺靠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等待着她要陪同的对象。6点30分就早早出门的她看上去睡眼惺忪。
“平时门诊8点，急诊7点30分就要上班，这么早起床是习惯了。但在难得的休息天，起这么大早的情况还真不多。”看得出，如果可以，张贺宁愿选择在被窝里多呆上一会儿。
张贺坦言，她并不知道这次体验具体要怎么做，只是接到院里的通知就来了。待记者与她简单地说明情况后，张贺这才有些“恍然大悟”道：“就是让我充当家属，陪着看病，对吧？”
7点45分，患者陆秋林赶到了医院。在简短的交流之后，张贺了解到，原来老陆这些天整个肚子有些涨得难受，这次是来看消化科的。
7点50分左右，张贺和老陆来到挂号处。6个窗口前都排起了10米多长的队伍，张贺与老陆挑了条看上去稍短的队伍，排在了最后。
“我估计要排一刻钟左右，已经不算久了，因为这里挂号和付款是分开的。在我们医院可能要排半个多小时。”张贺说，“其实，排队也很正常。没有办法，在哪里看病都这样，挂号、坐电梯、候诊、化验等样样要排队、要等待！”
已经在众多部门科室轮转过的张贺，对看病的流程显得十分熟悉。“早上一般情况下人都会非常多，我们医院也是的。根据我们医院的情况，一般建议患者10点多来排队挂号最好。因为这时第一批来看病的人都已经看好了去付费了，这个时候排队等候的时间肯定会短一些。”
另外，张贺说，如果想更节省时间，可以选择去自助挂号机挂号。它的操作系统极其简单，所有在人工挂号窗口可以进行的事情，机器上都可以操作。
“即使没有医保卡，凭身份证也能在自助挂号机上进行挂号。不过对于老年人来说，操作起来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困难，医院最好能多增加一些志愿者在旁指导。”张贺提醒道。
果然，排了约15分钟后，张贺与老陆终于挂上了号。老陆拿到的号是“82号”。“看消化科的人并不是很多，相信11点前是肯定能够看完的。”张贺估摸着。
挂完号的张贺与老陆一起走到大厅的一侧准备坐电梯到五楼的消化科，却发现这里的电梯只停较高的楼层。
去五楼的低层电梯在大厅的另一侧，虽然电梯外已经站满等候的人群，但好在有人管理秩序，先下后上，没等多久，张贺和老陆便搭上了电梯。
其实，张贺平时自己上班也宁肯走扶梯，“电梯人太多，医生也必须排队”。张贺就曾看到，有一个医生，因为陪老婆看病，光等电梯就等了半个小时。
医生也为难
8点15分，张贺与老陆来到五楼D区消化科的候诊区。张贺抬头看了看显示屏，刚叫到“25号”，她想让陆先生先找个位子坐下等候，但候诊区的人实在太多，基本没有空位。
“瑞金医院地方大，这里将诊室与候诊区分开的做法比较好。不会有太多的病人堵在诊室门口。”张贺告诉记者，“门诊医生最怕的就是，一个病人还没看完，另一个就已经冲进来。人多了，医生的情绪也会比较烦躁。”
张贺坦言，她能理解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看病的心情，“碰到急躁的病人，先要安抚，碰到实在不讲理的，只能不理。说多了，不但影响自己的情绪，没法继续看其他病人，也会激化矛盾。当然，有的病人会说，怎么医生连个笑容都没有。要知道，一个医生每天要看几十个病人，有时从上午到下午都不能上厕所，已经很累了，怎么可能始终挂着笑容？不过，我平时看诊都戴口罩，笑不笑也看不见，尽量注意语气和态度就行了。”
在候诊的过程中，坐在张贺旁边一位老婆婆搭话：“我家住在吴淞那边，每次上这里看病都要坐很久的车，过来还要再等很长时间。其实，有时候就是来开个药。这医生怎么不好一次多开一点给我的啊？叫我老太婆一次次地跑不算，还要等，实在吃不消啊！”
面对老婆婆的质疑，张贺有点哭笑不得，张贺说，并不是医生想让患者一次次地往医院跑：“其实，开药也是有相关规定的。一般，门诊开药量不超过半个月，急诊则是最多一周。另外，这样做也是为了让病人能及时来医院复诊，有些病人的病情是需要每隔一段时间进行观察，药吃完了，他们也就自然会来医院了。”
等待的过程着实让人感到漫长。张贺和老陆会时不时地抬头看看显示屏。“哦，52号了。快了！快了！”老陆的声音中充满欣喜。
9点左右，老陆的名字终于出现在了显示屏上，他兴奋地跑去护士台前登记，“516号诊室，我们走。”
这一天，消化科一共有四个医生在门诊看病。516号诊室门口的显示屏上显示了看诊医生的姓名、就诊中的病人姓名以及两名等待患者的姓名。老陆排在了“等候2”的位置。
“今天还算不错，三刻钟就排到这里了，已经比我想象中的快了。”老陆对于这个速度还算满意，这时，他才找了个位置定心地坐了下来。
张贺对老陆的看法表示赞同：“这个时间确实不算长。其实，大部分病人还都是能理解的。”
不过，张贺也透露，有的患者为了节省等待的时间而去挂了急诊，这样会导致看急诊比看门诊还慢的情况。
“有一次，在急诊。一个病人一进门就冲我抱怨，说他看个急诊也等了近两个小时。”张贺说，一旦看到急诊患者太多，他们会劝患者改换其他医院就诊。
在张贺看来，急诊的风险比门诊高多了。“特别是一些危重的病人，一旦出了岔子，引发纠纷的概率就非常高。所以，这也就产生了医生不愿冒险让一些病人回家，病人家属也要求留院观察几天的情况，久而久之，常常能看到急诊监护室人满为患。”
9点12分，张贺和老陆终于进入诊室。询问症状、病史，简单地腹部按压……门诊医生建议老陆做个B超和测个血脂，“你可以减减肥啦，初步看下来，还是你太胖的原因。如果报告出来没问题，再吃一点调整肠道的药就行了，没什么大问题。”
9点15分，老陆从诊室里走了出来。“B超和血脂这两个指标是必须要测的。因为B超要做胆和胰脏，如果你是空腹的话，当天做当天拿报告。拿报告回来给医生看也不需要再挂号排队。” 张贺表示，医生给老陆的诊治是常规性的。
张贺进补充道：“像我平时在看肾脏科门诊的时候，一般肾B超(两侧40元)和尿常规(10元)，这两项是必查，也都能进医保，做完基本能判断病因。如果不行，则再进一步做其他检查。相反，有时候是病人为了求放心，叫医生让他多做一些其他检查。”
对于“过度诊疗”的问题，张贺并不排除有医生为了“自保”而采取“保护性诊疗”的情况，“但一般情况下，医生是不太会让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的。”
换位不容易
与张贺的“速战速决”相比，另一名体验者蔡佳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蔡佳翌同样来自仁济医院，是血液科的一名年轻医生。7点50分，蔡佳翌陪同另一位患者到内分泌科就诊。8点30分左右，他们挂到“159号”。在诊室外等了三个多小时后，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排队显示屏刚叫到“130号”。
内分泌科是瑞金医院最有名的科室之一。“大医院看病都是这样等的，上次我陪我外婆到华山医院去看皮肤科，早上9点不到，已经挂号挂到近1000号了！”蔡佳翌像是在安慰患者。
“内分泌科比较特殊，一方面它的病人因为要验血，所以必须空腹，所以大部分病人都集中在早上到医院。另一方面，内分泌病情本身比较复杂，看的时间也会多一些。”
好不容易等到见医生，蔡佳翌陪同的患者还是没能做到检查。由于患者吃过早饭，不符合空腹检查的而要求，医生给患者开了一张预约单，“这样你下次来的时候就不用排队了。”
走出诊室时，拿着花费大半天得到的预约单，患者却决定放弃这次预约。“时间实在是耗不起，我来到医院就要1小时，排队还得三四个小时，看个病大半天就耗进去了。我觉得我这病只要控制好，在地段医院看看就挺好的。”
在陪同看病一天后，蔡佳翌对患者的难处感同身受。她说，如果不是很严重的病情，像感冒、发烧等常见病、多发病，患者还是分散就医比较好。
“我的家人平时生病了，我也建议他们到地段医院去看，或者到就近的医院。除非疑难杂症，否则到大医院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蔡佳翌说，“平时我一般都是到地段医院看病的，排队时间短，一般看个病花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就差不多。”
一天下来，“扮演”患者家属的张贺和蔡佳翌，虽然极力体会作为患者的处境和心情，但难免还是忘不了自己作为医生的角色。当医护人员真正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变成真正的患者或者患者家属，一些人的表现，并不像体验者们这般冷静和理性。
在瑞金医院医疗纠纷处理办公室，记者巧遇一起医疗纠纷，患方家属是一名护士。这名护士的父亲在瑞金医院接受了肝囊肿手术，手术后病情复发。患者女儿坚持认为，肝囊肿手术后是不会出现复发的，复发的原因是手术不当，要求医院赔偿经济损失。
纠纷处理办公室行政主任刘西瑛向记者介绍，“医纠办”已经针对这起纠纷进行过两次调解，始终未果。工作人员无奈地告诉记者：“我们的工作中，最怕遇到似懂非懂的患者或者家属。他们有一定的医学背景，但又不明白肝囊肿手术的风险，真是有理也说不清。”
医生理解患者，其实并不那么容易。
医生和患者关注的重点不同，患者很多的抱怨，其实都是因为这样的错位。医生的精力都用在研究病人的病理上了，没研究病人的心理，所以病人并不领情。
记者—黄 祺
做了50年医生，当了近20年上海中山医院院长，历经中国医疗体制大大小小改革，杨秉辉教授对中国医患关系的变化了然于胸。恐怕再难找出像他这样适合谈论中国医患关系的人，更加难得的是，在远离行政岗位后，他对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着更加客观的认识。
在这样一位年逾七十，而又从未间断观察社会的老医生、老院长眼中，中国医患关系走向今天这样的局面，虽然存在众多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但医疗体制和医学教育难辞其咎。
病人为何不领情？
《新民周刊》：每个去医院就医的患者，似乎都一肚子怨气，医生能够理解患者的感受吗？
杨秉辉：我在任的时候，患者投诉最多的情况是“我话还没说完，医生方子就开好了”。大多数医院都是这样的情况。我去问被投诉的医生，你为什么不让患者说完？医生说，他上周做过胃镜，连他胃里面都看到了，他说什么实在不重要了。我再去问患者，患者说，我家邻居是得胃癌死的，我今天来是想问医生这胃病会不会变成胃癌，他开的药我家里还有啊。
医生和患者关注的重点不同，患者很多的抱怨，其实都是因为这样的错位。医生的精力都用在研究病人的病理上了，没研究病人的心理，所以病人并不领情。
《新民周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位？
杨秉辉：西方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有一句名言是“了解病人是什么人比了解他生什么病更重要”。医学不仅是一门科学技术，更是一个为人服务的行当。现在的医学教育，只教学生细菌、病毒、细胞、药理，很少教学生社会是什么样的、病人心态是怎么样的。医生不应该是纯粹的科学家，应该提倡医学人文精神，这一点是目前中国医学教育欠缺的地方。
有一个笑话说，国外一个医学团体访问中国后，笑谈中国的医学教育与兽医的教育是差不多的，兽医也教牛生了什么病，是什么细菌引起，用什么药。我们注重医学技术的方面，忽视了医学是为人服务的。
行政部门对医生的评价也是纯科学性的，只看医生论文有多少，论文的级别有多高。我认为，医生是应该做一些研究，但对他们的评价标准，不能跟对生命科学院的专家一样，他们的精力都在科研上，而医生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看病上的，我认为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最重要的是看他能不能服务好病人。
《新民周刊》：为什么说了解病人比了解疾病更重要？
杨秉辉：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多年前一位江西农村患者，风湿性心脏病拖了太久，变成严重的心力衰竭。从病情上看，他需要做一个心脏瓣膜置换手术，但由于他病情严重，手术的风险很大。这个患者到过很多医院看病，医院都不敢给他手术。后来到上海的某三甲医院，一名非常优秀的医生接收了他。这名医生认为，患者病情非常严重，不手术就只能“等死”，尽管风险大，还是要“搏一搏”。
患者对医生愿意手术感激不尽，跪下来磕头，说是终于找到救星了。他回老家凑够几万元手术费用，住进医院，接受了手术。手术后第三天，患者因心力衰竭而死亡。家属自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到医院大闹。他们认为既然你医生同意手术，就是一定能治好的，现在人死了，一定是医生的责任。
这位医生的技术是好的，他也是好意想要治好病人，但他没有考虑病人的背景，像这种高风险的手术，患者和家属是无法承担的。这个手术，可能不应该做。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作为对照的真实故事。有一年我带队到江西农村巡回医疗，遇到一名患心脏病的农村妇女。她的疾病是主动脉狭窄，她说经常感到胸口痛。我问她，这里的医生 是怎么给你治疗的。这名妇女告诉我，医生说，胸口痛的时候，就回家喝一碗糖水，喝了糖水就会好很多。
其实，糖水并不能治疗她的心脏病，但这名医生很聪明，胸痛一般总是在劳作时冠状动脉血供不足，患者回家喝糖水就是得到了休息，休息才是症状得到缓解的原因。像喝糖水这样的“缓兵之计”，对于这名妇女来说可能就是最好的治疗。
医学能做的，是对病人的照顾，包括心理的、社会因素的照顾。
《新民周刊》：越是大医院，矛盾似乎越多，这是什么原因？
杨秉辉：你到大医院看病，医生就有责任。你跟医生讲病情的时候，一定说得严重些，非常不舒服、难过死了。医生能不重视吗？重视了，就要检查，现在的科学发展到超声波能发现肝脏上0.5厘米的肿瘤，医生手摸怎么能摸出来。如果误诊，罪不可恕，尤其大医院。
所以，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头痛，他去看神经科的专家，这个专家不敢不给他做CT，若检查不能确定病情，CT做完再做核磁共振，然后医生说“未发现明显病变”。过两天病人自己头也不痛了，对于患者来说，检查不是白做了吗？所以患者觉得多花了钱，医生多做了检查。但问题是你看了专家，他擅长脑肿瘤的治疗，当然要给你查清楚。
《新民周刊》：还有一种说法是，医生让病人做那么多检查，是为了保护自己，推卸责任。
杨秉辉：病人、社会都不会轻易饶恕医生的失误，所以现在医生责任很大，必须步步为营。医疗纠纷要举证倒置，医生要证明自己没有错。经常有报道说，看感冒做了多少检查，花了多少钱。我要问，既然你知道是感冒，为什么一定要到大医院去看，自己买点感冒药吃不就得了吗。
医学越发达患者越不满
《新民周刊》：现在医疗技术进步了，很多疾病在早期就能被发现，应该是好事，为什么患者反而不满意？
杨秉辉：对，医疗技术是先进了，但病人的自我意识也提高了，不只在中国，在其他国家，病人维护自己权益的现象也越来越多，但人家都是通过法律途径，医生常常要应对官司。人对自我价值的理解，是社会进步的一面。
《新民周刊》：很多患者的抱怨是，医生故意让我做不必要的检查，让我花更多钱，过去没有这么多仪器，不是也能看好病吗？对此你怎么看？
杨秉辉：过去医生看病很简单，没有这么多仪器。我是内科医生，来一个发烧病人，医生先考虑呼吸道的感染，问问咳嗽吗？病人说不咳。那我就拿听诊器听，呼吸音很清晰，不像肺炎。我再问拉肚子吗？病人说不拉，那就基本排除肠炎。我问头痛吗？说不痛，检查一下头颈没有强直症状，基本排除脑膜炎。躺下来压压胆囊的位置，如果没有压痛，基本不是胆囊炎。如果阑尾没有压痛，不是阑尾炎。排除了这些常见病，医生开点退热药总是没错。
如果病人第二天烧退了，病人觉得挺好，如果第二天没退烧，他又来了，我们就要查个血，白血球高，表明有炎症，打青霉素。如不高，考虑还是感冒，继续吃药，多喝点水。当时就是这样处理的，病人都没有意见的。
但是现在，再这样看病就不可以了。比如还是刚才这个病人，第二天没退烧，他肯定去别的三甲医院拍片，如果查出来是支气管炎、肺炎，患者马上倒过来告你，说你不给他检查，说你误诊。
《新民周刊》：我们总是怀念过去，很多人说二三十年前，没有医患纠纷，是这样吗？
杨秉辉：我是1962年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就一直做医生，干了50年。“文革”之前，医患之间的矛盾很少。
那个时候医院看病的人也很多，病人要排很长的队，医生给每个人看也不过两三分钟时间，和今天的情况没什么差别，但当时病人一般没有意见。
我们医院当时与周边工厂挂钩，所以很多患者是工人，工厂里劳动很辛苦，能请半天病假出来看病，对一些人来说算是一种休息。所以，男病人带着小说来排队，女病人带着毛线编织来排队是常见的景象。
当时工厂工人都有劳保，看病不用付钱，到月底医院会与工厂结算，患者经济上也没有压力。所以，等他们看好病回到工厂，顶多是嘴上抱怨几句排队太长，但心里的怨气没那么大。
《新民周刊》：看病贵是患者容易对医院不满的主要原因吗？
杨秉辉：医改以后，患者自付部分增加，的确与医患关系变得紧张有关系。以前看病不用出钱，医院跟单位结算，患者心理压力会小。
患者到医院闹事的情况，从1980年代开始有，但不多，1990年代开始情况就不妙了。
六七十年代，也有医疗失误发生，如果出了事，医院会跟患者单位沟通，单位会有补助啊，照顾啊。1980年代后，人变成社会的人了，单位不管了。医改以后病人要付更多的钱，患者经济压力变得很大。像这样的情况，需要社会救助，但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机制。
还医疗本来的面目
《新民周刊》：在中国有一个特别的现象，患者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没有病，按道理患者应该高兴，但中国患者回家后还是一肚子抱怨。这是为什么？
杨秉辉：“你说我没病，我们隔壁邻居去年也没检查出有病，今年就得癌症了，你这个医生没给我查出病来，一定是不尽责。”很多病人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我们的公众对医疗的期望值太高，其实医学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要把医学看成是万能的。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医学是一个“失败”的技术，人最终都是要死的，人死的这一次，对于这一次医疗来说必定是失败的。这就是医学，但很多民众不理解。中山医院一位医生去世了，医院贴了讣告，一些围观的人议论说：“医生也死啦？”这当然是玩笑，但也表明了大家是怎么理解医学的。
《新民周刊》：为什么大家对医疗的期待会如此高？
杨秉辉：医疗技术这些年进步的确很快，很多以前会导致死亡的病，现在存活的几率大得多。比如急性心肌梗死，在我刚做医生的六七十年代，死亡率90%，也就是说收进来100个病人，最后能活着出院的只有10个。因为那时候没有办法治疗，当时的办法就是让病人卧床6周不起，吃饭、大小便、洗脸洗脚都在床上，护士很辛苦。卧床为的是不增加心脏的负担，医疗上没有什么办法。
心绞痛很痛，就打一点麻醉剂止痛，甚至杜冷丁。如果出现心力衰竭，就用一点强心药，说实话，活下来的算是命大的。
现在，如果患者能及时送进医院治疗，放置支架，大量病人存活下来，死亡率到下降到30%以下。这个支架很贵，有人说装几根支架相当于身体里开进去一部汽车的钱。但是，人活下来啦，人的生命值多少钱？当然，放了支架不等同于就治愈了冠心病，可能过两年又出现问题。
技术的进步的确让很多疾病有了治疗的办法，但人的生命很奇怪，有时候很坚强，矿工被困在矿井下，如有水喝，可能维持40天，但生病的时候，可能“转眼就死”。比如，25%的急性心肌梗死是来不及送医院的，大面积心梗几分钟就会致命，不管他在哪个国家，科学如何发达，交通如何方便，直升机也来不及。
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医疗是有很大风险的。终究科学不能让人不死，民众不能认为，患者在医院死亡，一定是医院责任。
《新民周刊》：我想，民众对医疗的期待这么高，也是医务界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杨秉辉：对，医务界是喜欢这样宣扬。我写过一篇文章批评这种现象，我说“医学还躺在过去战胜传染病的功劳簿上”。
医疗是有风险的，医学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不但民众要知道，医生更要知道。
我常跟年轻医生说，你不要以为你本事很大，高血压你不过是用药把血压降低一点，并没有治好。糖尿病患者一针胰岛素20分钟内血糖就会降下来，这个不是你的本事，糖尿病不可能治愈。一些人认为医学好像无所不能，其实我们面对的大量疾病，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癌症，还是老年病，像骨质疏松、前列腺肥大、肺气肿，这些都是没办法治好的。老年病是年龄决定的，没有返老还童药，注定这些病是看不好的，人只会越来越老，病只会越来越多。
疾病能治愈的很少，但整个医学界认识不多。到今天卫生系统还在统计住院病人的治愈率是多少，我说，医院越大，治愈率肯定越低，三甲医院住院的都是疑难杂症，都是治不好的。
大量的病需要终身照顾，所以医院才会门庭若市，就像滚雪球一样，寿命越来越长，人越来越老，病人会越来越多。医学能做的是避开严重的疾病，推迟生命的结束，让人更健康地多活一些时间。
中国医患矛盾为何更突出
《新民周刊》：为什么中国的医患矛盾，显得特别突出？
杨秉辉：现在中国的患者以相对低的收入享受世界一流的医疗科技，这中间有很大的落差。
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高血压的常用药络活喜，前几年一粒8元，相当于1美元。如果一个患者自费吃药，一天1粒，一月要花240元。如果这个患者只有1000元的退休金，吃这个药负担就很重，生活必定拮据。如果他的血压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患者当然怨气就来了。
但是，中国退休工人吃的药与美国总统吃的药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某美国人每月收入3000美元，他只要花30元吃这个药，当然不觉得贵。按照这样的比例，如果中国患者只花10块钱吃药，抱怨可能就没那么严重。
有没有便宜的药？有。过去我们用利血平，但这个药现在不生产了，太便宜，工厂不愿意生产。这是医院的责任吗？当然，这个药，有时会引起便秘，其实发生的机会并不多。
《新民周刊》：一方面政府认为已经投入很多资金用于医疗保障，一方面民众仍然觉得看病太难、太贵，这样的矛盾能够解决吗？
杨秉辉：看病难是存在的，比如中山医院，六七十年代每天门诊量800人，我们有病床800张，当时需要住院的病人，医生开个单子基本都能住。现在我们每天门诊8000人，病床1800张，门诊量增加了10倍，但病床数增加远远没有这么多，想要住院自然难。
但我们的城市居民看病真的有那么难吗？杨振宁回国的原因之一，是他当时的夫人患有心脏病，在美国预约专家要等几个月，实在太不方便了。中国要想看专家，大医院的专家都挂着牌子在那儿恭候挑选。偏远、贫困地区的患者的确是看病难，他到县城看不了，到省城看不了，只能到上海，租一个小旅馆等着看病。这种情况，与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有关，与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关系。
因此，解决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出路，是政府加大对医疗的投入，让患者经济压力减小。
国家应该定出基本医疗服务范围，超出这个范围的，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付费就医。就像吃饭，政府保证让你吃饱，天天到锦江饭店去吃当然不行。
目前没有很好地界定什么是“基本医疗”。政府应该保证公民的基本医疗，基本医疗以外的，例如器官移植后的抗排异药物，可以由基金会的形式解决，比如一个大富商，他得了一种病，去世后他将自己的财产建立某某基金，帮助这些病人。
分诊为何难推行？
《新民周刊》：我们常常提到分诊制的好处，很多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小病找家庭医生或者社区医生，大病才到大医院。但我们的患者，很难相信基层医生的医疗水平。
杨秉辉：中山医院做过研究，现在每天门诊量8000-10000，其中80%不需要到大医院看，应该到基层医院。
患者不相信基层医生，是因为基层医生水平的确是差一点，但近十几年有所改善。十多年前，即使上海这样的城市，70%的社区医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医学教育。
因为这样的人员结构，卫生部门规定社区里只能开一点“太平药”，一直到今天，有些药在地段医院开不到，也有这个关系。
大学本科毕业的医生不愿意到基层去，因为那里被人看不起，也没有学术上的深造的机会。
怎样让患者相信社区医生，我认为首先要培养社区医生人才。我是中国全科医学最积极的鼓吹者。1993年中华医学会成立全科医学分会，中国全科医学的发展比发达国家晚了20年。
1993年到现在20年过去，全科医学有些进步，但进步不大。上海有一些推进，上海的做法是，到全国各地招收本科医学生来培训，经过3年培训，如果考试获得全科医学执照，这个医生就可以落户上海，国家在你3年培训期间也有补贴。这个政策吸引了一批外地医学生留在上海做了全科医生。这样的制度是与西方国家接轨的，英美国家也是让大学本科生接受3－4年的培训，然后去做全科医生。
最近，上海的全科医生培训受到了一点影响，因为全国推进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外地毕业生可以到上海来参加各个科室的培训，毕业后做心脏科医生也可以，做内科医生也可以。全科医生的吸引力还没那么大，所以很多人会放弃选择全科医生培训。
《新民周刊》：正如你所说，目前到基层当全科医生的吸引力还是不大。
杨秉辉：是的，我想一个最有效的办法是提高全科医生待遇。在英美，一个全科医生或者叫家庭医生，挣钱不比大医院专家少。专家名气大，职业声誉不同，但全科医生很“实惠”，这个行业竞争不大，不需要做很多论文，他只要一门心思把病人服务好就行了。中国没有这样的气候。
国家政策是支持全科医学发展的，去年国务院的文件提出，要发展全科医生制度。我们的全科医学分会，卫生部部长陈竺是名誉主任，他部长来做一个分会做名誉主任，表达的是对这个学科的支持。
培养更多全科医生，建立分诊制度，是解决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途径，当全科医的生名誉、地位都得到提高，就会有人愿意做。当医生素质提高，一些药物就会向基层医院开放，患者就会去社区医院看病。当病人得到分流，看病就不难、不贵，医患关系也会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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