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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药厂与医生私下的金钱交易问题，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了一项《医生支付阳光法草案》，沉默了将近大半年后，大药厂终于开腔表示支持
调查统计显示，94%的美国医生接受医药工业界的礼品和其他礼待，多数医疗机构接受不同程度的研究经费或临床试验资助，知名医生几乎都有机会接受药厂或器械商支付的顾问费或讲演费。药厂与医生如此近（金）距离接触，利益冲突明显，公众健康服务难以公平地实施和监控，引发了公众质疑和国会担心。
去年，当几家大公司高管承认给予使用其产品的外科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礼品和顾问费以后，美国卫生部监察总长Greg Damske被传唤到国会作证，他承认许多外科医生担当医疗器械商的医学顾问，其实并没有提供顾问服务，企业只是找一个名义给钱，收买外科医生的忠诚度。去年9月，在新泽西州法庭，5家医疗器械公司承认在2007年共向医生支付2.21亿美元，其中4家公司同意支付政府3.1亿美元了结官司。
迟来的表态：晒！
勿庸置疑，工业界的糖弹攻势是为了巩固其品牌印象，排斥仿制药竞争，一定程度上造成医生多开或专开高价药，医疗费用高企。因此，去年9月，美国两党参议员首次起草提出《医生支付阳光法草案》，要求药厂和器械商披露支付给医生的所有费用，包括礼品、荣誉性待遇、旅行费用、继续教育资助和临床试验经费等。
该草案将会颠覆医药工业界的传统营销模式，药厂反应很暧昧，草案提出半年内几乎没有对此明确表态，直到5月15日，礼来首次表明立场，成为第一家公开支持该草案的大药厂。之后，大药厂如默沙东和阿斯利康，行业组织如美国研发型制药企业协会和医疗器械组织，美国医生联盟组织也相继宣布支持该草案。辉瑞、阿斯利康等其他药厂（除了先灵葆雅）在国会议员发函催促下，也分别表态会披露资助和捐赠名单。
据悉，美国国会议员迫切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让该草案成为法案，并试图与《联邦老人医疗服务立法改革议案》联系起来，后者可能在国会8月休会前予以考虑，其目的可能是避免削减支付给医生的联邦老人医疗服务费用。这一削减方案目前在美国医学会仍有很大争议。
在西方国家，医生、医疗机构、医学院与药厂、医疗器械商的合作关系历来紧密。这种关系必需而重要，但也需要受到监控和规范管理。没有医生的参与，许多药物的临床推广应用十分困难；没有医疗机构和医学中心的参与，新药临床试验就无法开展，许多医学临床上的发现和发明就无法真正被产业化。
医生既然是高素质、高收入的专业群体，他们的付出就需要有回报，但其间的经济往来和利益关系需要一定程度的披露，因此，医生在许多专业学会做学术报告或在杂志上发表论文时，需要披露讲演者或作者与药厂的关系，让听众或读者判断学术报告或论文的可信度和价值。即便如此，医生和药厂均不必披露双方经济往来的金额，至于药厂销售代表登门拜访医生，送点小恩小惠的礼品，均属人之常情，不足为奇。
两难的境地：不晒？
然而，《医生支付阳光法草案》将药厂过去的市场营销手段纳入到报道监控系统，这对双方都是一种考验。对医生而言，曝光自己从药厂处获得的收入多少有点不自在，拿钱不多还好说，顾问费稍微多些，就会被视为与工业界走得太近，或太专注于商业，势必影响自己的职业形象及与患者的信任关系；对药厂而言，本可以发挥作用并正常开支的费用现在无法入帐，即使还可支付给医生的赞助费或顾问费现在也不得不由地下走向阳光，给予医生和医疗机构的经费过多会被视为用钱开路，涉嫌购买医生的影响力和处方权。
当然仅从这两个方面局部地看，还远远低估了该草案的长远影响力。在公众面前暴露药厂与医生的亲密关系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现在不仅能实现，还要受到舆论和消费者社团的监督。谁愿意在公众面前一意孤行，继续按自己的老套路搞市场营销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一轮的沟通中，先灵葆雅的态度似乎有点固执，尚未摆脱“Vytorin门”事件负面影响的这家药厂，居然态度强硬地表示不愿透露相关数据，它显然错误地估计了行业内行为操守变革的大势。
虽然该法案通过后还要等2年才能真正实施，其间的过渡和变化应该很大。没有足够的礼品、活动和支付为支撑，如何维系传统营销队伍和模式？现在开始裁减销售人员恐怕势在必行，靠药代登门拜访的做法也正逐步萎缩，美国有些州和医院已经禁止此举。离开了礼品，撇开或减少了顾问讲课费，以前的市场营销费用该往哪儿花？如何寻找新媒体、新平台、新模式来推销讲究循证医学的新药和新疗法，将是每个产品经理和市场部经理的新课题和新挑战。
中国的药品营销、中国医生与企业关系的规范化和透明程度，远远落后于国外立法和执法。那么，在国外的《医生支付阳光法》即将出笼的前夕，我国行业会否不受丝毫影响呢？肯定不会。众多跨国制药公司及其海外《反商业贿赂法》和《医生支付阳光法》，一定会有其内部的统一实施标准。国内的立法机构也会参考国外的成功经验加强针对医生与药厂之间利益冲突的监控。反商业贿赂和规范学术推广，将会成为政府必须抓紧和落实的事情，这也是有远见的药厂和器械商需要认真思考探索新路的课题。
我们在欣赏国外讨论和制订《医生支付阳光法》的同时，也要大声疾呼：我们何时能诞生适合中国国情的《医生支付阳光法》？中国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需要用新思维、新方法来加以治理，中国僵硬冷淡的医患关系需要阳光普照来温馨培育。中国药厂和器械商的成功商道最终还是要靠创新、品牌和服务来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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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觉的哈佛专家
据《纽约时报》报道，哈佛一名精神病学家自2000年起收取了药厂超过160万美元的顾问费，其研究和相关推荐为安定类药物在临床儿科的广泛使用“铺路搭桥”，最近这名专家因未披露其中的大部分赞助费而备受争议。
这位名为Joseph Biederman的专家是躁郁症权威，正如《波士顿环球报》去年在报道中所称，“说服美国人即便小孩子也有如此严重的躁郁症，他的贡献最大。”当时在被问及所收受的药厂费用时，他拒绝回答，并称其收入已得到哈佛医学院和麻州总医院的批准。
据悉，去年秋，美国参议员Charles Grassley在调查医生和药厂的利益冲突问题时，哈佛医学院和麻州总医院提供的医生收入表格显示，过去7年来，医生们收受药厂的费用不过成百上千元。然而，根据国会调查员汇集的药厂相关开支数据，每名医生的收入均超过100万美元。
此举违反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利益冲突条例，当事人可能因此受到制裁。据悉，麻州总医院的相关政策禁止研究人员在收取药厂费用超过2万美元的基础上进行相关药物临床试验。（桔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