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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请他们回答两三个问题：中医学院的校医院是以中医药为主，还是西医药为主？中医学院的师生病了，首选西医诊治还是中医诊治？当你或者你的亲人必须手术时，你有勇气接受中医的“针刺麻醉”吗？
-本刊记者 尼克 发自长沙
2006年初，张功耀对即将发表的《告别中医中药》的预期相当保守，只希望它是篇合格的学术论文。
事实上，中西医之争在学界是个长热话题，一个中医师和一个西医师坐在一起，最可能的话题便是中医到底会不会死，或者会怎么死。
但事态的发展超出他的预期，他毫无准备地成为公众人物。
官方否定性的表态后，张功耀不承认自己失败了。恰恰相反，他认为真正的辩论刚刚开始，中医药继续寄生在国家体制还是回归民间，并不是他辩论的重点。
他言词激烈，火药味十足，批驳中医药的思维方式和诊断习惯，他要“听到在科学的鞭挞下，中国传统医学糟粕的坍塌声”，还要探究那些似是而非的民族自豪感因何而来。在看个究竟之前，他说自己誓不罢休，的确有点“神经病”和“走火入魔”。
但如果我们意识到，对科学的选择和信仰，不仅仅是他的学术志趣，也是他切身的回忆，也许我们能理解他的偏执或执着。
面目狰狞的科学自大狂？
毫无准备地成为舆论焦点后，张功耀开始思考“告别中医中药”这个纯学术问题，何以如此吸引大众的注意。他的答案是，首先它人命关天，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其次，它是科学和玄学的对立。
“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中医一直标榜为‘仁术’，可是这种‘仁术’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仁爱特征。一、装腔作势，欺骗患者；二、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三、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为无效施治开脱责任。”
张功耀态度坚决地从中医药出走。事实上，张功耀曾经对中医抱有浓厚的兴趣，从1972年高中毕业到1978年上大学，张功耀当过6年的乡村郎中。中医古籍满足了16岁张功耀旺盛的求知欲，而收入虽微薄，也还可以解决生计。他不会针灸，甚至不会脉诊，凭着两本借来的《汤头歌》和《药性歌括400味》妙手回春。
6年里，张功耀学会了中医的江湖口吻，学会了“凉血”、“泻下”、“胃腑热积”这些术语，但是连他自己也无法明辨这些虚玄术语的确切含义。从事科学史研究后，张功耀意识到，中医连基本的概念清晰都谈不上。
6年后，张功耀成了湖南大学政治理论专业的一名学生。
日后对中医药的叛道，和这时候科学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他，甚至他这代人来说，确定对科学的信仰，并非是他们了解了多少的科学知识，而是这些曾经的领袖主张的坚定实践者，急于走出盲目的信仰。
恰巧这时候，科学展示出它难以拒绝的魅力。张功耀现在还记得1978年，大学第一年的一天，他走在大学的操场上，广播里传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当乡村郎中时，作为当地有名的才子，张功耀还身兼大队的广播员。那天回到宿舍，张功耀对下铺的兄弟说，如果他现在还是大队的广播员，他一定要用最纯正的湖南郴州地瓜腔播它一百遍。
这是张功耀自己的政治学第一课，之前，的的确确，他认为政治学就是读《红旗》杂志，看《人民日报》，写思想汇报。
张功耀拍着胸脯说，从大学第一天到研究生毕业，他绝对没有旷过一节课。他用这句话来教育他带的一个博士生，这位学生因酷爱电子游戏耽误了博士论文写作时间。本科4年，张功耀确立了两条信念，一是追回被耽搁的6年，绝对不旷一节课，二是西方文明的关键是科学，国家强盛的根本在于是否尊重科学。他甚至认定，科学的精神在于抛除成见，服从客观规律；年轻人经过科学训练，可以养成忠诚、公正等美德。
早熟的张功耀已经开始为四年后的毕业谋划出路了。他认为研究农村经济是个不错的选择。在研究包产到户的历史时他发现，农民自留地的产量高于公地的产量，甚至是后者的两到三倍，他纳闷为什么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拜服于玄妙的“共产”主张，而无视这一客观事实，造成饿死千万人的悲剧。
他从拮据的经济来源里划出一部分，订阅了《中国统计》，想用两年时间，写一篇论文，完成对农村经济的量化研究，结果被泼了一头冷水。
首先，他不知道其中的“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到底包括哪些省份，既不确定也不规范，其次，他发现上面的数据完全没有逻辑，是为了迎合积极的结论而生造出来的。他愤怒于无法实证检验的虚假繁荣，并开始对盛产好消息、自圆其说的传统文化有了提防之心。从此落下习惯，不相信任何官方统计数字。
你到底爱不爱国？
和任何一个把科学确立为信仰的人一样，张功耀对实证和逻辑有着偏执的喜好。但是，他发现，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文化的特征。20多岁的张功耀发现，中国人确实没有多少推理、方法论方面的知识遗产。
他还发现，我们习惯于求教历史，捆绑祖宗，而不首先验证历史的真伪。否则，会被说成是缺乏基本的历史自豪感，甚至是数典忘祖。他反问说，那些空洞无物的“道理”害苦了多少中国人？
这些从大量阅读中获取的直观感受，注定了张功耀日后在学术世界里离家出走，飘洋过海。这和他现在的公众形象是吻合的，“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面目狰狞的科学自大狂”。
——“一直有人吹嘘‘针灸可以让一个植物人苏醒’。这个个案有效不能算是对针灸的实践检验。只有当下一个相同的植物人，也能用这样中医所使用的针灸方法复活，才能说这种针灸方法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可是，至今几乎所有中医界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法，都不能接受‘下一个’相同病历的检验。怎么能说，中医药疗效的检验是充分的呢？”
在自己家几平米的书房里，张功耀历数他前面的敌人。在他看来，他的观点在科学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他的最大的敌人，并非是科学上的争议，而是中国人“很有点莫名其妙的民族情感”，他们的爱恨并非基于事实，而是源于习惯、传统，冥顽不化，而科学的方法和性质，仍是公众所未能充分理解的。
张功耀说自己是坚定的爱国者，但反对打着爱国的旗号营私舞弊，把爱国变成挡箭牌和避难所。
也许，即使限定在科学里，张功耀对中医药的批判也有失偏颇。或许长时间沉浸书房的缘故，他太习惯于从典籍和理论里寻找答案了。至少，他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说明，中医这个在他看来顷刻坍塌的老古董，为什么能存活千年，并在历史长河里发挥了实际作用。
他也不能肯定，随着科学视角的扩展，是否会有一天，中医能在其中找到容身之地。这些是他彻底告别的硬伤。
但基于中医积病深重的现实，离刮痧、拔火罐，望闻问切、阴阳调和越来越远时，无论如何，我们要关注这些真诚的、勇敢的出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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