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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众不同的养生观(二)

来源:中华养生保健
摘要:清学者魏源(1794~1857)著《老子本义》对老、孔、庄、释之间的哲学思想作了进一步比较。批评庄子将老子的无欲观僵化了,缺乏弹性。魏源认为:庄子在《天下》中将自己置身于造物者之列,韩非在《解老》中批评《老子》的恬儋、恍惚为无用之教,因此、庄、韩二人都算不上纯纯正正的老子学派的人物。其三,魏源认为,真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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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学者魏源(1794~1857)著《老子本义》对老、孔、庄、释之间的哲学思想作了进一步比较。指出各家学术的独立性。对“援老人儒”,特别是“援老人佛”的观点,颇不以为然。对此,魏源评说道:“种黍生稗,尊老诬老,援佛谤佛。合之两伤,何如离之两美乎!”对于老与庄,魏源态度虽没有如此激烈,但对两者的差别还是作了明确的表述。其一,“庄周无欲矣,而不知其用之柔也。”批评庄子将老子的“无欲”观僵化了,缺乏弹性。其二,“庄子《天下篇》自命天人,而处真人、至人之上;韩非《 解老》又斥恬儋之学、恍惚之学为无用之教,岂斤斤老氏学者哉?”魏源认为:庄子在《天下》中将自己置身于“造物者”之列,韩非在 《解老》中批评 《老子》的恬儋、恍惚为“无用之教”,因此、庄、韩二人都算不上纯纯正正的老子学派的人物。其三,魏源认为,真正得老子之传的是关尹,但关尹影响微弱。“传之列御寇、杨朱、庄周,为‘虚无’之学、为‘为我’之学、为‘放旷’之学。”列、杨、庄三人均为战国时诸子之皎皎者,一般都认为他们都属于“道家”。对列、杨二人之学魏源均有评述,这里不赘。至于庄子,魏源说:“庄子放荡,宗自然也。岂‘自然’不可治身?无为不可治天下哉”,批评庄子将崇尚“自然”同“治身”、“治天下”对立起来。魏源之论未必都公允,但所论老、庄的差别倒是可以作为研究‘独立不倚’的庄子之学的线索。
    十八世纪《庄子因》在日本再版。日本学者尾张秦志铉(名鼎)撰《补义庄子因序》(1797年)。指出:“郭子玄解庄也,晋时清言家之庄,而非古庄也。宋、明诸家解庄也,宋、明诸家之庄,非古庄也。”叙述自己年轻时读(《庄子》时的困惑,大有难见庐山真面目之叹。他说:“然则‘庄’其不可见乎?匡庐之山右,望之为峰;左面望之,为峦。而其为庐山则固在焉。则庄岂不可见乎?”表现出作者对晋以来解庄诸家的失望。及至读《庄子因》之后,才感到豁然开朗。对《庄子因》的评价极高。
    山东大学的廖群先生认为庄子汲取了《老子》的某些概念,但在多方面有所超越。结论是庄子是位独立不倚的思想家(廖群:“庄子与老子的新审视”《理论学刊》2005年14期)。现代主流哲学家任继愈先生也认为:“老子的哲学,到了战国时期,向左右两个方面分化。继承它的唯物主义传统的有宋尹、荀子、韩非等人,从老子哲学体系中的某些缺点向唯心主义发展的即庄子的哲学思想”(任继愈
 《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6年)。也就是说,任先生认为庄子之说是老子哲学“向右”的发展。不管“向左”还是“向右”,毕竟不同于原先老子的哲学。这也是庄子作为独立不倚的伟大思想家的重要依据。这样的,古往今来各家的还有一些,这里不赘。需要指出的是,前人指明庄子的这些不同于《老子》哲学思想的依据均出自《庄子•内篇》。而司马迁认定《庄子》不过是“诋讹孑L子之徒”、“剽剥儒墨”、“归于老子之言”的五篇(《庄子》引文中没有一篇看法是来自《内篇》的。司马迁为什么这么做,已经不得而知。我们无意在这篇短文中全面分析庄子哲学体系,这不是本书的任务。
    第三,庄子是位非常有成就的修炼专家,对养生之道有深刻的研究。这是本文的兴趣所存.
    (四)
    作为修炼,通常认为大概有两层目的:一种是“养形”,也就是为了祛病延年,庄子说:“吹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庄子•刻意》)。庄子几乎把那个时代为了长寿所采取的养生之术全部包括在里面了。“熊经鸟伸”,乃导引术所常见,后世之“五禽戏”即为其中的代表;“吹呼吸”,今之“六字诀”即其中的一种;“吐故纳新”,简称“吐纳”,后世以“调息”为内容的养生之术都可称之为“吐纳”。说明庄子对养生之道相当熟悉,然而,注意到“为寿而已矣”和“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两句中的“而已矣”和“所好也”。表达了庄子或者庄子学派对以彭祖为代表的单纯追求长寿者并不以为然。在这里,庄子并非否定养形之术可以长寿的作用,而是批评刻意追求长寿者,可能会妨碍对修道的更高的目标——纯素之道的追求。何谓纯素之道?庄子说“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不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这是说:纯真古朴的道理关键在“守神”,而且是紧紧地守住;这样,神和形(身体)就能合而为一,而神形之合达到不可分的程度,这才符合天道。这是庄子对导引学发展的划时代的贡献。要知道,庄子时代的“导引”,并非今天所知的“导引”。古时的导引,纯为“身躯之曲折”(参看葛洪《抱朴子  内篇》),几乎没有与意识的运用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与今日的“体操”相近。
    战国时“导引术”我们仅能从《内经素问》知其大概。但是,从汉初人土的张家山247号墓的竹简(《引书》我们却能清清楚楚看到当时的导引术的确只是纯粹的肢体运动,在此书展现的110式的导引术中,无一例外。然而经过庄子的倡导,“纯素之道”由《淮南子》的继承与发扬,演绎成完善的理论体系:“神者生之制也,形者生之合也,气者生之充也。一失位三者俱伤。”(《淮南孟,原道训》)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一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导引术的内涵也有很大的提高。对比公元610年, 《诸病源候》所推出的213种导引术就可看出,其中单纯的肢体运动仅占了29%,而70%以上的导引术式,或多或少都表现为神、形、气三者兼顾的水平较高的模式。晚近出现的水平较高的气功锻炼术式几乎全都涵括了协调身心的因素。应该说导引术的这种发展,庄子“纯素之道”的倡导,功不可没。可见《 庄子》所批评的“导引”和“养形”只是当时盛行的初级水平的导引术,而非今日所见之导引。
作者: 林中鹏 20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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