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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著名疼痛研究和治疗专家、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前副所长徐国柱教授在一次有关止痛的研讨会上指出，据测算，我国大约80%的慢性疼痛患者尚未获得足够的药物镇痛治疗，有些患者甚至遭受了长期的疼痛折磨，由此又引发患者焦虑、抑郁等其他病症，并可能造成自杀、自残等后果，甚至引发一些社会问题。他说，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止痛药是毒品”的错误观念，而这一变革不仅应在公众层面大力进行，更应强调从政府部门协调、医生和医学生的教育等深度层面进行。
据介绍，疼痛是人作为生命个体的五大基本体征之一，与体温、呼吸、血压、脉搏等并列。疼痛的发病情况非常不乐观，例如超过60%的癌症患者至死都会伴随中重度疼痛；带状疱疹病毒会引起较长期的剧烈神经痛；中老年性腰疼、骨痛缠绵难愈严重影响生存质量等，这类慢性疼痛所造成的人身伤害和心理伤害往往令人不寒而栗，重者生不如死。
在发达国家，疼痛被列为需要高度重视的治疗对象。以疼痛治疗代表药物吗啡为例，在国外已经成为非常平常的止痛药物。只要病情需要，慢性疼痛患者就可以获得持续数年的吗啡治疗。
徐国柱指出，根据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委员会（INCB）2007年的年度报告，美国医用吗啡消耗占全球的58.7%，而我国医用吗啡消耗仅占全球的1.6%。该委员会2009年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医用吗啡年消耗量是我国的160倍，英国是我国的133倍，法国是我国的98倍。以上数据显示，西方发达国家在使用吗啡、可待因等药物为患者镇痛的用量都远远高于我国。
“并非是咱们中国人比外国人更能忍痛，而是卡在止痛药的使用观念上。”徐国柱认为，药物止痛被证明是目前最简便最高效的方式，常用的吗啡、可待因等属于受管制麻醉镇痛药，是阿片类制剂，尽管国内外大量临床试验证明阿片类成瘾的发生率仅为4/万～6/万，而且从技术层面上完全有足够的方法避免成瘾，但历史上遭受过鸦片战争苦痛的中国人往往根深蒂固地误解为：“止痛药是毒品，千万不敢沾。”
据徐国柱介绍，近20年来，我国政府先后推出几十种新型镇痛药，镇痛药的品种与国际已经接轨。生产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国内疼痛患者的需要。政策方面，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多次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生产、供应和使用的法规，目的是“管得住，用得上”。然而疼痛患者的治疗现状仍不尽如人意。
“基层医生往往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或是对止痛类药品存在误解，在阿片类药物的使用上谨小慎微。”徐国柱说，“院长不敢放权、各科医生不敢开药、药房不敢给药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在医院出现的瓶颈，又会引起产业链上的生产企业无法积极参与，其最终结果是患者得不到药，生生承受痛苦折磨。”（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