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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是各种心脑肾血管疾病共同的发病基础。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化较大，高血压等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增加较快，2002年卫生部组织的全国调查表明，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18.8%，比1991年增加了31%（增加7000万人），估计全国高血压患者有1.6亿。根据目前的资料预测，到2025年，全球将有29.2%的成年人患高血压，也就是15.6亿患者。勿庸置疑，高血压是长期以来世界上大多数人心血管病死亡最常见、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根据患者的病情合理使用降压药物，使血压维持在正常或接近正常水平，将会对减轻症状，延缓病情进展以及防止脑血管意外、心力衰竭和肾功能衰竭等并发症有非常显著的益处。
降压药物种类繁多，包括利尿降压剂，如氢氯噻嗪、速尿；中枢神经和交感神经抑制剂，如利血平；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剂，如β受体阻滞剂心得安、α受体阻滞剂苯苄胺；酶抑制剂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卡托普利、依那普利；钙离子拮抗剂，如硝苯地平、氨氯地平等等。近几十年以来，新的降压药物更是层出不穷。如何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选择最合适、最具经济效益、疗效最好的药物，是广大临床医生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循证医学取代个人经验
20世纪90年代以前，医生在临床上的用药决策基本上都是源于个人经验。上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流行病学家、内科医学博士Archie Cochrane经过大量的工作分析发现，只有不到20%的临床诊治措施证明是有效的。1972年，Archie Cochrane提出，由于资源终将有限，因此应该使用已被证明的、有明显效果的医疗保健措施。
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RCT）蓬勃开展起来。1990 年，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邀请Lanchester奖获得者David eddy撰写临床决策系列文章，并为此开辟了“临床决策，从理论到实践”的专栏展开讨论。David在“Practice policies: where do they come from?”一文中首次提出“Evidence-based”（循证）一词，并指出，“医疗决策要以证据为基础，且要对相关证据进行甄别、描述与分析”。国际著名的临床流行病学家、加拿大克玛斯特大学David Sackett教授于1992年正式提出“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的概念，并在2000年再版的《循证医学：怎样实践和讲授EBM》一书中将循证医学定义为:“谨慎、准确和明智地应用目前所能获得的最佳的研究证据，同时结合医师个人专业技能和多年的临床经验，考虑病人的意愿和价值，将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制定出病人的处理方案”。
另外，医疗费用的增长和医疗保险业的兴起促使医院为患者提供有效、合理、价廉的诊治措施。制药业的发展、临床新药层出不穷，特别是出现了多种同一类药或同一种作用机制的药物，也使临床医生面临选择的困惑，而药理学并不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依靠临床试验则可帮助其选择药物。另外，大样本的RCT和荟萃分析等临床证据的出现，使临床医生不得不承认，正确的临床客观证据才是“金标准”。
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发起的轰轰烈烈的“循证医学运动”进一步拉开了循证医学的大幕，标志着医学从经验时代步入全新的证据时代。现在一致认为，临床治疗必须采取已被证明有效的、最佳的治疗措施，也就是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治疗措施，高血压的治疗也不例外。
何谓循证医学
循证医学是以所能获得的最佳研究证据为依据，包括最适宜的诊断方法、最精确的预后估计、最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对多种治疗选择进行分析比较，在此过程中病人参与治疗的选择。而传统医学是以理论推导和个人经验为依据，病人不参与治疗的选择。概括地说，循证医学是以最佳证据为基础的医学，而传统医学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医学。
循证医学的核心思想是，任何医疗决策都应以最新的系统研究结果为主要依据，而不能单凭医生个人的临床经验或依据零星文献的报告来处理病人。其主要方法是对疾病诊疗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进行严格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Meta-analysis），为医学研究和临床决策提供可靠而又准确的科学证据。
Ic类抗心律失常药物氟卡尼（Flecainid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对这个药物认识的转变就可以看出循证医学的重要性。1975年，氟卡尼合成后进行的短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氟卡尼可以抑制>80%的室性早搏和>90%的室性心动过速，是Ic类抗心律失常药物中抗室性心律失常疗效最好的药物。并且于1987年获得美国FDA的批准。但是到了1989年，CAST研究（比较了卡尼和氟卡尼治疗心肌梗死后的室性心律失常的疗效）的长期随访结果表明，氟卡尼治疗组患者的死亡率是安慰剂组的2倍。这一证据否定了当时的共识和推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冠心病患者室性心律失常的处理对策。
因此，可以看出循证医学的重要性在于能显示出实践经验和理性推理不完全可靠。医学干预，不管新旧，都应接受严格的临床评估。淘汰无效的干预措施，并防止新的无效措施引入医疗实践。所有医学实践的决策都应基于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证据之上。
研究现状
近30年来，国内外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对照的抗高血压临床试验，比较客观地评估了抗高血压药物的临床疗效，提高了临床治疗水平。29项抗高血压随机临床试验汇总分析表明，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是预防脑卒中及心血管事件的根本。缬沙坦抗高血压评价研究（VALUE）试验提示，尽早控制血压有利于减少血管事件。高血压伴心血管危险因素者的调脂疗效不一致。北欧心脏降脂试验（ASCOT-LLA）对血总胆固醇≤6.5mmol/L的高血压患者随机用阿托伐他汀治疗3年，结果使冠心病及脑卒中事件减少。该研究认为无论其胆固醇水平如何，均应考虑他汀类降脂治疗。美国高血压心脏发作降脂试验（ALLHAT-LLT）则没有发现普伐他汀对高血压患者冠心病事件的影响。ASCOT提示降压与降脂联合治疗比单独降压或单独降脂治疗可进一步降低心脑血管事件。
临床实践表明，大多数高血压（约2/3）患者需要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降压药治疗，血压才能达标。JNC-7提出，血压比目标值高20/10 mmHg（即160/100 mmHg）, 开始就应当联合治疗。欧洲和中国高血压指南均提出，为了高血压患者的血压达标，大多数高血压需要联合治疗。单药治疗高血压患者的血压达标率仅40%，联合治疗达标率升到60%～80%。联合治疗是降压达标的关键。目前正在进行的有代表性的大规模随机抗高血压联合治疗临床试验包括：1.通过联合治疗-避免心血管事件研究（ACCOMPLISH）：以联合治疗作为高血压治疗第一线药，比较苯那普利/利尿剂与氨氯地平/利尿剂的效果。2.单用替米沙坦或与雷米普利合用全球终点研究（ONTARGET）：比较单用替米沙坦或与雷米普利合用对心血管高危者心血管事件的影响。3.降压降糖治疗2型糖尿病以预防血管疾病的研究(ADVANCE)：比较培哚普利-吲哒帕胺复方片或安慰剂对糖尿病伴心血管危险因素者大小血管事件的影响。2002年全国调查表明，我国人群高血压知晓率30%，治疗率25%，控制率6%。即使在大城市高血压的控制率也仅为20%～30%，这意味着大部分高血压患者的没有规范化治疗，绝大部分高血压没有得到控制。现实告诉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高血压控制率。而联合降压治疗是使血压达标的有效措施。
血压正常高值者是高血压的高危人群，对这部分人群的研究可将高血压的预防战略前移。我国研究提示，血压正常高值（血压120～139/80-89mmHg）者10年后50%成为高血压。我国一组人群研究表明血压正常高值人群心血管病发生危险是正常血压者的1.1～1.5倍。美国TROPHY（高血压预防研究）（入选SBP130～139/DBP≤89 mmHg）用药干预治疗，结果提示卡地沙坦干预组治疗2年，减少高血压发生危险66%。